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我的前夫》的艺术谎言

　　王国斌在2007年创作的油画《我的前夫》(原名《青春之歌》)，通过“一丑一美”的人物形象勾勒出当年一位女知青的悲剧婚姻。在表现手法上，《我的前夫》套用了俄国普基廖夫的《不相称的婚姻》的模式，这也是文革中比较常见的绘画语言，如《白毛女》中的喜儿与黄世仁、《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与南霸天。在《我的前夫》中，美与丑的强烈反差挑起观众的紧张神经，使人们不自觉地同情画中美丽的新娘，而她旁边的老土农民新郎则成了令人憎恨的丑恶对象。可以说，王国斌的绘画手法和思想观念仍旧停留在文革时代，甚至是在捏造历史、诋毁农民、误导观众，遮蔽文革浩劫与上山下乡的真实历史。

　　了解知青历史的人一定清楚，在“上山下乡”浪潮中，女知青嫁给农民的现象并不普遍。中国社会自古便有“女不下嫁”的观念，这种传统思想并没有因为文革的“阶级斗争”而完全改变。新中国推行的城乡两极化户籍制度，“一国两民”使得中国农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人格上蒙受前所未有的制度歧视，因此，女知青下嫁农民的现象是非常少见的，即使在为数不多的女知青与农民的通婚案例中，新郎往往是乡村里的“高智帅”小伙，绝不是《我的前夫》刻意渲染的新郎形象。女知青下嫁农民通常有以下几种原因：响应党中央“扎根农村”的伟大号召;因家庭政治成分不得不攀结贫下中农;经不住“高智帅”的爱情诱惑和寂寞难耐的环境作用。即使如此，这些也一概不影响女知青在选择结婚对象时的主导优势。要知道，当时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同破坏军婚一样是严重的政治犯罪，即使自由恋爱也得向上级汇报请示，否则双方将面临一定的政治后果。尽管在表面上知青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他们之间的实际地位是非常悬殊，从知青们享有国家补助的油粮供应就说明了这一点。其次，知青的行政关系不完全隶属地方，各省市专为知青设有驻外垂直机构，地方县和公社设有知青办，插队知青在生产大队又有相互监督的班组关系。因此，农民要将一桩婚事强加知青之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大队支书的儿子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在“扎根农村”的政治号召下，确实出现了一股知青与当地人的通婚风潮，但跟农民结婚的却是少数，更多的是跟当地教师、干部等“非农户口”通婚，不少知青下乡后便转入基层部门工作。从伤痕文学来看，反映最多的情况是女知青在返城和调动关系的过程中，存在被地方干部“潜规则”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性贿赂”关系，能够吃女知青的“软豆腐”绝不会是农民兄弟，恰是决定知青命运的领导干部。王国斌的《我的前夫》的成功之处在于杜撰了一名女知青被迫嫁给一位“老穷土”农民的悲剧故事骗取人们善良的同情心。但是，这件作品不仅抹煞了农民对下乡知青的恩情，而且完全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如果放在三十年前，这个作品也许还可以被谅解，文革结束之初，人们难免在意识上尚未摆脱当时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在今天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赚取卖点而制造一起冤枉农民的历史血案。

　　在中国，由于农民缺少权益诉求的话语权，使他们长期受到制度歧视、精神压迫和物质盘剥。当年下乡知青和下放干部，他们返城后一味儿倾诉自己遭受了多少委屈，却少有为那些对他们有恩的农民们伸张平等的国民权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的伤痕文艺充斥着“青春无悔”的浪漫高调，如今变成一代人的历史情结，他们怀念毛泽东时代，使“女红卫兵”和“女知青”变成充满革命理想的艳情艺术。从王国斌创作“旗帜系列”到“知青系列”均证明了他是个毫无历史反思能力和文化良知的御用画匠，假如他的《我爱天安门》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知青故事，但它不代表《我的前夫》是真实存在的凄美悲剧，它只是革命美术一贯的技巧手段，透过编造历史事实与阶级仇恨实现人心制控的艺术谎言。众所周知，知青下乡不过是政治强人“一错再错”的政治暴行，从“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折腾下来，造成国民经济的大萧条，城市的大量失业青年与红卫兵全国大串联成了严峻的社会危机，中央领导人通过踢皮球手段，把城市失业问题和红卫兵全国大串联一脚踢到农村，并且编织出崇高的革命谎言：让广大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而这一切，在王国斌笔下居然变成是一场农村人玷污城里人尊严的罪恶婚礼。

　　恶劣的艺术总是为了迎合庸俗观众的低级趣味，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黑白颠倒和胡编乱造。从王国斌早年创作“旗帜系列”的《华北地道战》《红色记忆》《旗与誓词》，再到近年绘制“知青系列”的《如花岁月》《让我们荡起双桨》、《青春若梦》，绘画的风格语言完全停在古典主义时代，思想观念上更是没有走出黑暗的中世纪，除了迎合权力的歌功颂德便是讨好世俗的艳情唯美，没有一点艺术的真情和文化的良知。其实，《我的前夫》是一幅摆拍的照片绘画，从人物形态到景物组成都显得做作别扭。一个外貌光鲜的城市女孩，除了她身上那套褪色军装之外，看不出她有在黄土高原上生活过的气息，她几乎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同一位农民老光棍领取了结婚证，甚至旅行包都来不及拎进屋便匆匆忙忙、别别扭扭地跟农民老土夫婿一起拍“结婚照”。可是，不论“上山下乡”政策有多么错误，但政府还没有“荒谬”到把女知青分给农村老光棍当老婆的地步。尽管那是个“一穷二白”和“死水一潭”的大集体年代，但别说大队支书家儿子，就是普通人家儿子三、四十岁娶不上媳妇也是不多见的事情，因为那个年代的农村根本不缺女人，除非严重病汉是例外。令人费解的是：一身红卫兵打扮的女知青，她注意到佩戴主席像、手捧红宝书的每个细节，竟然脚上穿一双绣花鞋在窑洞前摆拍“结婚照”，这未免太低估了女知青的政治觉悟。可见，《我的前夫》整个是胡编乱造而不值一提的低劣作品。

https://news.artron.net/20201222/n6239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