老田：李锐从逃兵到功臣的华丽转身

这是第二次听说李锐去世了，看起来这一次是真的了。看起来，应该写点东西，去纪念一下这位非法的聪明人。

　　李锐作为亲历中国革命的人物，其一生需要结合革命、毛时代和改革三个时期的表现，来进行盖棺定论。应该说，在参加革命的那一拨革命者中间，李锐不仅是学历高的文化人，还是一个难得的聪明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积累足够的功勋爬上高位。仅仅在毛时代，李锐的聪明睿智和努力，未能兑现为权位，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被边缘化了，这对聪明人而言是不小的打击。在后毛时代，李锐作为最顶尖的非毛化骑手，有发挥了聪明人的睿智，还得到了极大的收益。

　　今天回顾，1980年代的非毛化运动中间，有一批新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其中最为杰出的是五个高官，可以称得上是“非毛化五虎将”，这五个光辉闪闪的名字是：胡耀邦、胡绳、于光远、杜润生、李锐。

　　其中胡耀邦没有啥子文化和思想，但他策划和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按照吴冷西的权威解读是“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向马列主义开战”，但确实是胡耀邦本人，选定了进攻方向并利用手中的权力组织起一个非毛化运动;胡绳作为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长期坚持“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变革要求写党史，毛时代的一切都不符合变革后的基本路线，为此，所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都要重新解释，在胡绳影响力较大的党史研究室文风也最为灵活跟风向;于光远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以“唯生产力论”解释马克思主义(淘汰了以“异化”和人道主义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竞争选项)，同时还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掏空政治”的创新解释，选择按劳分配作为突破口为终结单位制的改革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还对批驳毛泽东的“大过渡理论”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有贡献;杜润生的农村政策研究室麋集了主流经济学家，以美蒋范式对土共建设经验进行总结，不仅催生了中特主流经济学的“权力效益论”学派(林毅夫、周其仁是该派巨擘，核心观点是“合理的权力样式及其起作用的方式是创造效益的唯一源泉”)，还是土共历史虚无主义的正流，至今依然是。

　　李锐不算是意识形态主管官员，他是个人身份杀入非毛化场域并占据一定地位的高高手，长期以毛泽东秘书的身份出现从事非毛化事业。应该说，李锐的社会声望，主要是他以“毛泽东私人秘书”身份，进行各种发言而奠定的。

　　本文主要从李锐在革命年代的聪明性出发，剖析他的光彩人生的最初起点。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生总归有低潮，假如你能够从逆境中间轻易翻身，显然，你的人生肯定会有高度辉煌。

　　我们来看看李锐的逆境翻身奇迹，就知道这个人回归要出人头地的。看看在蒋军追来时，李锐作为《冀热辽日报》社长的李锐，是如何毫不犹豫地轻装并摆脱敌人的，“《冀热辽日报》在承德创刊的时间，与《民声报》基本相同。社长李锐来自延安的《解放日报》，是办报的老行家，而且文采出众。但在延安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没有‘当家’的经验。承德的知识分子也不少，然而他在看法上有片面性。他认为：‘既不懂我们这一套，文化知识也差。’因此在培养和提拔新干部方面，做得很不够。承德撤退时，只带出了2名报务员;编辑、记者3人;行政管理人员2人;厂长1人——都是‘老八路’。工人也寥寥无几，至关重要的是没有拼版技工。途经隆化、围场，印刷设备几乎随走、随埋、随丢，乃至‘全军覆没’。社长犹如‘光杆司令’。复刊的条件也就不复存在。在撤退时，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曾告诫：‘李锐!你如果把机器弄丢了，就不要再见我!’结果损失如此惨重，怎样向上级领导交待?李锐同志面临着一个特大难题。”【于俊沂回忆录《百炼成钢》第八篇：《给朱九思同志的回信》】

　　保命要跑快，全仗行李少，过多的行李有害于保命，所以弃之在所不惜。跑完了，命也保住了，但是，工作却没有办法恢复，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够用带行李跑的那些傻瓜的了。何伟就是一个这样的傻瓜，恰好可供李锐利用：

　　“我同何伟同志共事只不过短暂的一年，但对他的为人体会颇深。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联系群众，事事以身作则。《民声报》曾有三次战略转移，他总是‘退却在后’;遇到艰巨任务，又是‘冲锋在前’。因而受到大家的爱戴，可以说是一呼百应，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冀热辽日报》的部分人员在李锐同志的领导下，于9月下旬到达赤峰，与《民声报》汇合。然而未过两周，国民党又调集重兵，向赤峰进犯。10 月8日《民声报》开始第三次大转移，“北上”林西。天空中有敌机扫射，地上有土匪袭击，其艰难不言而喻。但在何伟社长的精心组织安排下，撤退进行得井然有序，行程200公里，14日60人全部胜利到达目的地。其中老干部5名、战士2名，其余53名都是“新兵”。分布情况是：编采、通联、校对干部10名，电务人员20名，行政管理人员4名，熟练工人17名，勤务人员9名。全套印刷设备完好无损。由承德撤出的《冀热辽日报》的十几名同志，也分别经由赤峰、乌丹和围场到达林西。何伟同志因操劳过度，双目失明了。人们得知后，无不为之动容。这次转移的告捷，为《冀热辽日报》提供了生机。11月14日在林西出版的报纸，虽然仍称《民声报》，期数也接续《民声报》——125号。但报纸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报头下面写明：“《冀热辽日报》、《民声报》联合版”，成为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机关报。领导人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社长由分局宣传部长赵毅敏兼任，李锐、何伟任副社长，李锐兼总编辑，朱九思任副总编辑。李锐同志从此摆脱了困境。由于地区缩小，中共热辽区党委并入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所属《民声报》也随之于1947年元旦改名为《冀热辽日报》。”

　　汶川地震时期，四川教师范跑跑不顾学生率先跑出教师，还理直气壮地说就算是自己的老母亲他也照样会先跑，这引起广泛的批评和差评。相比较李锐而言，范跑跑难怪至今不算成功人士。李锐不仅在蒋军来时，甩包袱先跑，还能够把那些不跑或者拖着包袱跑的共产党傻帽的全部功绩冒领为己有。逃跑不仅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还成为他解放后南下湖南担任高职的起点。跟李锐这样的聪明人一比，范跑跑实在是low。

　　李锐的高明还不仅在于此，他后来用各种方法把被利用的对象撵走，这样，由傻瓜对照出来的“聪明人跑得过快”的结论，在熟人圈子里就消失了。

　　“李锐同志如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在同何伟同志的共事中，学人之长，补己之短，那会相得益彰的。李锐同志是个大才子，对文字的要求极为严格，是他的一贯作风。但对不同的人，也应有所区别，不宜千篇一律。至于何伟同志写的文章，如果没有大的原则问题，以不修改为好。但李锐同志没有这样，也给动了动“手术”。这就难免引起何伟同志的不满。他为此写下了以下几个字：“能用则用，不用则退，不必乱改。”何伟同志所言，也不一定就没有道理。因为他的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写的稿子基本上都是来自亲身的实践。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有所差异也属正常。李锐同志的所为，使何伟同志感到很难一起共事，因而不得不离开了报社。”“对于何伟同志的调出，李锐同志虽曾有过检讨，但似乎未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这从同年三月他给中央宣传部写的《冀热辽日报概况》(见李锐著《热河烟云录》)中有所反映。自从承德撤退后，不论在林西联合出版的《民声报》，或者是后来改名的《冀热辽日报》，其主要的任务都是原《民声报》的同志承担的。印刷设备也是《民声报》的。因此李锐同志写的报告中，理所当然地应该将其包括在内，把《民声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及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以详尽的介绍。然而该文对《民声报》几乎只字未提，且以“《民声报》原负责同志均外出，不能详述”为由，加以省略。这种做法不够实事求是，难怪何伟同志认为受“排挤”。当时李锐同志已经同原《民声报》的同志共同生活达半年之久，将《民声报》的业绩写上，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由于缺少《民声报》这部分重要内容，该报告既不客观也不全面。且令人费解。《冀热辽日报》由“全军覆没”变“重振雄风”，其主要原因是甚末?反复阅读后仍然摸不着头脑，很难设想这是出自李锐同志的手笔。他的这种做法，可能基于避免“喧宾夺主”或为他人“评功摆好”。”

　　“作家宋晓梦写得一本书，名为《李锐其人》。书中谈到何伟离开报社的原因，李锐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业务上对他不够信任，某些工作应交给他，自己却独揽。’”

　　最绝的是，李锐撵走了民生报的傻瓜们之后，在给上级的报告中间，就堂而皇之地写上“不了解情况”，进而把全部功劳归之于己了，把傻瓜们的努力一笔抹杀干净了，这个还不算是撒谎，这是多么的多么聪明啊。

　　李锐作为成功人士之所以能够在逆境翻身而成功，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别人保持下来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法，把相关人士撵走，人家一走，李锐就堂而皇之地在给上级的报告中间，轻飘飘地说一句搞不清楚别人工作时期的状况，整个报告就可以彻底抹杀别人的努力和成就，彻底地把别人的功劳归于零，这样一来，在给上级的报告中间就只剩下自己的业绩了，从这里出发，李锐不仅摆脱了窘境，还积累下功勋，大军南下时期他去湖南就已经是方面大员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成为省部级高官就已经很满足了，但聪明人李锐却不以此为满足，他自负有“总理之才”，还需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去跋涉不已。在湖南期间，李锐已经是方面大员了，在百忙之外还经过数年努力，他首次写出了篇幅最大的毛泽东传记。这本传记如何，为了避免老田自己的偏见，还是看看该书全球最认真读者之一——美国学者施拉姆怎么说吧。

　　左图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本的封面，中图是该书英文译本的扉页，右图是李锐晚年重新修订出版的传记。

　　美国学者施拉姆为这个译本写了导言，施拉姆认为李锐不仅使用“偶像化手法”来写作毛的传记，而且为达到此一目的，还不惜“系统地歪曲毛的活动年表”。(施拉姆著《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5年，第80页)

　　李锐系统地歪曲年表，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美化毛泽东，在偶像化写作中间进行反事实的拔高。李锐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来写一部过渡美化毛泽东的传记，显然，不是为了在毛泽东那里获得差评的。这个写法，与官场中间某些人聪明人的行事规则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有人说在官场中间投机取巧、加快向上爬速度的不二规则是：“以领导的头脑为自己的头脑，以领导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此即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李锐之所以那么写，肯定是从他自己对于毛泽东的判断出发的，这个判断是否靠谱，则有待于检验。

　　文革史学者徐海亮在2006年清华文革会议期间，与李锐同桌吃饭，当面告诉李说：你那本书告诉我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许多年青一代进入文革，是以你笔下毛泽东为楷模的。李锐这么写了之后，确实还有些正能量起作用，至少告诉年轻人不要世故，要有公心。但李锐的当时的反应很有趣，他说：我有罪我有罪。

　　据周惠接受访问指出，当年李锐当年才四十岁左右，“很有才华，又受主席赏识，上庐山时简直意气风发，他也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李锐有此期许，应该是寄希望于毛泽东了，因为没有听到李锐说过其他大官例如朱德或者刘少奇很欣赏他，能够提拔李锐当总理的、同时又很欣赏李锐的人，据李锐多年来披露的信息，应该就只有毛泽东一个了。李锐总是说他是因为水利方面的见识得到毛重视，后文将会分析，这个基本上不靠谱，看起来李锐自认为毛泽东肯定会欣赏他的业绩，关键之关键还是那本偶像化写法的传记，认为由此可以取媚于毛泽东，打开通往总理宝座的道路。

　　李锐要当总理，他就盯住如何获得毛泽东的好感，为此李锐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步大部头毛泽东传记，还不惜系统地篡改毛泽东年表的方式以“偶像化”的手法去写作《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一书，这部书于1957年正式出版了，可惜，这份拍马屁作品未能在毛泽东那里兑现为权位。迄今为止，尚未看到毛泽东本人对这部书的态度，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过，李锐的付出，除了得到稿费之外，没有得到政治上的回报，没有毛泽东的看重，那么他离总理宝座依然十分遥远。

　　虽然毛泽东很吝啬，但是李锐作为非凡的聪明人，却能够自己创造机会和条件。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接见了李锐一次，以听取他对三峡工程的反对意见。完了之后，李锐就自称毛泽东奖赏他“当通讯员”，后来又称毛泽东请他当工业秘书，甚至还在官场流传出来李锐随时可以给毛泽东“上密紮”，想想看，这是多么特殊的地位和权势。毛泽东虽然从未主动给李锐好处，但是李锐“秘书”却能够聪明和创造性地赋予自身以特殊地位。

　　通讯员也好，秘书也好，随时上密紮也好，都意味着毛泽东这位显赫人物进行决策之时，会高度依赖来自李锐搜集的信息，想想看，如果李锐送给毛泽东的决策信息，高度肯定或者否定某官员或某地的工作，那是多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李锐这样的特殊人物，真不能掉以轻心，据说，还有某方面大员送给李锐两瓶茅台酒。

　　李锐自我创造特殊地位的努力过程，是十分精彩的历史与政治事件，这需要另外一篇文章去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