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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Sovereign rights，sovereignty），即最高权力。16世纪法国人博丹在《论共和国》一书中把主权定义为“国内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统治公民和臣民的最高权力。现代人对于主权的定义是：一种对某地域、人民、或个人所施展的至高无上、排它的政治权威。简言之，主权是“自主自决”的最高权威，也是对内立法、司法、行政的权力来源，对外保持独立自主的一种力量和意志。主权的法律形式对内常规定于宪法或基本法中，对外则是国际上各国之间的相互承认。因此，主权作为国家的固有权利，表现为三个方面：对内的最高权、对外的独立权和防止侵略的自卫权，它是国家最基本的特征和属性之一。
主权有两个体系上的概念：在国内体系（Domestic system）中，秩序、统一和政府是规范标准，现代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在其主权管辖的范围内，通过各种组织和技术，将社会权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资源加以综合利用，实行强大的空间控制。主权国家的职能，即在公民与既定疆土和地理领域之间制定一种明确的、不可分的、永久的依存关系。这种以既定疆土和地理领域为特征的、包围式的关系，成为公民一致认定的或自我认同的核心。
在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中，主权呈多极化、碎片化和共存化。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所确立的重要原则，其要求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要尊重对方的主权，尊重对方的国际人格，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外来侵犯。换言之，国家是独立的、平等的，各国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各国自行决定自己的命运、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其它国家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侵略和干涉。在宪法和国际法上，主权的概念也赋予了一个国家的政府有权对其疆土和地理领域拥有彻底的控制权，在他们掌控的各种机构（如法庭）下拥有法律的审判权，而不是透过它国的指令和管理。至于判定何种特定实体才属于主权的问题则不属于精密科学，反而时常是外交上的争论议题。
在国际法（The law of nations）的原则上，主权是一个国家合法行使权力的根据，在实际上则是拥有行使权力的实际能力。外国政府承认了一个国家的领土也就承认了其主权，又或者也可能拒绝做出承认。例如，在理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宣称其政府主权包含整个中国大陆和台湾。虽然一些外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为合法的国家，但大多数国家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如何，在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陆行使其权力，中华民国也在台湾行使有效的政府权力。由于外交大使只能派遣至其它主权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常也和台湾有著实际上的外交关系，但并没有在法律上的外交大使往来，而改称为“办公室或代表处”，如美国在台协会等，而不是称之为大使馆。
在民主制度里，主权属于国家的全体人民，这被称为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人民主权可以借由国民大会等形式直接的行使。更普遍的是由人民选举代议士参与政府的代议政制，也是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和其旧殖民地所采取的形式。人民主权也能借由其它形式行使，如英国和其联邦所采取的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度也能混合其他的行使方式，如被许多国家采用的公民投票制度。在其它的形式如君权神授、君主专制和神权政治下，主权则被定义为一种永恒的起源，为一种由上帝或自然界所赐予的权力。另一个较正式的区别则是法律与主权的关系，法律的条文（如果立宪正确的话）是能够在现实上应用并执法的，即使与人民的民意相违背也亦然，只有经过立宪的程序才能正式更改。严格地说，任何违反这个原则的行动都构成了“革命”或“政变”的罪行，不管其动机如何，反对政府就是违法行为。假如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反对或推翻政府，这样的政府是无能的，国家也是不稳定的。当然，如果这种“革命”或“政变”取得了国家的控制权，主权的合法行使则依靠新政府、新法律，这也不管新政府、新法律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
正因为这样，“爱国主义（Patriotism）”也就成了国家主权理论的基本主题。霍布斯鲍姆指出：“宣扬爱国主义的政治口号，往往都是出自统治阶级与政府之手。”他解释说，由于现代国家以领土及公民为基础，因此必然时时将居民牵扯进国家事务当中，为他们描绘出一幅合理的有诱惑力的远景；这幅远景是独一无二的，是针对他们的生活而设计的，故也是命定的。一方面，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通常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足够让人民与新成立的国家产生最基本的认同。另一方面，以统治阶级与政府为基础的爱国主义，通常都会导致因利益分配不均而产生的人民对统治阶级与政府的怀疑，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不能达成一致。因为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人民的权力，人民才有主权之说，因而爱国主义才是合理的。如果统治阶级与政府的利益不符合人民利益，也自然不符合国家利益，休谈以以统治阶级与政府为基础的爱国主义，但人民是具有以国家为基础的爱国主义素质的。
主权的存在，终究是为了保障所在国家所有成员的人权（Human rights）。人权高于主权，在目前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说法。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用"道德问题代替技术问题"。当今的国际社会，虽然文明程度有所提高，但还基本上是个丛林社会。国与国之间，主要还是靠实力说话，道义上的原则往往让位于利益上的算计。因此，什么是人权，人权由谁来定义和判别，这里面就大有文章了。西方国家说人权高于主权，言下之意不过是想说：可以借人权为由干涉别国主权。问题是，国与国之间，涉及的利益诱惑和冲突太多了，石油、贸易、领土、地缘政治、军事，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偏见。在国际社会没有形成广泛的共识，建立公正有力的仲载和执行体系（相当于“大同世界”，在可预见的将来恐难实现）之前，休谈什么人权高于主权，就象打开潘多拉的盒子一样，只能为大国借口人权干涉别国主权，以实现自身利益大开方便之门。人家的纳税人供养政府，凭什么要为你的人权大动干戈？事情往往是主权被破坏了，人权也没改善，或许更糟。比如在伊拉克、阿富汗，那些因为战争死亡的，留离失所的，谁来为他们的人权买单？这种西方国家流行的流氓行为，就是所谓的“新干涉主义”（暂且不说是国家恐怖主义）。
新干涉主义（Neo-interventionism）指的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出现的一种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以科索沃危机为契机，新干涉主义正在西方乃至全球日渐抬头。它作为一种处理国际问题的模式，日益显示出对国际关系的危害。而且在美国及其盟国的推动下，新干涉主义在理论上日渐完备，在行动上日渐机制化、制度化、模式化。从本质上讲，新干涉主义与二战后出现的各种旧干涉主义并没有多少区别，只不过它产生于冷战后国际格局失衡和全球化趋势强劲的特殊大背景下，从多个层面对现行的国际关系提出挑战，进行冲击，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新干涉主义的两大理论支点或曰两大借口更具有迷惑性（Deception，madness）。其一是“人权高于主权论”。新干涉主义在人权和主权关系上大做文章，提出什么“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人权无国界”，大力鼓吹所谓“人权外交”和“道德贸易”。其二是“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公开宣扬什么人道主义、民主与法治是西方共同的价值观，维护西方价值观与“被压迫民族”权利符合西方战略利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声称“我们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价值观而战”，各国可以高举人道旗帜介入另一个主权国家事务。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声称要为在世界范围内停止民族清洗而进行干预。但历史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每一次扩张和侵略都笼罩着美好的光环，都是要把“欧洲之光”带到“黑暗”的非洲和亚洲。西方鼓吹新干涉主义，挑战和否定的只是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西方以“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为由，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符合西方利益的西方模式。可以想象一下：这种行为与列宁和毛泽东时代在全球推行统一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是否具有同样的迷惑性呢？
新干涉主义模式不仅撇开联合国，而且在联合国内也有人为其鼓吹抬轿。科索沃危机、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朗朝核危机的处理是新干涉主义的试验品。意大利总理达莱马说，如果联合国无法行动，就需要建立能够维护和平、能够制止屠杀的“由民主国家组织的国际组织”取代联合国。一些联合国的重要官员不但没有批评西方撇开联合国的行径，而且还为西方辩护、鼓气，跟着西方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甚至还说什么“联合国作为一个机构一直把人权置于每项工作的中心地位”。如果说，美国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入侵它国是为了世界和平，并不会建立亲美的“傀儡政府”，也不会以掠夺它国的资源和财富为补偿，人们也许还会相信美国的慌言。但事实刚好相反。二战前后，联合国的失败给全世界带来的教训告诫世人：如今如果没有真正公平公正的联合国组织，这个世界将会有更多的动荡与混乱、霸权与强权，世界将没有秩序可言，也将没有和平与安全可言。
新干涉主义找到了得以推行霸权的工具。二战后各种模式的干涉主义在具体实施时依靠的往往是临时拼凑起来的力量。而以科索沃危机的处理为标志，新干涉主义试图将北约和西方七国为核心作为其推行霸权的强有力工具，并试图将其模式化、制度化。美国力图将北约作为推行其全球霸权、充当世界警察的军事工具。经过密谋的“华盛顿会议”，北约的这种角色基本已经确定，并在不断扩大，武装干涉事件不断发生。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得美国试图通过与中国周边的“美国盟友”进行不间断的海空陆岛军事演习，来影响中国上层的决策，从而达到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的目的，削弱中国对联合国和世界的影响力。这是现阶段西方国家强力推行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原动力。
新干涉主义企图从修改国际关系准则入手，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order）。西方提出，现在的民族国家体制和国际关系结构都是二战和冷战时期的过时产物，已不足以应对今天出现的新问题，需要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的机制加强对世界事务的管理和控制。他们宣称，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些国际关系准则，如不干涉内政原则、主权至上原则需要有所改变。英国外交大臣库克说，国际法中的一些“根本问题”需要解决。布莱尔也声称，科索沃事件深深体现了“新国际主义”精神的实践，也为未来国际新秩序定下楷模。冷战结束几十年了，旧的国际秩序给打破之后，新的国际秩序仍没有成型，这个过程将是漫长的，也将充满斗争和较量。目前看，西方国家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因此，它们在推动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国际新秩序方面的力度较大，它们想建立的是西方在政治、经济全方位占主导地位，并且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运行的新秩序。所以从实质上看，西方不过是想以新干涉主义为手段构筑对自己推行霸权有利的国际新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用上“国际恐怖主义”的概念。
新干涉主义竭力利用并推行西方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科索沃危机前后，西方的信息战和心理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科索沃问题本来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经过西方近两年不断的炒作，成了一个爆炸性的“国际问题”。北约各国电视台集中拍摄科索沃阿族逃亡的镜头，说南联盟部队在科索沃搞“种族清洗”，米洛舍维奇是一个“暴君”，对这种行为只能“以暴易暴”。伊拉克战争的导火索更是无中生有，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在伊拉克境内发现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美国及其盟国却对伊拉克输入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萨达姆”自然也是一个“暴君”。而对于那个“导火索”，则归咎于情报失误，如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一样。至于中美军机南海撞机事件、美国海洋调查船事件、韩国军舰爆炸沉没、朝韩炮击事件等等，则都是它国的“武装挑衅”，并拿出一系列所谓的“证据”。这就是西方的信息霸权主义，它们动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通信工具，以及对世界具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使黑的变成为白的，白的变成为黑的，一切按照它们的需要进行压倒性的宣传。纳粹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希特勒纳粹德国政府重要的宣传大臣、二战战犯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全球化背景下西方的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是一种国际关系中的软权力，但却有着多种功能，既可作为西方国家对外政策合法性的资源，赋予西方的扩张以神圣的文化光环；又可作为西方国家推行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和特殊渠道，影响其它国家对外政策和国内政治的决策过程。从2009年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继而在中国沿海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习，以及2010年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继而对中国进行大量的民主进程上的抨击，就可以看清西方国家的良苦用心。
中华民族不愧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近30年来，举国团结合作、万众一心、聚集智慧、开发潜力、积累财富、改革引进。一方面，中国政府大力发展经济，使得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改善了人民生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在改善人权和民主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进步，巩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中国政府手握着联合国的否决权和美国债券，制约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要挟和威胁，这是西方国家害怕和担心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可以与美国单挑。世界上一些人唱衰中国，把中国的问题无限放大，看不到中国的优势和潜力；相反，这些人对于西方国家的问题却视而不见。这种消极的、片面的、极端的思想，只能够哄骗幼小。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必定永远掌握着自己的国家主权，藐视着西方新干涉主义的阴霾，逐步走向世界发达国家、文明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前列。
（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