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不亮西方亮？（文章有点儿长）

前几天发了一篇《骆家辉，你还真厉害》的帖子，引起了和几个网友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现在的中国是应该重新找回并坚决捍卫中国传统价值观，还是引进当今流行的西方价值体系。通过和网友的讨论，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我们不能彼此认同。今天，我想通过推出一个大人物为我壮阵，来对比一下东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几个不同，进而阐述为什么我们要坚守我们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希望能继续和网友们讨论。但是，如果你坚决反对我，请你誓死捍卫我说话的权利（西方的），希望我们和而不同（中国的）。好，准备开始。

看过《建党伟业》的朋友一定会留意里面有一个留辫子的小老头儿, 虽然导演已经以最大程度的尊重，安排他体面的台词，设计他威严的形象，不过，他在剧中也只能是个连一群年轻人都不服的小配角。可一百年前，这个小老头可是当时“最尊贵的中国人”（圣雄甘地语）。他生于南洋，求学西洋，娶妻东洋，就职北洋。近一百多年来，学贯中西的第一人。时至今日，中国恐怕也没有一位学者对西方文化的理解程度会超过他。你猜对了，这个小老头叫辜鸿铭。正是这样一位拿了13个西方的博士学位，精通9种语言，能够整篇背诵一万多行的诗剧《浮士德》的西学大师却是东方文化的坚决捍卫者。在他给他的北大学生上英国文学时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蛮夷之邦。”这是怎样的一个老愤青啊？当他顶着辫子第一次走进北大课堂，同学们一片哄堂大笑，辜鸿铭却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这又是怎样的一个老古董啊？

一百年前，那个大学者没能说服并阻止那些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们去砸烂他们认为禁锢中国思想几千年的孔家店。一百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孔家店里都卖什么东西，可能大多数国人都不知道了。一百年来，我们丢弃了儒释道，我们也尝试了各种西式疗法，结果呢？不尽人意！历史的风烟似乎仍然不能驱散这个民族心头的疑惑。一百年前的问题，今天还是要拿出来讨论。不过，这也很正常，一百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不过是白驹过隙，不过是弹指瞬间！

这么大的话题应该从哪开始呢？

中国的“孝”和西方的“爱”。

对下一代的爱，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别说是人，动物也都做得到，如母鸡护小鸡。向上的爱就不同了：在中国这种爱体现为对父母的“孝”，在西方这种爱则奉献给了上帝（这里没有否认西方人对父母的爱，只是西方没有把它提升到文化和价值观的建设上）。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的家天下时期，孝为立国之本。如今呢，孝仍然应该是治国的根基。为什么，因为它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的敬畏之心。中国历史是个没有宗教的历史，西方的历史却是部地地道道的宗教史。西方人靠对神的敬畏保证了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底线。所以说东西方以两种不同的方式都成功地让人们有敬畏感，而这种敬畏感是奠定一个家乃至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石。

也正是由于这个基础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差异：由于孝，中国人就非常重视历史，重视祖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立体型的，说句通俗点就是瞻前顾后型的。向前看时往往还要顾后，有时往往变得墨守成规。不光对先人的规矩尊崇有加，同时对大自然和天有一种敬畏之情，因为他们相信先人，大自然和上天是统一的。所以，他们注重和大自然的和谐统一，讲究天人合一。西方人不同，他们只向上帝负责，而且是单线的。这就决定了其思维方式是线型的，或者说是勇往直前型的。他们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这个特点同时也导致了行为的激进和短视。如科技的发展，领土的扩张，资源的掠夺。。。对后果是不太考虑的，如核危机，生态危机等等。

由于孝，中国人对祖先的敬畏反映在对历史的重视。我们有两千多年的信史，而西方只有几百年的信史；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史官，以官方的形式严肃地记载历史。而西方没有史官。我们几乎看不到关于古希腊的任何官方记载。所以当我们放眼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资料，尽管里面也会有成王败寇的东西，但史实基本可信；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古希腊文明的记载，多是16世纪后的追记，里面难免有大量杜撰。所以，亚里斯多德固然伟大，但他那几乎无所不包的上百万字的著作，你也不必都信。后人的托著也是很有可能的。

随着近代西方科技的崛起，孝作为立国之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这个民族的思想。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物。我们的祖先给我们树立了区别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政治伦理大旗，它是那么的富有人性，即使政治再黑暗，战争再残酷，那个只属于人类的情感始终给我们的心灵以温暖。它不像上帝那么虚无缥缈，它跟每个人血脉相连。它是真正的人性！

中国的“礼”和古希腊的“民主”

如果说“孝”和“爱”是东西方国家治理的基石的话，那么，“礼”和“民主”就是东西方国家的治理手段。

用礼制来建设国家，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独有的政治发明。周礼制度的制定者周公的政治智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天才的设计是出于对阶级社会的清醒认识。咋看起来，周礼是关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各个方面无所不包的规章制度。类似今天的全民守则，执行起来并不困难。但越是身居高位的人，其礼仪规范越为繁琐；而平民百姓的礼仪则很简单，所谓“礼不下庶人”。这样，既可以给平民百姓以最大的自由，又可以最大限度地约束官员阶层。同时培养了整个国民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和优越感（如“你们这些蛮夷”）。八百年的周礼社会，形成了后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性格。如今，但凡你感觉到你和西方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时候，你都可以找一找，自己有多少是受了礼教的影响。

在古希腊，有个和中国的周公对应的人物叫梭伦（尽管梭伦比周公小几百岁）。他以个人的独裁的方式制定并强制执行了雅典的“民主”。梭伦将雅典人民（奴隶除外，尽管他们站人口的大多数）依照财富划分为四个阶级。在这四个阶级中，每级推选100人，组成了四百人议会。同时制定颁布了《梭伦法典》。从那一天起，整个人类的历史，就走上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轨道。直到今天，整个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处处可以找到梭伦的影子。梭伦的整个人生，也同周公一样，在他的民族历史上展现为完美（这种完美，东西方可能都仅此一人！）

之所以讲“礼”和“民主”的来历，是因为他们都是那么根深蒂固地植于东西方人各自的精神里。“礼”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从一开始便统治着中国人的心灵直至近代，而“民主”作为西方人的精神理念，更多的时候只是他们的理想，在历史的长河中，西方人并没有沐浴到它的温暖直到近代。我们不能根据短短的一两百年，去判断一种伟大的精神已经过时，虽然我们不会去赞成礼制所维护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我们应该正视阶级的存在，从古人的智慧中发掘适合我们今天的有价值的政治营养。而不是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套用就万事大吉了。中国人的政治制度不能也不应该是西方的民主制度！而应该是建立在承袭我们古老的政治智慧基础之上的。需要某个真正的历史机遇和某一个智者去发现和缔造！

中国的“义”和西方的“利”

无论是墨子的“侠义”还是后来孟子的“仁义”“大义”，几千年来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无论是对我们个人修养的“舍生取义”，还是国家层面上的王道治理，正义之师，无处不是高举义的大旗。而西方历来是重利轻义的。所谓商人重利轻义，现代西方认祖古希腊文化，而古希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商人的城邦。所以重利是西方的基本属性。后来的那个著名的外交座右铭“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是这个属性的完美定义。

可如今，西方处处举起“义”的大旗置我们这个民族于不义，真是让我们这些不肖子孙情何以堪？跟着他们“义”的大旗走吗？那我们永远都将处于“不义”的地位！

当代中国民族精神的不伦不类，根源在于100多年来，我们对西方价值观的盲目推崇，对本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彻底否定造成的。因为西方价值观的巨大排他性，必然导致不彻底打倒孔家店，就不能开始新文化。这也充分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暴虐。而我们呢，学来学去，只捞得个画虎不成反类犬。

最后套用辜鸿铭老先生的一句话：刀枪利剑的强大是有形的，内心的强大是无形的。希望和我的同胞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