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阳评《堂斗》︱从“堂斗”到“共存”：唐人街的华人社团

十九世纪中叶后，主导纽约政坛的是所谓“坦慕尼协会”——由一个“社会互助组织”发展而来的政治机器，以为民主党政客提供政治献金和拉选票而获得对政府的实际影响力，再从中牟利。纽约警察局的专业化程度很低，许多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尔兰移民依靠政客的关系，交上两百五十美元的“打点费”就可以进入警察局，“他的资历和成绩均不与薪金挂钩，晋升成为加薪的唯一途径”，“警员的任命、晋升，甚至连如何处理具体案件都常常受政治势力摆布”，警察若想谋求升迁不得不寻找或攀附金主——辖区内的商人。“这个办法在唐人街行不通，因为大部分华人英文不好，而这些警察不会讲中文，沟通的鸿沟横亘在警察与华商之间，而能够填平它的人将获得丰厚的回报。”安良堂这样的组织提供的便是这样的服务（黄金荣的青帮在上海法租界提供也是类似的服务），其首领李希龄是一个“教父”式的人物，苏思纲称他“在顾及自身利益的同时”“始终在考虑华人社会的整体利益”。在安良堂一家独大之时，管辖唐人街的警察分局对其收取保护费、经营黄赌毒等不法行为视而不见，乐得轻松，甚至还给李希龄颁发了“副治安官”的勋章。“警察贪污是唐人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站在食物链上游的官员从唐人街罪恶中谋得的利益并不逊于地方警察”。当以组织偷渡起家的协胜堂打破政治生态，挑战安良堂导致战火不断之时，警察分局便焦头烂额了。协胜堂一度被称为“唐人街的改革者”，但事实证明它不过是另外一帮更暴力的“勒索者”，“安良堂卖的是免受警察骚扰，而协胜堂卖的是免受它的骚扰”。

华人社团遇到纠纷时，通常在唐人街内部谋求解决，尽量避免法庭或当局的干涉，但同时也能“借助警察局和法院从战略上提升自己对抗敌人的能力，因此这些执法、司法机构常常成为堂口的合作对象。例如，李希龄定期向赌场收钱并贿赂警方以避免检查。操纵警察袭扰、逮捕敌人也是常见的策略。欺瞒当局、逃避公正裁决、贿赂或者威胁证人作伪证，甚至谋杀将要出庭的证人，或是在证人作证后施以报复和恐吓，这些都是有用的手段，可以根据情况使用。”虽然几乎每一起凶杀案警方都能抓到嫌疑人，但这些人上了法庭却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难以定罪，更靠着社团的保释，一步步溜出法律的掌心。警察局长、地方检察官、法官等动用各种手段都难以奏效，甚至采取了大规模清查、驱逐华人移民的办法，并出面为这“两个彻头彻尾的犯罪组织”组织调停，《纽约时报》为此抨击“通过几个高官来促成两个帮派的和谈……而不是通过警方的严格执法和法庭的定罪量刑来达成最后的协议，这令人感到愤怒和羞耻……签订这份协议的人……构建了一个封闭排外的国中之国，他们在这个小王国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与此同时，唐人街的公众形象也被污名化。尽管在警方统计的二十三类“被捕者出生地”中，华人仅排在倒数第二位，远远少于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德国人，但媒体还是认定“多年来唐人街一直是邪恶的同义词……它是纽约最堕落的渊薮。这里藏着最危险的暗杀集团、最不受控制的赌徒团伙、最大胆的鸦片走私者和偷渡者，他们在大都会的下层社会蓬勃发展”（《布法罗快报》）“纽约市最糟糕的贫民窟”“罪犯的大本营”（《纽约世界报》）……“偏见与表象，而不是事实，助长了公众对唐人街的怒火”。

苏思纲明确地给出了时代背景，1875年，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性移民法《佩吉法案》，以阻止“亚洲妓女”入境为名限制华人妇女进入美国，使唐人街成为“单身汉的社会”，对烟、赌、娼的“消费需求”也激增。1882年，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排斥整整一个族群的“排华法案”正式出台：十年之内，华工不能来美国，已经在美国的不能获得公民身份，不能结婚和拥有家庭。中国人变成美国排斥外人的唯一对象。1892年的《基瑞法案》再次延长了《排华法案》，1902年的《斯科特法案》使《排华法案》“永久有效”（直到1943年才废除）。“法律清楚地表明，华人不是美国人”，无法融入的华人越来越绝望。在此背景下，“尽管《纽约时报》的社论对警察和司法制度寄予厚望，但在现实中，华人根本不可能指望它们为自己带来公正……试想，他们为什么要接受一个公然敌视他们的制度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抽象的司法体系和法治的信任不能取代对家庭和社团的忠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法庭持怀疑态度，为什么他们视法庭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而不是可以依靠的正义殿堂。”

在苏思纲所强调的“包娼庇赌”因素之外，华人的“堂斗”有着更悠久的起源和更复杂的因素。早期美国华侨大多来自珠三角地区的农民，迫于战乱和生计漂洋过海，为“抱团取暖”计，依托血缘、地缘或“虚拟血缘关系”（结拜兄弟）等关系，自行创立会馆、宗亲会乃至“堂口”等各种“互助网络”。如旧金山合胜堂1890年重订的例规“我等亲同桑梓，足履蛮邦，无忘指臂之助，共裂肺腑之情，联集一堂，名曰合胜，非挟众而暴寡，非倚势以凌人，愿同心而御侮，外患可以潜消；愿和衷以共济，雀角无忧滋启”，可谓典型。这些社团一方面为移民提供必要的公益式帮助，一方面又对会员实施封建家长式的管理，对外则具有强烈的宗派性和排他性，进而组织藏污纳垢的“地下经济”和暴力机关。据暨南大学学者潮龙起的研究，最早的堂斗记载是在1854年的加州，由三邑会馆与人和会馆因土地矿权纠纷而引发，其后的“堂斗”五花八门，既有对集体权益的争夺，又有因个人恩怨引发的组织斗争。对“堂斗”的危害，华人也不乏认识，如梁启超便称“凡外洋之粤民，皆有所谓三邑、四邑者……殆如敌国，往往杀人流血，不可胜计……此亦其无政治能力之一大征证也，小群可合，而大群遂不能合”，曾任驻美公使的伍朝枢也称“窃以为堂斗一事，为旅美华侨特有之恶习，相沿四五十年，残杀同胞，贻羞国体”。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堂斗”最后如何落幕也值得研究。苏思纲认为，原因包括了堂口意志的转移，“协胜堂缺乏资金，安良堂缺兵少将，两堂渴望达成妥协”；华人人口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逝，华人变得越来越像美国人”，“走出唐人街”成为趋势，不愿意陷于传统的派系斗争；坦慕尼协会的逐渐衰落带来政治上的逐渐清明（实际上，意大利黑手党在此期间蓬勃发展）；经济大萧条对社团收入的严重影响；日本侵略的国难当头，使得不同派系搁置分歧，以司徒美堂为首的新成立的华人爱国联盟成为政治行动的主要力量。依照中方的历史研究，最后一个原因无疑应该列在首位，在时代变化之下，“致公党”取代了“洪门”和“致公堂”，“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取代了“三邑人”“四邑人”等地缘自限。1933年，安良堂和协胜堂最终承诺“两个堂口之间基于任何原因的任何性质的争端，都应提交于中国总领事、中华公所和地方当局仲裁”。二战中《排华法案》废止后，文化包容和融合更进一步，华侨由“侨居”走向“移民”，“家庭生活”取代了“社团活动”，对社团的依存性大大松动。时至今日，“华青帮”等黑帮虽然在美国还有一席之地，但“堂斗”终究成为历史名词了。

苏思纲在书的序言中引用了1904年和1929年两篇纽约报纸关于堂斗主题的“荒谬的专栏文章”，其中充斥着“两个华人在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中弹，原因竟是他们喝了立顿红茶，而不是台湾乌龙茶……又有一个旧金山华人因为穿着橡胶高跟凉鞋而挨了枪子儿……”这样的胡言乱语。偏见和误解一直是文化歧视和政治压迫的基石，这才需要历史学家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努力。“堂斗”已经成为唐人街历史文化的一景，落幕八十多年后影响仍难消除，在美华人的“奋斗史”包括以政治认同划界的“内斗史”也仍在接续，在中美摩擦冲突雷声隐隐的背景下，颇有成为“大棋局”中的“新篇章”的可能，识者当以史为鉴。再进一步说，你死我活的“堂斗”都能让步于“共存”，太平洋之大，又如何容不下中美两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