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与中国革命

　　罗素本来是梁启超等组织的共学社请来中国讲学的，张东荪等甚至在一段时间里陪同讲学并担任翻译，所以人们往往把罗素当成他们一派的支持者，罗素本人在英国确实也是有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这种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确实也是梁启超派着力宣扬的。罗素刚到中国时，对中国情况了解不多，确实也说些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之类的套话，被张东荪等借用，比如张1920年12月1日在《新青年》8卷4号发表《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大致就是如此，所以当时比较激进的如陈独秀等人有时把罗素和张东荪放在一起加以批驳。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邵力子当时就说过：“他初到中国时，即被人误解、附会，先闹什么‘保存国粹’的笑柄，后来更被人借他发展实业的话断章取义，做了反社会主义的资料。”

　　罗素在英国虽然是知名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但是经过在中国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在离开中国前夕的临别讲演中却明确的提出，中国不可能走西欧式的道路，反而是类似俄国的道路比较适合于中国，这与孙中山等人经过探索得到的“以俄为师”结论相当接近。首先，罗素认为中国不具备直接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必须经过一个专制的过渡期，这与孙中山的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思路大致相同，罗素说：“中国政治的改革，非经若干年后，不能摹拟西方的模型，采用德谟克拉西的体制。德谟克拉西以为，一国国民是能读书写字且能略具政事知识的”，“若在俄国和中国这些地方，这类条件全都缺乏，人民既没有教育，又不熟悉实业的方法，所以俄国式的手段，是最适宜最可能的。” 其次，罗素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纪律坚强的革命组织，以暴力扫除军阀，建立革新政府，这与孙中山模仿苏联改组国民党，进而实施北伐夺取政权的思路一致。罗素说： “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这一万人必须是正直的，勇敢的，不沾腐败气习的、工作不倦的”，就可以暴力夺取政权，建立集权的政府，强有力地推动中国的发展。

　　无论是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还是与其结论相近的罗素，他们对苏联模式的认可是有限度的，与中国共产党相比有很大不同。首先，他们对政治制度的理想仍然是西方的议会政党式民主，没有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只是在过渡期里要有一段时间的一党专政，但是这个党也不是代表某个阶级至少在理论上是代表全民的。其次，他们反对残酷的阶级斗争，认为虽然阶级之间存在矛盾，但是通过斗争达到消灭阶级是不人道的，主张阶级之间通过谅解与合作缓和矛盾。著名教育家、国民党元老蔡元培说：“共产主义，为余素所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斗争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故马克思所主张阶级争斗绝不适宜于中国也。”总之，这一派的政治思想是在西欧模式与苏联模式之间通过取舍达到某种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