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日记》:伪日记的“代言”与民众狂欢

作者:qxw66  于 2020-5-15 09:1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杂谈|通用分类:网络文摘

我不喜欢的方方《武汉日记》:伪日记的“代言”与民众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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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葱酱 (看更多葱酱的文章,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葱葱蘸酱)

把“我不喜欢”放在最前面,是因为这句话压抑很久了。一开始还没有人骂方方的时候,我只是单纯地读不下去。后来她的日记每天在朋友圈刷屏,转发她日记的有我的同学、同事、老师,这倒也罢了。后来出现了骂方方的声音,再后来出现了骂“骂方方”的文章,我只能更加小心地沉默。

但写文章的人最难忍的就是有话不能说。压抑许久,恨不得把这一句话音量调到最大:我真的不喜欢!

当然,我喜欢不喜欢是无关紧要的,美味佳肴那么好,也未必要世上人人喜欢。所以这篇文章主要聊的不是我喜不喜欢,而是一点思考:方方的日记为什么会火?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把方方日记找来挨着看了一遍,当然有的可能已经看不到了,比如第一次看到有人骂方方日记,是关于一堆手机的配图的。事后大致可知,配图是假,是网友恶意附会,但文字是不是呢?通读了方方现在能找到的尽量多的日记之后,我认为方方不至于恶意夸大事实,更不至于明知是假而继续传播。但方方没有去殡葬实地检验真相,而是选择相信了自己的间接信息渠道,使她的文字未必和事实完全一致——但方方不可能是一位开启了上帝视角,掌握了所有真相、保证自己每个字都所言非虚的真理化身。并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能够信任的间接信息渠道,这样的信任无需向其他人一一证明。生活不是科学实验也不是学术论文,要允许灰色空间的存在,日记是对生活的记录,不是实验记录。

文学的意义也只有立足于个人才能成立。从社会调研的角度,要对某事做评价和估计,必须大范围取样,统计数据,才能得出关于某地区某某情况的判断。但文学不必如此。在整个世界大多数情况下都光明灿烂的时候,也会有很少数阴影中的人,文学可以把他们作为主角,写他们的悲欢而不必被认为是造谣。

但我实在没办法觉得《武汉日记》有文学的色彩,从日记的语言到内容,全无文学的质感。像“真实故事记录”、“偶尔治愈”等自媒体的文章读起来有更多文学的色彩,我与里面的人物几乎能够面对面,我几乎能隔空拥抱他们,这就是文学独有的力量。然而方方的日记却是架空而干瘪的。你可以说这日记是一种随意的书写,所以不用对文字要求这么高。这样的话用在一个职业作家身上不妥。真正的大厨随手做的小餐即使卖相一般,滋味也应该是美的。而方方的日记文学水平之低,读来味同嚼蜡(这真的是切身感受),我不打算原谅,这可能也是一位读者对作者起码的评价权。

而之所以失去了“文学”,倒不一定是因为方方江郎才尽,而是因为方方尽管采用了“日记”这种极为个人化的、具有隐私色彩的文体,记录的却不是“个人”的生活,在写作姿态上,她是一个“武汉人”的代言者。文学的力量在于对“个人”的发现,但要替那么多人发声,在日记里晾晒从其他信息渠道得来的信息,或浏览到的新闻、视频,这日记怎么可能写得有真实的质感?相比之下,豆瓣上的小杭的记录,寥寥数语,锥心泣血。这是被灾难精准打击的个体,留下一地血肉模糊。在方方的日记里也提到了这样的悲剧,但却被一两句话带过,抽象而干巴巴地说,这里好多苦难,仅此而已。

还有一个在豆瓣上写武汉封城日记的人,那才是真正的“日记”。我没有完全看完他的所有文章,但看过的几篇都觉得很不错,至少比方方的日记好很多。我记得一个细节,说他去地下室里找白菜还是酒,灯一开有点恍惚。姥姥平时放很大声音的做操的录音机让大家很嫌弃,而现在大家一起在客厅做操。叙述的语调是压抑的,有淡淡的悲凉,文章非常有质感,读起来有温度有内容,甚至有诗意,我读着他的日记就像走进了他的生活,与他在武汉这座封城里同在。这就是文学的力量:一种有血有肉的在场感的传递。可是方方的日记里缺少了这样的血肉,它飘在“代言人”的姿态里。

谁赋予了方方“代言人”的资格呢?如果是方方“武汉人”的身份,她写自己,就是在写和她一样平凡的、在疫情中默默坚持的武汉人,那能说得通。但我刚才说了,她的日记里其实很少写到自己,写到自己的部分不过是买口罩的艰难,或无心做饭,或是要照顾好女儿,或是狗粮,再或者就是每天的天气。这些内容琐碎倒是其次,在她的笔下实在陈旧而干瘪。被圈禁的生活肯定无聊,但记录无聊也是文学要做的事,譬如《一地鸡毛》。只不过方方的宏愿不在于此。

显然,方方对自己的期待,以及日记的粉丝们对方方的期待,不是作为一个普通武汉人的“体验记录”,不是要通过她的笔来完成某种在场与共情,而是要以知识分子的姿态,以笔为枪地揭露、批判在疫情的风暴最肆虐的地方,被掩盖的黑暗。换言之,这是一个和政府话语相抗衡的“大声音”——其实人间疾苦的呼告,所谓的“负能量”,一线医生们、微博上的网友们已经写了很多很多,但那些毕竟“人微言轻”,而方方是一个有身份的人物,通过她来“扩音”,让那些不被看见的苦难能够被看见,那些憋屈的声音能够被表达——这是方方在日记里给自己的人设,也是大量读者们追随她的出发点。这从本质上不是对文学(作家)的期待,而是对知识分子的期待。

这是唯一一个可以解释她为什么能“火”的理由。仔细阅读她的日记后,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既没有文学价值,也没有信息价值——她的日记里没有额外提供我从其他渠道得不到的信息。关于疫情数据变化、走向的文章,丁香医生的每日疫情播报比她做得更好更全面,关于武汉普通人的生活,那些寻常小人物身上的光和热,自媒体就不说了,官媒上都有很多,关于她自己的真实体验,她写得又少又浅如断断续续的流水账……

如果是关于防疫的科学建议,那我也愿意一听。但很遗憾,也没有。文学和知识分子的门槛是不同的,文学并不需要很多“知识”(沈从文不需要先上大学再成为作家)。但“知识分子”的话语力量不能靠感动、抒情和口号来确立。方方试图以知识分子的姿态来写作,但却暴露了自己不够有知识。如果她回到文学的本职,像下面这样果敢决绝的排比倒很能打动人:

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他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
——方方《武汉日记》

这种描述像是大手笔的速写,跳过细节,迅速地掠过一些最有冲击力、最能说明问题的画面,来呈现疫情的残忍和恐怖。这和我阅读东北大鼠疫的资料中呈现的画面很像。尽管在疫情的规模和死亡人数等方面二者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但文学的好处是它只是写一个局部,局部的相似很正常,毕竟这是瘟疫啊。尤其最后一句,“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我十分赞同。多读一些人类历史上疫情的记录,就会发现人死了和动物死了真的没什么太大差别。疫情开始的时候我私下里悄悄说过这句话,家人不爱听也是自然,但我知道这是事实。轮到我自己,也是如此。可方方哪里能满足只做文学的本职呢?她想站起来演讲。

但因为方方缺少知识,所以虽然她说“我现在经常会唠叨常识问题”,她试图以知识分子立场提出的建议和想法,恰恰没有常识。社会运转的基本方式方法,一些基本的考量在她的思路里完全不存在。比如她建议过把本地的患者用医护人员陪同送往外省,完全不考虑这些患者是要坐大巴还是打包塞集装箱呢?反正救护车用脚指头想也知道不够用。医院里的医护都忙得崩溃,这护送他们出省的医护是从天而降吗?又比如她说到关于被吊销医疗执照的某医生,说这个危急时刻有人能治病就要让人家治,所谓事急从权,也够匪夷所思。她提到过自己的生活习惯是西医看病中医养生,说明她对中医的疗效也并不信任,这时候让一个没有行医执照的人来死马当作活马医?况且就算我支持中医,我也得考虑一下那些有行医执照的中医师的感受吧?莫非行医执照都是发给庸医的?总之政府行为就是错的,可是反着来就一定对吗?如此种种,不必多举例。

当然,她举的一些缺少人道主义常识的例子,也不无道理,比如被困高速的男子,或者是半夜不能回家的农民,基层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手段确实是可以再提高。但她提的解法却很有意思,比如说,找个空屋子让那个农民住一晚,有人看着,不就行了吗?像极了“何不食肉糜”,能住到方方家的客厅去吗?还是应该住到村支书的家里呢?方方真应该去真正的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最好和村支书一起参与一下村里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何不食肉糜”应该可以来概括她的很多“常识”欠缺。这多少有点反讽。因为她写日记的姿态似乎就是书写人间疾苦,至少也应该是一个人间疾苦的“专家”啊。

甚至,她的日记里还写到“只有N95才能防护,普通医用口罩不行”的句子,这已经不是常识的问题,这是完全错了。她的日记有那么多人在读,她被那么多读者所信任,她不能在发稿前稍微了解一下口罩防护的原理和效果再写吗?这能多花多少时间呢?多写一二百字,把这件事讲明白一点,对一个老人来说也许太辛苦了。批评人的力气不老当然是好事,学习的力气也要不老才更可贵啊。

只能说,方方的《武汉日记》拿不起文学的笔,也拿不起“知识”的笔。

除了文学价值,信息价值,文章还能有另一种价值,就是观念价值,或者说,姿态价值。这种姿态一言以蔽之,便是骂政府。这是方方日记唯一的价值,也是众多读者所期待的“大声音”的唯一价值内核。当然,方方的日记里不全是骂政府,也有讲政府做得好的事,但因为方方的价值内核是“骂政府”,所以这些对政府可圈可点之处的赞扬,也就天然地不会被怀疑为夸大的溢美之词,而是实事求是。也许,这是方方的日记令人安心的地方——同样的内容放官媒上,老百姓不信的,但方方讲,老百姓就踏实。从这个角度,方方确实是做了安抚人心的贡献。

关于骂政府,我之前写过文章,《谈论政府话题的起点——分歧与共识》。就这次疫情而言,政府肯定难辞其咎,武汉乃至湖北政府的决策在一开始出现了大问题,以至于我们错过了可以拦截病毒传播的最佳时机。最近病毒肆虐全球,“抄作业”这话频频出现,复盘方方日记的时候发现,她在2月3号就这样写了:

“疫情来了,从它初发及至扩散再至疯狂,我们的应对则从错误到延误到失误。我们没能绕到病毒前面拦截住它,却一直跟在它的后面追赶,尽管我们付出如此规模的代价。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思路并不对症,那么多可参照的前例,为什么不跟着学呢?直接抄个作业也可以呀?可能我的想法太简单吧。”
——方方《武汉日记》

全球疫情肆虐的显示,那么多可参照的前例是很难跟着学的。不同决策之间的博弈当然也不是一个缺少知识的人能够想明白的——“我的想法太简单”,这句话恰如其分。在所有骂政府的声音里,我唯二不能苟同的,一是用文学式的语言来概括现实政治问题,例如草菅人命,漠视生命,粉饰太平之类;二是用政治体制来解释疫情肆虐。我不能苟同的原因是这两种结论都过于不动脑子。第二点已经有现实证据,第一点则很难有明确证据,因为官员没办法割开肚子证明他吃了几碗粉。但官员们不能割开肚子的情况下,我为什么相信他们没有多吃一碗粉,倒不是因为觉得他们是圣人,而是因为明知有难而故意瞒报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我确实相信很多官员是比较蠢,但官至省市级要员至少也要非常谨慎而精明才行。疫情本身无论如何是自然灾害,又不是官员放的毒,有非典前车之鉴(我指的是瞒报拖沓之后被撤职的前车之鉴),官员只要没有收病毒的贿赂,他为什么要有意瞒报?

人们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我们在未知的事物面前会犯错。一种是过高估计,一种是过低估计,恰如其分如果不是偶发的运气,就是痴人说梦。显然这次我们犯的错是过低估计。我倾向于把这件事理解为人们认识事物需要过程,以及政府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缺少经验,以及决策机制有误。在很多医院都没有感染科的情况下,很多医护都不敢说随时爆发传染病就都能训练有素的情况下,政府的懵逼其实完全可以理解。这才是我们要在灾后重建中抓紧去补课的,而不是“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的呐喊。这样的呐喊对于要抒发愤懑之气的民众,十分必要。官员就是得有挨骂的自觉。但方方要试图拿起知识分子的笔,就要先承担学习和思考的重量。

另外,普通人(方方也是一个普通人)之所以对骂政府有这样强烈的欲望,本质上还是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在情感和理性上都不能接受。这是一种“冤有头债有主”的民间思维,它相信任何好端端的人都不能无端端地死——但这其实是太平盛世留给我们的幻觉。有新冠病毒存在,就会有疫情存在,有疫情,就会有千千万万个家庭破碎。死亡人数腰斩一半,也仍是人间惨剧,满城血泪。人们试图用理性去讨论人和自然之间的角力,本质上是一种狂妄自大。也许做对了一些事,可能很多死亡可以避免,但人类从来不是这世界的先知,也从来不能一开始就做对事。以前读胰岛素历史的文章,那教堂外面色惨白命垂一线的孩子们被输入胰岛素后,奇迹般地恢复了血色,从死神手中挣脱了,而在这一天之前死去的孩子们死了就是死了。昨天看埃博拉病毒的历史,0号病人竟是一个2岁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年纪,紧跟着他脚步的是他的家人和整个村90%的住民。他们去哪里讲理呢?

但方方把骂政府作为了政治正确,作为了拒绝思考拒绝探究真相的挡箭牌,作为了自己“代言人”的合法性和高拔于普通百姓的优越地位的来源,我就看不下去。

一群下沉的人们高举着红旗去了。他们在红旗前照相留念。感觉像是到了一个旅游点,而不是在一个苦难沉重的疫区做事。照完相,他们便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他们早就习惯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夸。如果下基层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们上班一样,他们用得着打旗帜吗?
拐点还没有来,人们还在受难,百姓还困于家中,就要如此急切地举着红旗唱开颂歌吗?我还想说:什么时候公务员们前去工作不举旗帜不再合影留念,什么时候领导视察没人唱歌感恩,也没人做戏表演,你们才算懂得了基本常识,才算知道了什么叫作务实。不然,百姓的苦难还有个完吗?
——方方《武汉日记》

其实举红旗照相的人也是志愿者,也是这时代洪流里的小人物。人家做了事情,就像我们在家里做了顿饭要拍照留念,有何不可?重点难道不是他们工作做得到底好不好?拍了照要挨骂,不拍照可能又说政府尸位素餐。骂政府也要讲点起码的道理,不然骂政府也只是换了个对象的骂街。纳税人天然有骂政府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骂政府的声音都代表正确和正义。况且小公务员、小职员不也是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小人物吗?方方就一点不担心自己的话语对这些普通人造成伤害?这恰恰是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对话语上的弱势群体的欺凌。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方方确实可以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社区的工作——实践是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而不是只待在家里接受别人的帮助。她从作家的位置上下来,下凡当一回老百姓,体会一些真实的人间疾苦,也许能再次写出好文学。

方方《武汉日记》价值匮乏、姿态架空却依然能走红,我猜想背后的原因是,虽然方方把“骂政府”政治正确化了,但老百姓确实需要有一个“大声音”来替他们担着骂政府可能的负面效果,他们通过转发、点赞方方的日记获得了参与一场共鸣和狂欢的机会,而他们骂政府的心情确实又比方方更正义、更迫切,这样看来,方方确实是机智地为民执笔了一次。只不过这些日记在未来看来,其意义可能连《伤痕》和《班主任》都比不上(毕竟它们虽然粗糙,却仍然是文学)。

当然,我相信方方并不是故意如此。我从不怀疑方方的善良。只是一个不保持学习习惯的人,已有的知识和观念就会被时代的“通货膨胀”而缩水,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中“被无知”。既有的知识也许未必是错,只是有效范围会不断滑坡(就像存款会越来越贬值)。所幸,方方很多用来骂政府的漂亮言论,比如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尺度之类(我已经不想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这段话,但它确实是很漂亮的文字),用来骂外国政府在疫情防范中的丑态百出也一样适用,从这个角度,我确实觉得,占领制高点的口号再大声也很容易速朽,但文学,哪怕是粗糙的文学,却总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

桑格塔在评价加缪时说过这样的话:“道德美易于迅速衰败, 转眼就化作了警句格言或不合时宜之物”; “这种衰败, 有的在作家健在时就赶上了他! " 洪子诚先生在谈论《鼠疫》时引用了这句话,我想,用来形容方方的《武汉日记》也一样合适。经历过灾难,作家们可能想模仿加缪的《鼠疫》来让灾难给自己琐碎的记录加冕,却完全忘记了里厄医生谦卑而伟大的“我不知道”:

“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无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里厄想说的,就是要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里厄说,“我不知道。”
——加缪《鼠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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