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缘未了（一）

   我不是北京人，可提起北京，一股发自心底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轻轻柔柔地敲打着心扉，与此同时，还有几分像是“傍大款”似的难为情，不由地让我有点脸 红，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我有自知之明——北京未必欢迎的外地人，却非要和北京套近乎，总给人以目的不纯的感觉，似乎要借着首都的名气和地位，为自己捞点 好处。

    论籍贯，我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人，按出生地算，我是黄土高原的西北娃，就眼下的居住地来说，我是北美小镇全职管理家政的婆姨。到目前为止，我去过几次北京，累积到 一起也不会超过半年的，即使这么短的时间里，在北京的街面上，被礼貌相待的经历比起所遭遇的白眼要少一些，所以无论北京再怎么美丽怎么繁荣怎么昌盛怎么 和谐，历史再怎么悠久，现实再怎么雷人，和我这个行色匆匆的过客，有什么关系呢？我既不是皇城根下的居民，也不是等着有朝一日鸟枪换炮的北漂，因此，真是 何苦来着，剃头挑子一头热地亲切着将我拒之千里之外的北京？

   话都挑明到这了，可我还是放不下北京。今生今 世，梦里梦外，除了桂林，让我挂念着的城市就是北京了，我挂念着宣武门外教场胡同头条7号，因为在一百多年以前，那座宽敞整洁鲜花盛开的三进四合院，是我 家的故居——四印宅。寓宅的主人，是朝廷的御史，清代的词人，我爷爷的爷爷，半塘老人。故居四印斋随着《四印斋所刻词》，《庚子秋词》等一系列词学著作， 已被载入了史册。1888年到1995年诞生在四印斋的我爷爷与他的哥哥们，也随着四印斋的一本词集《味梨集》，在中国的词史中，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恍然大悟了，原来我的北京情结，皆来自于儿时聆听爷爷那带着些许京腔京调的北京回忆。

    或 许因为我爷爷一生的坎坷，从呱呱落在北京的那一瞬间，就命中注定了。所以当老人家进入风烛残年的时候，不大记得桂林祖居燕怀堂了，甚至也常常糊涂地不知眼下身在何处，但是对北京寓所四印宅的点点滴滴记得倒还清楚。向我讲述的往事，桩桩件件都带着北京的烙印。在爷爷离世前的最后几年，我天天陪伴着爷爷，在讲故事 听故事的互动中，爷爷把他对北京的牵挂，放进了我的心里。围绕着北京，爷爷讲他的生母毕夫人，讲他和他的四个兄弟，讲他的私塾老师李髯，讲他的清华同窗表弟 张健伯，讲他放风筝抖空竹养信鸽斗蟋蟀逛天桥，对了，天桥那儿一练摊老头儿的绝招，是让屎壳郎拖着洋火盒表演车技，小小屎壳郎，大大火柴盒，超出了那时候我所具备的想象力，的确有意思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