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不准”的康生{《康生年谱》序一}

提起康生，说实话当年在我还是“毛粉”的极左少年时代就曾对他有过恶感。那时我对党史几无所知，但1968年7月25日凌晨，“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当时我所在的广西四二二一派被血腥镇压，北京的首长们也对赴京代表严厉斥责。其中康生火气尤大，他说柳铁一中几个学生写的《今日的哥达纲领》是反动文章，而且还潜藏有大阴谋。当时他责问那个学生：“你看过哥达纲领？”学生结结巴巴地说看过《哥达纲领批判》，康生厉声喝道：“我说的是《哥达纲领》！”那学生吓得不敢再辩。康生便咬定该文不是中学生、而是背后的“黑手”捉刀写的。

当时看到这个接见纪要我就很不解：文革前的“国际共运史”宣传使“哥达纲领”的典故广为流传，我那时不仅没见过“纲领”，也没读过马克思的“批判”，但早就知道当年马克思支持的爱森纳赫派在哥达会议上放弃原则，与“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宣布联合，发表了这个“纲领”。马克思认为这是右倾妥协，写了雄文《哥达纲领批判》予以谴责。从此“哥达纲领”便作为“无原则妥协”的典型而在信仰马克思的地方臭名远扬。我这个初一“新生”都知道的事，柳铁那些高中生受此启发，认为当时区革筹要他们这些“造反派”与“保守派”联合，就是“今日的哥达纲领”，这有何奇怪？你康生可以说这篇文章错误乃至“反动”，但说没看过《哥达纲领》就写不出此文，没道理嘛。那些极左学生读过马克思的雄文，把“造反派”向“老保”妥协类比为当年德国“左派”向“右派”妥协，这与他们读没读过“纲领”原文有何相干？没看过“纲领”原文就做不出这种类比？

后来我真读了《哥达纲领批判》，就更加惊讶了：马克思此文还真是特别，他不仅仅是批判了“纲领”的主要观点，还加引号逐条引用了《哥达纲领》的全部条文，正如全集编者所言，这是“逐字逐句”的批判。实际上等于把这份本来篇幅就很小的纲领原文再登了一遍。读了《哥达纲领批判》却没有读到《哥达纲领》，这怎么可能呢？而康生的呵斥反倒令人怀疑：这位共产国际培养多年的理论家，中国1960年代“反修”意识形态斗争那么多大块文章的组织者，他自己真正读过马克思的这篇“经典”吗？怎么连《批判》已经全文引录了“纲领”都不知道？

当然我并不认为康生的理论水平真的差到这种程度。我想他不过是信口开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了。就像后来他毫无根据地指责云南省领导人赵健民：“我凭40多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你对毛主席对党有刻骨的阶级仇恨。”……

近年我在德国参观过前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这是全欧、可能也是全球最大的纸质“黑材料”库，十几栋大楼堆满了档案，40%的东德公民在其中有专项案卷。包括临时线人在内的“包打听”据说多达两百万。但是斯塔西手中如此之多的黑材料固然令东德人人自危，当局实际动用这些材料来整人却相对不多，与中国相比甚至可以说极少。相比康生这种不用任何材料就能“凭40多年革命的敏感”置人于死地的辣手，斯塔西的效率未免“太低”。而同类体制下的秘密警察，德国人的缜密罗织和康生的信口雌黄大异其趣，这是否也算是某种“文化差异”呢？

但是读了余汝信先生编写的这部《康生年谱》，也使我深感人性的复杂而多面。康生儒雅饱学，讲道理的本事并非没有，有时他也通情达理，解脱了不少人。把他看成妖怪显然是不对的。尤其是他晚年临终时，突然向邓小平、周恩来，并通过王海容唐闻生等向毛泽东检举告发，称江青、张春桥两人都是“叛徒”。康生这是所为何来呢？我过去也很奇怪此事，并注意到康生夫人曹轶欧暮年接受采访时，曾否认有过这一检举。（1）

然而现在读到《康生年谱》，了解到更多的材料，知道这检举确实是有的。但是《年谱》属于系年资料长编，不是传记，更不是评传，并不能解答康生何以这样做。余汝信先生穷搜史料，把迄今能够见到的关于此事的资料都收到一起，为下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这已经是很大的贡献。

现在我们都知道，尽管江青张春桥做了种种坏事，但说他们早年就是“叛徒”却并无根据。而康生尽管是特工专家，从上文可知他其实是重“敏感”甚于重材料的。何况举告江张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完全不在工作状态，已经不可能挖到什么新资料。关于此事捕风捉影的信息应该都是他早就知道的。但他几十年来一直不讲，文革期间还一直与江张二人，尤其是与江青和中央文革紧密携手保持高度一致。就在三个月前江青就“风庆轮”事件发难时，他还在病中表态“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现在这是怎么啦？

要知道江青、张春桥非比寻常，一个是毛泽东夫人（而且是毛唯一的“政治夫人”）和发动文革的代理人，一个是毛的文革心腹和毛理论的最后阐释人。江、张比“四人帮”中另两人对毛的重要性高出不知多少倍。只要毛不死，搬掉他们的难度要比除掉看似位高权重的刘少奇林彪甚至周恩来都还要高。当然，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全系于毛泽东的恩宠，而且为此得罪了太多的人，所以只要毛一作古，他们的地位也比一般前朝旧臣要危险得多。

康生多才多艺聪明透顶，他是特工专家、意识形态专家、党际关系专家，甚至还是文物鉴赏家和笔墨丹青高手。但实际上，他一生最擅长的还是见风使舵。他早年在上海搞特工，与周恩来和上海中央“白区党”系统生死与共。接着在莫斯科与王明搭档，成为典型的“国际派”。和王明一起回国后，却又成功地反戈一击，甚至说出“‘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这种一杆子打翻一船人的话。后来他紧跟毛泽东直到病入膏肓。而从1960年代起，他在国际“反修”、国内文革中都风头大盛，登上了他人生的巅峰。

而在此次告发江张前不久，邓小平重新得势，毛泽东于1974年底第一次批评“四人帮”。在康生自知不起之时，也明白周恩来、毛泽东也将不久于人世。以他“40年革命的敏感”，他或会想到毛死后江、张是很难善终的。也许他审时度势，希望在临终前再赌一把吧。

但他临终的这一跳槽并不成功。或许他没想到自己身后毛比周还是多活了几个月，而且批评归批评，毛泽东还是为保江张而再度打倒了邓小平。康生的临终揭发没起任何作用。后来毛身后江张终于倒台时，也没有人还记得他这一“功劳”。反倒是由于他作为“中国的贝利亚”伤害的人太多，遭到文革劫后余生的掌权者掘墓鞭尸，最后他与他临终揭发为“叛徒”的江张等人都被扫进了同一个“反革命集团”，一并受到了世纪审判。

但是如果天假以年，他能够活到毛泽东、周恩来身后，又会怎么样呢？

康生既然号称“中国的贝利亚”，我们就来看看本来的贝利亚又如何吧。苏联斯大林时代晚期的特工首领拉夫连季•贝利亚，倒是活到了他们的领袖斯大林死后。他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结成三驾马车集体领导，也是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但是仅仅3个多月之后，贝利亚即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捕，随即被处决。

此后在长达近40年间，人们都认为他是作为强硬的斯大林分子，被害怕这种强硬的同僚干掉的。文革时期在中国，赫鲁晓夫干掉贝利亚曾被认为是“修正主义阴谋第一步”。文革以后也仍然有人把斯大林死后贝利亚的倒台，与毛泽东死后四人帮的倒台相提并论。但苏联解体、档案公开后人们发现恰恰相反：贝利亚居然是斯大林死后第一个要搞“非斯大林化”改革的人，而且幅度之大令人吃惊：

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去世，3月13日，贝利亚便发布《关于成立侦查小组重新审理特大案件》等多个命令，并且释放莫洛托娃等人。17日，提出《关于移交苏联内务部一些单位的报告》。21日，又提交《关于重新审议1953年一些基建项目的报告》，《关于重新审理控告苏联空军和航空工业部前领导人案件》命令，从军队国防系统开始大平反。很快他又开始复查医生案件、明格列尔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等重大案件，并着手平反。还把反对平反的一批人撤职，包括前国安部长、刚升迁中央书记一个月的伊格纳季耶夫。

3月25日，贝利亚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修改1953年建设计划的决议草案》，并开始市场化尝试和机构改革。他重组了MVD并大大减少了其经济权力和刑事责任。“北极铁路”等一批耗资巨大的建设项目被废弃，剩余的工业企业隶属于其他经济部。

贝利亚大幅削减格伯乌-古拉格职能，3月26日提交《关于实行大赦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28日，提交《关于移交劳动改造营的报告》，要把劳改营和劳改队由苏联内务部移交苏联司法部。很快又下令关闭一批劳改集中营，并规定一般拘留期不得超过5年，儿童、怀孕妇女和老人、绝症患者立即释放，据说涉及数百万犯人。4月4日，贝利亚发布《关于禁止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制和体罚措施的命令》、《关于重新审理苏联公民被强制迁出格鲁吉亚案件的命令》，5月20日，递交《关于立陶宛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在同民族主义分子地下活动作斗争中存在缺点的意见书》。6月15日，提交《关于限制苏联内务部长下属特别委员会权力的报告》，并起草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相关决议，制定了大幅度削减该“特别委员会”权力的条例草案，等等。

贝利亚还要改变外交政策与西方搞缓和，并主张恢复苏南关系。他通过内务部渠道同南斯拉夫方面秘密接触，后来搜查他的办公室时发现一份致兰科维奇的信，信中表示可举行一次他与铁托的秘密高级会晤，地点可以是莫斯科或贝尔格莱德。

鉴于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糟糕情况，贝利亚考虑给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国家自治的特别前景”，可能类似于东欧卫星国。谈到东德，贝利亚认为“它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是一个只有靠苏联军队才能存在的政权。”他甚至主张为恢复与西方的关系可以考虑放弃东德，以换取马歇尔计划式的援助。6月2日，《关于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形势健康化》的决议通过，该决议草拟时莫洛托夫建议写上苏联反对在东德“强制”共产主义化，而贝利亚则指示删除“强制”一词——他干脆不认为东德有可能搞共产主义。这样的政策改变在东德引起巨大反响，导致发生六一七事件。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人无法容忍，终于决定消灭贝利亚……。

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几乎难以置信：这简直与“五七一工程纪要”有一拼，这哪里是什么四人帮？几乎就是戈尔巴乔夫的前世啊。

档案表明，正是赫鲁晓夫说服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等，为了维护斯大林体制搞掉了贝利亚。但到了1956年，也正是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做了贝利亚没做成的事！而正如“九评”所云，赫鲁晓夫曾经是斯大林崇拜最突出的鼓吹者，大清洗最严厉的刽子手，也是斯大林最信任的人。——这真是“凡事皆有可能”啊。

贝利亚如此，“中国的贝利亚”呢？《康生年谱》的材料显示，最早想搞掉“四人帮”（虽然只提到江青与张春桥，但谁都知道，没了江、张那王洪文和姚文元还能存在？）的，不是华国锋也不是叶剑英更不是邓小平，恰恰就是令人生畏的特工高手康生！他想通过揭发“叛徒”让毛、周搞掉江张，虽然没有成功。但如果毛、周去世后康生仍然活着而且还有政治能量，你想他会罢休么？看看《五七一工程纪要》，想想贝利亚吧！

当然，“贝利亚改革”档案的公布并不能洗掉斯大林时代贝利亚杀人如麻、道德败坏的劣迹，康生告发（由于现在看来并无“叛徒”实证，甚至可以说是诬告）江张也不能掩盖他过去助纣为虐整人无数的恶名。更何况说他如果多活几年就会像贝利亚那样行事也没有史证意义——只能说没法排除这种可能而已。他的历史地位不会因这种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改变。但是在方法论上这却是一个问题：这种体制下根据一个人的过去能否推测他的未来？而这种体制本身的未来又是否能够推测呢？

我曾提到过“苏联式国家的‘测不准原理’”：根据贝利亚的过去谁能想到他会做出档案披露的那些事？而贝利亚能想到杀了他的赫鲁晓夫会做他未及做的事吗？

东欧历来是坐着苏联坦克回来的“侨苏”派整治各党“国内派”以保证对苏效忠，匈牙利在拉科西、格罗倒台后赫鲁晓夫起用纳吉，除了纳吉符合他非斯大林化的想法外，也是因为纳吉不仅属于“坐苏联坦克回国”者，而且他侨苏长达17年，超过包括拉科西在内的绝大多数东欧的亲苏领导。赫鲁晓夫认为他既赞成自己的“修正”，又绝不会反苏——但恰恰是纳吉，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以前东欧唯一一个宣布退出苏联阵营的自由化领导人。

苏联镇压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改革后，都没有启用原以为会被启用的两国原有亲苏派，而被启用的卡达尔、胡萨克都分别曾是纳吉、杜布切克的密友、改革派中坚、斯大林主义受害者，但恰恰是他们一翻脸就变成最铁腕的苏联代理人，卡达尔甚至比苏联人更坚持要处决纳吉。相反，戈尔巴乔夫作为强硬派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看中的接班人，却离经叛道最终结束了苏联。有人说安德罗波夫也想“改革”，但其实安氏要搞的却是“拧紧螺丝”的“改革”，与后来戈尔巴乔夫做的恰恰相反。戈氏过去如果有一丁点自由化苗头，安德罗波夫能看中他？而毫无“苗头”的人上台就可能打出另外的牌，贝利亚、赫鲁晓夫都不就是先例吗？

无怪乎除了一些“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仰之言外，戈尔巴乔夫之前谁也没有人会料到“苏东剧变”，一些所谓的预言家，仔细辨析其实都只是事后诸葛亮的附会而已。而像朝鲜那样有长期反对派历史、又发生了大饥荒的国家，不仅外界常有“崩溃”预言，其内部如黄长烨那样的意识形态主管（类似康生“反修”时的角色）也判断大厦将倾而叛逃。但他们又是“测不准”，金家如今已世袭了三代之久。

这样的“测不准”中国又何能外？林彪出事前谁能想到有“五七一工程纪要”这样的文字？对江、张不满的人应该比比皆是，但谁又能想到高层中第一个想实际除掉他们的人竟会是濒死的康生？

或许正如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但是在某种体制下，人们都带着面具生活，说出来的往往并不是真想，而真的思想谁也不说。别说外人没法揣测，“亲密战友”之间谁也不知道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君不知臣，臣又何能知君？刘少奇曾是毛泽东的亲信，但毛要搞的文革是怎么回事，刘至死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张春桥应是毛泽东晚年思想头号阐释者了，但他的“上海公社”显然就会错了意。1966年末毛泽东在生日宴上“为全面内战而干杯”，张春桥就纳闷了一辈子，26年后他还对女儿说：“我始终没明白这杯酒的含义。” （2）

君对臣测不准，臣对君测不准，整个国家的方向又有谁能测得准？国外许多“苏联学”、“中国学”家热衷于分析这类国家的各种派系，但谁是哪派他们永远也测不准，原因就在于此。贝利亚是“斯大林派”吗？林彪是“毛派”吗？邓小平是“刘派”还是“周派”？康生难道不是典型的“文革小组派”吗？别说他人“测不准”，连他们自己又何尝能够把自己定“准”过？

关于“思想史”和历史的关系有两个相反的极端误解，就是对民主政治、公开政治中的问题，流行用阴谋论来解释；而对于深宫政治、“黑箱”政治中的问题，却流行用“形而上”的思想来解释。但常识告诉我们，“黑箱”中的事情真的没那么多“思想”，像康生那样饱学马列者，中共高层中算是顶尖的了，但他的行事不能以“思想”解释的也比比皆是。至于那种什么“通向地狱的路是善良铺就的”这种反道德的谬说，民主政治中的思想者用以提醒这种政治中的人们警惕乌托邦还可以理解，但在宫廷政治中使用这种说法，说那都是好心办坏事，仿佛如果不是好心过剩就不会作恶，这是真的吗？

相反，公开政治、民主政治中的事例倒是需要追究思想原因。这不是说政客们就有多干净，但既然这种政治是“说服的政治”，心底的肮脏是不能用来说服选民的。思想（甚至不仅是思想家所想，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潮”）才是理解这类政治的钥匙。所谓图谋不轨的共济会乃至某个罗斯柴尔德在被人指名道姓地“揭露”了上百年之后还能够以“阴谋”操控全世界，这样的昏话无异于侮辱全球人类的智商了。

《康生年谱》这本书描述的当然不是后一种政治。而本书好就好在它一点也没有妖魔化康生这个人，但在特定的规则（或“潜规则”）下他能够如何行事，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案例。而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康生个人的评价本身。

注释：

（1） 师东兵：《“应当恢复康生的本来面貌”——访原中共中央副主席康生的遗孀曹轶欧》，网刊《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四八〇）》，（http://www.cnd.org/cr/ZK08/cr480.gb.html）2008年5月19日。
（2）《张春桥狱中家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