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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高兴》为中国民族精神成熟提供契机
近日,一本书名为《中国不高兴》的书正在国内热卖。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国际大目标,“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这些观点引起了关于“民族主义”的激烈讨论,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31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现在正是中国民族精神成熟的良机。文章摘录如下:
发现问题,提出主张
《中国不高兴》的书名副标题是:“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封面上还印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以及“抽丝剥茧驱妖蛾,敢为今世开太平”等引人注目的字句。该书认为中国内政外交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正处于重新定义,国民的“新爱国主义”情绪也在逐渐成型,因此中国目前迫切需要一种大目标、永恒不变的价值,甚至需要一些“英雄集团”带领国家和社会走出困境。
该书对当代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过于“亲西方”,丧失了独立的定位;中国需要在自我认同、产业调整升级、国防发展乃至国家定位方面,有更多不同于西方的视野。该书提出,中国须准备与西方全面摊牌,“有条件决裂”,甚至可以“持剑经商”。(转贴者评: 不持剑经商, 强盗半路上把你劫了)
有评论认为,这本书是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续集,因为五名作者之一的宋强就是那本书的作者之一。国际舆论已对此予以密切关注,一如当年关注《中国可以说不》及其折射的民族主义情绪。然后,中国发展到今天,国际社会如何看,似乎已非重点。真正的重点在于:中国人到底应该如何看世界?如何以自信、理性的方式审视自己和别人,并给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定位?
上升期的精神焦虑和骚动
笔者认为,《中国不高兴》是中国新发展阶段里的产物。这个阶段指中国已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了十几年的飞速发展,整体国力大幅上升,国民自信心增强,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出现了在国力衰落期所不可同日而语的新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积聚了许多问题和矛盾。所有这些内外挑战都迫使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更多思考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为此提出自己的主张。
泥沙俱下后需要思想梳理
行文至此,已经触及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即在中国上升期,国民集体精神世界的成熟程度是如何。从以往一些大国的崛起看,其历程必然伴随几个阶段:首先是物质崛起期,包括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其次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期。(转贴者评: 怪不得很多人精神焦虑)
后者往往是因成就与矛盾兼有的状态而产生,其特征是各种思潮如泥沙俱下。但问题是,泥沙俱下之后,必须有一个洗涤乃至洗礼的过程,必须大浪淘沙,去粗存精,以思想启蒙推动全民精神世界逐渐走向成熟。
在西方崛起过程中,英法等国比较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而德日则是失败的例子。以日本“明治维新”为例,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急迫与焦虑交杂的情绪,不知道如何在自信与傲慢、内敛与膨胀之间保持平衡。“明治维新”仅完成了物质现代化的过程,没有最终完成日本民族精神的现代化。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早期爱国思想家,到了晚年都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者乃至帝国主义者。日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也经历了民族发展历程上的重大曲折。
民族精神成熟的良机
以此来看《中国不高兴》及其所代表的情绪,那就首先必须承认,其作者群是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高兴》一书的出版为中国崛起期民族精神的反省、成熟,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面对崛起期的集体焦虑和思想的泥沙俱下,人们不必情绪化反应,更不要封闭或封杀,而需要开放的思想讨论的氛围。只有开放的氛围,才能令增强国民的理性精神,完成思想启蒙过程,走出蒙昧,步向成熟。
来源:中国新闻网 (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