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广西文革天坑杀人案

公社医师唐富坤支持黄天辉的决定。他表示，地富子女也“要一扫光”——“人不断根必有祸，草不断根必有生。”

大队治保主任杨隆义提出质疑：“我们做事要讲政策、讲策略。”他再三问黄天辉，屠杀地富是不是上级的决定？现场，杨隆义的质疑得到了民兵干部唐甫元、党支部委员黄于祖的支持。

迟疑很快遭到了压制——“其余的地富子女给你们管，你们管得了吗？”黄天辉呛声道，“哪个不同意，就是和地富有联系！”

此时，唐甫元再次请求黄天辉请示上级。

“我区里开了会，难道这点不晓得，一切由我负责！”黄天辉一口回绝。

黄天爱说，“有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的，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的，杀了不好，会引起动乱的。”

干部们遂主张区别对待，最后定下标准：和地富家联姻的贫下中农男女不杀；娶了贫下中农女子的地富家男子要杀；嫁给贫下中农的地富家女子不杀——酣睡的唐家美、唐映翔就这样逃过了大屠杀。

接下来讨论行刑地点。大宅村民兵营长王光裕建议，将地富们丢入黄瓜冲天坑——那是一片险恶之境，在当地有“无底洞”之称。小时候，唐映翔与爸爸一同去附近犁地，“石头丢下去，它（天坑）哐啷哐啷地响”。就在坑杀的五年前，李太兰还记得它“吞掉了”两头牛——天坑由此成为村民心中恶的象征。

零点将至，黄天辉向干部们下达最后通牒。“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了消息，就接受地富一样的待遇。”这场会议记录在1987年5月的《全州县“文革”大事件》中，至今被大陆官方视为机密，遭到封存。今年5月，端传媒通过身在美国的宋永毅获取了这份文件。

会议结束，已是凌晨两点。杨隆义统计被丢坑的地富名单。以村为单位，黄天辉分配杀人任务，沉浸在即将到来的屠杀狂欢中的干部们宰猪、加餐。

黄天爱找了借口回家睡觉，“那是杀人的事，犯法的！”他向端传媒回忆。但直至清晨六点，他都未能入眠。

而此时，酣睡的地富们并不知道，他们已被强制推进了生命的最后一夜。

三江公社大队会计黄天爱。 摄：许炀阳/端传媒

5. 坑杀

“慢点儿，等我打一枪再推嘛。”

傍晚六点，9名队员们全数抵达洞底。沿着斜坡，队员们走向最深处。阿牛忽然叫起来：“哇，这么多！”眼前，数十根白骨从泥土里露出：成排的牙齿、背骨、腿骨、胸腔骨......混着青草味、扎实地嵌在土里，仿佛刺入历史的细长铁钉。

“原来这里有个洞！”斜坡尽头，阿牛又有发现。他旋即招呼队员们过来，翻查地图。“那里原本有条地下河。”阿牛分析，如果被丢下去的地富们没死，或许可以从这里逃生。

这个猜测旋即被推翻——洞口被很多砸下来的碎石堵住了，“或许是石头坠落后，被水流冲过来的。”阿牛猜测。

尸骨遍布的场景揪住了队员们的心。在洞口，裸露于湿土的尸骨越来越多，“光露出1米厚的粘土就全是骨头”，阿牛说，下面或许更多。

老唐走上斜坡，张开双臂，平躺在尸骨上，“原来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躺在这里，望着上面的光，却上不去了。”老唐感叹，“好绝望啊。”

1967年10月3日凌晨两点15分，第一波剧烈的踹门声冲进大宅村。从梦中惊醒的村民以为是“日本鬼子杀回来了”。但当他们发现是民兵后，却更加胆怯，“不敢出声，不敢动。”

那一夜，抓捕行动持续了三个小时，打斗声、哭号声、惨叫声此起彼伏，弥漫了整个村落。同一个时间，三江村、桥头村、东江村、宅乐坪村也相继展开抓捕。

唐家美说自己那晚睡得特别沉，没听到任何声音。不过，这个陈述遭到女儿刘俊香的质疑。当晚，刘俊香也被剧烈的撞门声惊醒，她起身看到母亲在被子里翻来覆去，“声音太大了，她根本不可能睡着”。

村民刘满军（音）听到外面的求救声，他躲在瓦房的窗口背后，双腿发抖，狠劲儿地捂着嘴，却捂不住“砰砰砰”的心跳。

今年73岁的唐映翔是唐家美的侄女。 摄：许炀阳/端传媒

三点多，唐映翔循着撞门声出去救人，却发现家门口站了两个民兵，门也贴上封条。“你根本出不去！”不敌恐惧，她又将身子缩回去了。

不断有地富们被牵出家门。他们的左右肩被民兵用牛绳各绑了两次，双手反剪，腕关节也打上死结了。当晚参与抓人的唐云洪向端传媒示范起抓捕动作：“这样他们才不容易跑啊。”他笑起来。

天蒙蒙亮时，被捆绑的地富们被丢在各村公堂前，下跪。

透过窗户的洞口，刘满军看见“一共30多个，脸上都没有表情”，“没有人哭，也没有人闹”，只听到民兵不停地辱骂。

不久后，历经彻夜抓捕、辱骂、殴打的地富们被悉数推上石板路，埋着头，一个接一个，连成一道近百米长的队伍。没有一个村民敢出来营救，当年只有10岁的村民唐礼成（化名）目睹这列纵队在村尾的转角处消失。“我们太小了，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今年4月，在村民的带领下，端传媒重走这条“死亡之路”——它和50年前一样荒草满地，行至高处，石板路宽不足半米，若人不慎踩空，便跌入百米下的山林。

1967年10月3日下午两点过后，第三次抓捕行动在下亩田村爆发，唐顺福正与父亲从山上割草回家，撞上30个民兵冲进村里抓人，捉走了4户地主、4户富农。他吓到腿软，以为全国都在抓地富了，“以为是毛泽东下的令”，“那是毛泽东决定的！谁敢救？！”他说。

下亩田村的地富后代唐幸林（音）拼命挣脱绳索，奔向山下数百米外的平地。但跑到一半，民兵还是追上来了，在黑葱塘岭的水塘，将他包围。令唐玉才至今无法理解的是，唐性林没有投降，而是冲破了他们的封锁，奔向百米外的水潭，纵身一跃。

这一举动并未激起民兵们的同情。唐玉才说，唐幸林无论如何都要死——“他活下来了，知道你要杀他，还不杀死你吗？”他说。

10月3日下午，黄天辉再次下达屠杀令。一些入赘到外地的地富子弟亦未能幸免。根据全州县的文革档案记录，三江村的蒋能奇入赘黄龙公社弄岩村，当天返回公社捡药，被民兵发现后，丢入坑内。第二天，民兵们又将在零陵羊岩头和长家湾入赘的地主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一并坑杀。

在10月3日清晨，黄瓜冲村村民李清连（化名）看见了缓缓走来的队伍。“他们五六十人，男男女女，孩子骑在大人身上，没有哭，没有闹。”一个中年男人从队列里走了出来，蹲在水潭边，捧水洗把脸，又自觉回到队列中了。李清连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跑啊？”

清晨六点半，地富们身体挨着身体，站在天坑边，乌压压一片。民兵给出两个选择：要么主动跳入坑内；要么遭到一顿暴打后，再被推入坑中。

蓄积已久的绝望终于爆发了。

大宅村唐家美家附近，村民们正在谈论天坑杀人一事。 摄：许炀阳/端传媒

大宅村地主刘香元首先跪在天坑边，哀求道，倘若他主动抱着一个孙子跳坑，是否能换取另一个孙子的生存权。另一个地主唐老金也向黄天辉求情，如果他抱着1岁的孙女跳下去，“能不能把我孙子留给我媳妇（贫农出身），他没有罪。”

这些请求都被拒绝了。

当地民办老师蒋鸾莺掏出毛主席语录本：“你们这样做，有无这样的政策？”

“谁管你政策不政策，不给你讲话。”黄天辉回呛道。她很快遭到一顿暴打，也被民兵推下坑中。

民兵们甚至饶有兴致地品尝着嗜血的滋味。宅乐坪地主王绍荣快被推下坑时，被民兵杨雨生叫住：“慢点儿，等我打一枪再推嘛。”他撑起枪杆，将王绍荣顶入洞内。

人们声称没有听到哭喊或求救。家住在距离半山100米的李太兰笃定地说：“那天我去镇上教书了。没看到。”距离天坑不到百米的村民李天夫说：“我们哪里听得到，都在睡觉呢，这是三江大队的事。”

坑杀爆发的第二个下午，消息传到了县城。李太兰回忆，“是县里下了文件，叫他们不能再杀下去了”，屠杀才被遏止。

但为时已晚。据官方文件记录，这场屠杀共夺走了76名地富及子女的生命。其中，在1950年后出生的、彼时尚不满18岁的共31人，最小的不足一岁。最多的一户共有9人被坑杀，逃亡失败的两人中，一人上吊自杀，一人投河自尽。

6. 平反

“赔了钱就好了，他们还想怎么样！”

探险结束两年后，老唐还常常在午夜梦回时想起那些散落的白骨，“那是人性的恶啊，几乎是最恶的一面了。”

坑杀后的第一天，老人的哀嚎、小孩的尖叫、女人的哭喊……混杂着从半径五米的洞口散出。李太兰把自己锁在家中，三天三夜不敢出门。

恶心，是大多数村民事后提到的生理反应。坑杀当天，唐玉才吃不进饭，头也昏昏沉沉，“吃什么吐什么”——激烈的呕吐持续了整整四天。

洞内的声音在第三天渐渐转弱，老人声最先消失，小孩的哭喊也随之绝迹，空旷的洞内，只飘散出年轻女人的哀嚎。

一个星期后，哀嚎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浓烈的臭味。黄天顺那时在邻县做木工，每天经过天坑，他以为附近有蛇死了——“那是蛇死后腐烂的臭气。”一个月后，气味变成“死了1000条（蛇）”。

村里集结了20个年轻汉子，搬来一块百斤重的巨石，尝试用它封住洞口，更重要的是，“不再让人作恶了”。

石头落洞，被激荡的气味反而越来越浓烈——它们穿过树干交叉形成的封锁线，飘散到方圆十几米。“那是来报复我们的。”李天夫想。

黄瓜冲村村民李天夫。 摄：许炀阳/端传媒

坑杀之后，村民亦渐渐修复起是非观。一些村民记起了那些被丢下的小孩：“奶都没吃够，（他们）有什么罪？”另一些，则诅咒起施暴的领头人：“民兵营长黄天辉不被雷公打，也要被老虎吃！”

在200多人的大宅村，鲜少有人说得清那场屠杀是如何爆发的，又如何搅动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只记得，曾经历过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失去了几十个朝夕相处的邻居，没有更多了。

唐家美坦言，坑杀之后，她从未到黄瓜冲附近探听过亲人们的下落，“你看什么？去了连你都要杀。”失去了至少5个亲人的唐映翔也说，“你去看，他也活不了啊。”她只希望，以后“好好活”。

1984年，全县成立处理文革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彼时毛泽东已于七年前逝世，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轰然落幕，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推动下，全国陆续开启文革冤案平反工作。当年秋天，全州县抽调出300多个年轻干部下到农村走访。据宋永毅记载，整个广西参与平反的干部数量高达10万。

“遍地都是冤案。”参与当地平反工作的王德佳记得，他们本来暂居在农民的牛棚，“冤案太多”，县里又分拨了几批干部，牛棚很快住不下。

调查中，干部们并不接受村民的随意指控，而是教导每一个人 “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栽赃，什么又是证据”，帮助他们渐渐纠回那颗偏离正轨的心。

1984年，政府开始为受害者提供赔偿定案，以每条人命200元为最高赔偿标准。唐映翔家被坑杀三口人，她母亲从干部手里接过600块。“那是很大的数字了，就像现在的几千。”王德佳说。

可就连赔偿也略显随机。“我半毛钱都没拿到。”唐家美恨恨地说，那些年，“根本没人查，没人问。”

根据端传媒了解到的多方说法，一些钱也并非掏自政府的腰包。三江大队公社医生唐富坤曾因一句“人不断根必有祸，草不断根必有生”，被罚了500块。唐玉才因曾被派去湖南追捕地富，被政府追缴了50块钱。他为此借了6户邻居的钱，背上“巨债”。

但是，“这不是政权的犯罪吗？”王德佳反问道。

黄瓜冲村村民李太兰和曾参与文革平反的干部王德佳向天坑下探望。 摄：许炀阳/端传媒

在宋永毅看来，罚款也映射出毛泽东时代的统治术——土地革命时期，为让底层群众相互牵制，毛泽东挑动群众斗群众；文革后，策略转向“挑动群众斗干部”；平反则是“挑动干部斗群众。”“只有底下斗来斗去，相互牵制，上层的政权才能稳固。”宋永毅说。

权力是突然蒸发的。坑杀的第二年，和所有民兵一样，唐玉才被政府缴了枪，撤了职。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割了草，捐了地’，国家不要你了呗。”

他不明白政府当年“怎么做得那么绝”。平反那些年，政府的人“每天来，每天来”，逼他供出参与坑杀的民兵，“把我搞得要死。”“赔了钱就好了，他们还想怎么样！”

平反始终没能攻破民兵合力编织的防御。“根本没人说。“唐映翔记得，“所有的罪名都让黄天辉背下了。”而交易很明白——为了报恩，民兵们每人凑了200块，将黄天辉遗留下的16岁儿子养大成人。

同年，平反工作也草草收了场。在王德佳的记忆中，它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在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每个受害者家属领到一张协议。协议写道：“过去的一些不实之词，现在予以推翻，对其名誉予以平反。”“就这么格式化地结束了。”王德佳叹了口气。

而这段骇人历史，亦在官方县志中被轻描淡写，仅仅留下了73个字。

记录在全州县志中与文革天坑杀人有关的73个字。 摄：许炀阳/端传媒

如果有什么变成了永恒，那就是忠诚。

唐玉才至今相信，若不是毛泽东，他不会改变命运。“毛泽东是我们的大救星。”接受采访的那个午后，面对着毛泽东的画像，他细数起毛的恩情——他本来平平无奇，一无所有，凭着闹革命和毛的“平均主义”，才分到大片的土地、宅子，挺过大饥荒。

唐玉才家的客厅中央，至今挂着毛泽东画像，金光闪闪的头顶，上书三个大字——“红太阳”。今年冬天，发现画像褪色，他搭车到40公里外的县城，买来新的换上，继续感受“红太阳”的照耀。

赔偿并没能抚平受害者家属的创伤。王德佳记得，1984年，要求讨回公道的家属越来越多，当地信访局几乎挤爆了人。“家家户户都有冤死的人。”

上访的人数实在太多，为平民愤，1985年5月，在当地人民法院裁定下，黄天辉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

三江村村民为黄天辉建的无字碑。 摄：许炀阳/端传媒

“这根本不公平。”黄天辉的堂哥黄天耀说。遭到枪决后，政府的人用一台拖拉机，把黄天辉的尸体拉回来。“他妈的，就丢在了路边。”黄天耀恨恨地说。

“没有政府的允许，天辉敢杀那么多人？”黄天耀说，“妈的，把人用完就宰了。”但他们不敢质疑什么。兄弟们把黄天辉的尸体小心地抬回了家。在黄家大宅，族人为他治丧，按礼数设宴，丧歌悲怆，缭绕村庄三天三夜。

家人们在立碑时遇到了难题。“他做了这样的事，写什么好呢？”黄天耀说。毕竟，连黄天辉的儿子黄明桂也觉得，父亲的死“罪有应得”——“他杀了那么多人，难道不偿命吗？”如今年近70的黄明桂是当地有口皆碑、老实巴交的农民。关于父亲的事，他不愿多谈，话末挥挥手，转身走向了农田。

在桥头村的后山，一座无碑墓破土而出。墓前是垒起的几块花岗岩，顶上散落着清明扫墓时留下的纪念物。同年，黄天辉的死讯也成为村里的禁忌。唐映翔记得，村干部很快下令，禁止任何人提及、讨论。“哼，以为我们就这么忘记了。”

那一年，渐渐有受害者家属为死去的亲人立碑。拿到补偿后，唐映翔和母亲找了个尸工（编注：当地对祭师的称呼）为父亲唐家清请魂，又为他修墓，600块的补偿所剩无几了。

请魂那天，唐映翔跪在天坑前给父亲磕头，尸工在一边念咒语。有那么一瞬，她想起不堪的童年——土改刚刚完成，贫农常常到地富家里抓人做工。她是家中最小的女孩，父亲不看重，把她送去贫农家给人蒿草、守猪圈。但她才8岁，根本守不住，打开栅栏，猪一个个地跑了。她害怕得躲上山，几天几夜没回来。但父母也没去找，直至邻居撞见，才被母亲领了回来。

回家后，被贫农严厉训斥的父亲将她一顿暴打，并坚持要送走她。唐映翔搂住柱子的双手被父亲用劲儿掰开，前后抵抗了三次。父亲拧不过，才把她留下。但怨恨也留下了——“他简直不是人啊，恨他恨得要死。”

“但能怎么办呢？”替父亲修墓后，她每年清明都上坟、烧纸、供酒。

五十年后，三江大队的民兵大多已故去，大宅村尚在世的民兵仅剩下唐云洪。坑杀当天，唐云洪将人悉数押至执行地，发现漏掉了个一岁半的孩子。黎明前，他一路小跑，把孩子也抓了过来。

民兵唐云洪。 摄：许炀阳/端传媒

唐云洪79岁，终身未婚，无子无嗣，靠砍柴、种地度日。在近年如火如荼的“扶贫攻坚战”运动中，他有幸被划入国家社保体系，成为一名“五保户”（编注：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每月可以收到政府派发的200块。

他曾有过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那年他26岁，天坑杀人刚刚结束，村里的干部为他在附近的哑鼓岭村寻了个招亲的机会，他拒绝了，因为干部要他出让在土改中分到的宅子——那曾是唐家美的家。

这座宅子如今成为他毕生的最大财产。房檐处，是当年闹革命时留下的五个大字——“要斗私批修”（毛泽东于1967年视察文革成绩时提出：斗私，即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的“私心”作斗争；批修，是利用上述理论去反对修正主义，与共产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当权派作斗争）。屋内，倒塌的墙壁和东倒西歪的桌椅上长满了青苔。

伴随困顿生活的，是如影随行的指责。“他杀死过一个一岁半的小孩”、“就是他，小孩都不放过”......提及唐云洪，大宅村人大多这样介绍。但他似乎已忘记那个夜晚了。在数次回忆中，他坚称自己从未到场参与屠杀，“我好像在大队守粮食。”他挠头笑笑。

本文参考资料：

宋永毅，2016年，《文革机密档案——广西报告》，明镜出版社

中共全州县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1987年，《广西全州县“文革”大事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84）刑二复字第28号

全州县志办，2016年，《全州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

《炎黄春秋》2014年第一期

罗四鸰 ，2018年，《专访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唯有甄别史料真伪，才能认识文革的实质性》，端传媒

谭合成，2010，《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天行健出版社

感谢王德佳对报导提供的采访帮助。

应部分受访者要求，名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