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之一）

宜修

    今天是奶奶的忌日，她已经走了三十八年了。在人间积闰八十四载，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并在抗战期间吃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走的时候，皮肤还是那么白，脸部还是那么丰满，头发也还是黑发多”（母亲语）。

    奶奶娘家充其量只能算小康。但因为她生的漂亮（其实小时候的我并没这样的感觉。不过，既然邻居家的老人们、保姆们、还有几任传达室的阿姨们都夸奶奶“年轻时一定是个漂亮人”，想来应该是的），嫁给了我那个民国初年已经读完了南开和北洋法政大学（北京政法大学的前身）的爷爷。想必她娘家一定是觉得攀上了这户“高台阶儿”（老家对门第、家境不错人家的俗称），姑爷又是个读书人，女儿一定会过上好日子吧！

    一如“红颜薄命”之谶，奶奶嫁给爷爷，虽然当时吃穿无虞，感情生活却一点都不幸福，尽管当年的爷爷，在七镇八乡，也算个大知识分子。这几年回京，零零星星地听父亲讲述爷爷奶奶的感情纠葛，我一直小人之心地怀疑：爷爷读了这么多年的书，难免同窗中有个红颜知己。纵然没有，和奶奶这大字不识一个的发妻在一起，也笃定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知是否读书时太过用功（这点我好像一点儿都没遗传到），爷爷在法政大学毕业那年便患了肺痨，不得已回乡教私塾。我不知道爷爷在津、京读了那么多年书（据说在北京期间，因同乡之缘，还与李大钊有过交往）是否有逃避包办婚姻的成分。但可以认定的是，大病还乡对一个胸怀鹏程，却壮志未酬的知识青年来说，其精神打击之严重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父亲的记忆中，爷爷的脾气不好。尽管他在乡里、在私塾都倍受敬重，但对学生、尤其是对子弟，却严厉得近乎不近人情。父亲在他的私塾念书，至今九十高龄，仍谈戒尺而色变。而爷爷对奶奶，则甚或有暴力倾向。每念及此，我总是觉得这和爷爷所受的教育程度难相般配，却又不得不承认：精神上的苦闷，加之饱受病痛折磨，爷爷此举，怕也在所难免。据说奶奶甚至想过吞鸦片寻短见，其夫妻感情之差，便可窥一斑了。奶奶自三十岁开始，为未必爱她的爷爷守了五十四年寡。这桩包办的婚姻，几乎剥夺了她一生的幸福，直到晚年来北京和儿子生活在一起。因此，在我的记忆中，从不记得奶奶跟我只字提到过爷爷。

    夫妻关系如此之差，却没有妨碍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对爷爷学识的崇拜。父亲回忆说：“爷爷过世前后，一直到抗战前，家里都常常收到南开大学、北洋法政大学寄给校友的刊物。尽管目不识丁，奶奶却从来都将这类校刊视若珍宝，并谆谆告诫两个儿子这是爷爷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不难想见，纵然身为一介文盲，那却是一个认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母亲，在这桩摧毁了自己的青春与幸福的婚姻所带来的后代身上，所能抱持的最高期冀。（待续）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奶奶三十八周年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