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三届的反思（ZT）

                                                      作者：徐浩渊

      盯着好不容易定下来的标题，我手中的笔异常沉重。三十年了，比我们老的人、小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在谈说“文化大革命”，只有我们自己，这段历史的主要当事者和见证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任人褒贬，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幼年或童年时期，心灵受过重创，伤口未曾愈合的人，才不能回顾过去。而且，受伤的程度和抗拒回忆的强度是成正比的，甚么是我们的心理伤痕？它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后代，给整个社会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有甚么样的历史性责任？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试图在回忆和思考中寻找答案。

　　◇　谁是“老三届”
　　“老三届”，是指一九六六年的时候，六个年级的在校中学生，中国的中学是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按照毕业的年头称呼。人们把当时正在初、高中的这三届即将毕业生，统称为“老三届”，按照规定，孩子七岁入小学，经过六年小学毕业后，进入初一的学生是十四岁，在高中三年级的是十九岁。恰恰是美国人最头痛的青春期的青少年（teenagers）。这个年龄群体，身心与情智发育迅速，处在从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时期。他们强烈要求“做大人”的权力，却不能承担成年人享有这些权力时需要负的责任。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富于幻想，同时具有过多的能量，很少的生活经验，在特定的环境下，非常容易走向极端，甚至出现暴力行为，美国近十年来，青少年谋杀率增长了三倍。三十年前，中国的中学生则处在一个更加矛盾深重的社会现实里。
　　1966年的这批青少年，是在1949年前后出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1949年以后的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也结束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压和凌辱。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的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说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此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是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全国老百姓从心底里相信，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把美国佬从鸭绿江边一古脑儿的打回了“三八”线。之后，又和想要辖制中国的俄国佬翻了脸。连人家撤走所有的经济、技术援助也挡不住中国人要恢复民族自尊的决心。同时，中国又陷入了200年前的闭关自守状态之中。
　　此时，中国的意识形态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混杂体，虽然马列主义被确认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几乎没有共产党员和干部读过那些从西方传来的艰深著作。人们盲目的相信：我们只要忠心耿耿的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每天辛勤的劳作，终有一天会走入一个叫做“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去，至于这个天堂是什么样子？甚么时候会走到？为什么一定会走到？没有人问过，也没有人怀疑过，近似乎一种宗教性的虔诚。这种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是“世界革命”的理论，“文革”以前的中国人民相信，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我们去解救。我们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光荣、艰巨、神圣的历史重任。
　　“文革”以前，尽管有过“镇反”、“三反五反”和“反右”等运动，毕竟仅仅触动了少数人，绝大多数青少年所感受到的是学校和社会上的所谓“正面教育”。但是，除了数、理、化的知识性教育以外，学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极端矛盾的，一方面，在学校里，学生被学校中的官办组织“少先队”、“共青团”管理起来，教育孩子们“绝对服从组织”和“做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所有的文学、艺术舞台上，都歌颂着新中国缔造者的光荣历史，他们青年时代大无畏的造反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成为孩子们的榜样（Role Model），这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思想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心智形成，造成一对可怕的精神冲突。导致了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中，令人们（包括我们自己）至今难以理喻的行为——压抑与反压抑，暴力与破坏，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等等，等等。
　　“文革”以前，很少有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但是，根据孩子的家庭在社会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他们对于上述的矛盾性思想教育有很不同的反应。所谓“出身不好’的孩子们，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有一类似西方的基督教徒们特有的原罪感。他们认为自己的“根子不正”，不得不同亲生父母“彻底划清界限”、皈依真理、净化灵魂，以便做一个被公众承认的好人。共产党毛主席都是抽象的概念，学校里的校长、老师、特别是党、团组织无形中，成了他们的“精神父母”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合法保护人。因此，他们看到其他的孩子叛逆的时候，总是感到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威胁了他们精神上仅有的安全寓所，而且触动了埋藏在他们更深的下意识中的叛逆冲动，即：大声地对自己和别人说：“生我、养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好人，我爱他们。”这是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天性和权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愿望成了罪孽，是“划不清界限”的表现，绝对不利于他们的生存，自然也不可能浮现到意识中来。因此，这些孩子最容易趋向“驯服工具”的教育。在“文革”的开始阶段，“誓死保卫学校领导”，做了真心实意的“保皇派”。
　　所谓“出身好”的孩子，即：工，农，干部子女，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是“领导阶级”，这些孩子们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感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毛主席说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这种充分被肯定、被信任、被期望的精神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具有非常的自信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伴随狂妄自大和过份的天真，特别是干部子女，从“造”了自己祖父母“反”的爸爸、妈妈身上，从小汲取“造反”的精神，恨自己怎么晚生了几年，没有赶上电影里面那种激动人心的战争年代，没有机会也做一次英雄，这些孩子更加容易接受“正面思想教育”的另一个侧面，即：他们父辈的“反叛”和被文学艺术诗意化了的“革命英雄主义”，对学校中“驯服工具”的教育则很反感，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
　　记得从小学开始，我虽然一直成绩优秀，是文艺、体育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但是每次学校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都少不了“骄傲自满，纪律散漫”的批评。上初中以后，看到有的同学，把自己的钱包交给老师，声称是路上捡的，而被老师作为“学雷峰运动”中的好人好事表彰。使我这个本来对这样的运动就不感兴趣的人，产生厌恶。在党的“重在表现”的感召之下，为了加入共青团，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学最愿意找“团组织”汇报，不单汇报他们自己的“坏思想”，还要捎上我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坏行为”，使我常常为此而挨批评，团组织追着要我克服“自来红思想”，连“出身好”也有了“原罪”，对于这种宗教式的压抑，我实在反感，作了父母亲的人都知道，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如同皮球，你越拍它，打它，皮球反而跳的越高。我当时的情况恰好如此。久而久之，这种压抑与反压抑的能量不断积蓄，同时与“小汇报”我的同学，形成越来越深的隔阂，这种现实，为后来“文革”的大火首先在中学里烧起来，学生之间大打派仗，埋下了基础。

　　◇　文革中的“老三届”
　　提起“文化大革命”，人们异口同声的把帐算到了毛泽东一个人头上，将十年的大动乱归咎于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为了解析“文革”的起因和社会后效，中、西学人花费了不少人力、财力。他们收集了大量的史料，研究毛泽东和“中南海”里的宫廷斗争，甚至细碎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给某某打过一个电话，使了一个眼色，写了一个便条……使我不禁想起“红学家”们研究“红楼梦”的情景。人们似乎忘了，这段历史是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继续。其真正“史无前例”性，恰恰在于全国几亿人民统统发动起来折腾，最终“触及了所有人的灵魂”。
　　一九五八年，完全没有科学知识的毛泽东，凭着主观的想象和愿望，发起了一场经济生产的群众运动，名曰“大跃进”。饿死的几百万农民使得毛泽东感到罪过。虽然干掉了“为民请愿”的彭德怀，压住了党内的批评意见，毛却渐渐陷入一种日益严重的猜疑心态，特别是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公墓里拉出来烧掉以后，毛变得更加恐惧，生怕他死以后，遭到同样下场，一个人陷入这种恐惧症心理，他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感知（perception）都是扭曲的，看任何一个文艺作品，都会认为是在影射自己，听他人一句玩笑，都会猜疑人家“别有用心”，这是为什么“文革”以前，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阶级敌人”，但是中央文件和报刊中的宣传中“阶级斗争”的鼓点却越敲越紧，直至在“文革”中揪出一个又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还不放心。通常的政治斗争，是以利益集团为单位，实际利害的争夺与平衡为内容的，参加斗争的各方势力，至少很清楚对手是谁，但是这种由于最高权威者心态失常而发起的讨伐，使得被讨伐者至死都不明白原由，刘少奇临死前，还书呆呆的争辩“这种把党外的力量弄进党内来解决问题的作法，是违犯党章的。”中国帝王和家长的话就是章法。再加上恐惧症，其思想与行为就更加无法无天、无常理可言了。这种封建礼教的遗产，与“文革”初期发展起来的类似宗教式的崇拜狂热搅和在一起，把中国推向一场难以避免的灾难，如果用行为心理学的方法将“文革”前后、上下彻底的分析，需要著书，在这里，还是回到我们自己——“老三届”这个群体来。

　　◇　红卫兵是“反革命组织”
　　提起红卫兵，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一个毛泽东创造的“革命组织”，其实最初的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的自发组织，它短短的六个月历史，有四个月站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面，作为“现行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五年底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初批判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三家村”，中国人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成年人有了“反右斗争”的教训，提心吊胆地猜测这次“运动”的“方向”、防范自己不要昏头昏脑地变成了“革命对象”。可是中学里的这批不知事的娃娃们，早已不甘心天天坐在教室里“死读书”，嗅到了一股盼望已久的火药味，变得异常兴奋：可算等到他们要作英雄的时候了。要自己独立的人格，要象父母小时候一样，自己也创出条路来。一九六五年，《中学生》杂志上刊登了十四岁的宫小吉的短文《五分的秘诀》，向当时的教育制度挑战。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已经闹过一次学潮，被党中央的“四清”小组勉强压下去。此时，中学生自发的个性解放情绪和行为，还没有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所以“阶级斗争”的敌人是谁？在哪儿？谁也搞不清，也没有人去问。
　　一九六六年三月，北京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写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五月，十几个学生偷偷跑到圆明园的遗址，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名叫“红卫兵”，立刻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一党专制的中国，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私下里成立什么组织，对共产党的孩子也不例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六十年代初，以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和一个将军的儿子孙经武为首，一Ｏ一中学和北京大学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子女，偷偷组织了一个“X－社”，X这个数学中的未知数，象征他们开始对所有被灌输的“已知”观念的挑战，对于当时一些难以自圆其说的理论问题和社会现象，包括干部阶层的问题开始质疑。X－社被发现以后，干干脆脆地划为“反动结社”，其成员全部被打入牢狱，“文革”初期，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对于目前世面上盛行的说法：“红卫兵”的成立，是干部子女要求更多的特权，我实在难以苟同。古、今、中、外，那一个朝廷，是被自己的后代要求更多的权力而造了反，由此而演进向前的呢？
　　1966年，我是北京人大附中高一的学生，为了支持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清华附中学生们，我们十几个同学在自己的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立即也成了“反革命”。从6月初到8月初，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的日子就是被其他同学围攻、辩论。“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红卫兵的目的是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同我辩论最凶的学生之一，就是共青团的干部——魏京生。“工作组”找去谈话、强制解放，我们的父母亲更是急得不行。他们认定了自己的孩子要成为“右派分子”，强制“退出”的威胁甚至升级到要“脱离父－子、女关系”的地步。事实上，北京市和“团中央”的“黑名单”，已经将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学生列为“现行反革命”，准备在运动结束时发落。
　　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讲，受到整个家庭和社会的反对，还能挺得住，已经不单单是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能解释的了，回想当时，我最基本的概念从未动摇过，即：我是一个好人，我的红卫兵夥伴们也是好人，那么，将好人打成“反革命”的行为一定是错的，甚至是有人幕后谋划的，可能就是所谓的“阶级敌人”。我们还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了他们这样搞法，肯定不会答应。此刻，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起了作用，银幕上的革命先烈和我们的父母，都是经历了各种苦难还坚持革命的。所以，没有苦难，没有危险，没有压力，就不算是真正的革命，就锤炼不出真正的英雄。所有这些，从现在听起来极其荒唐可笑的信念和逻辑推理，却扎扎实实地支持了最初的红卫兵的造反的行为。

　　◇　红卫兵与红色恐怖
　　7月26日，当我们在“水深火热”中抗高压，毛主席在长江里“胜似闲庭信步”下定了决心。他8月6日突然回到了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中央文革小组”列席，并且宣布了自己的老婆——江青是小组副组长。从此，这个半疯的女人走上了朝思暮想的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她对自己坎坷人生的报仇雪恨。8月8日，中共机关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六条”，第一次宣布了“文革”与过去所有“运动”的本质上的区别，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8月初，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天桥剧场接见了红卫兵。她用极其情感的声调说：“毛主席让我问你们好！你们是小太阳！”哇！果真他老人家和我们心连心，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孩子们哭了、笑了，发疯了！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件被大人反对，被所有的人反对，但是被伟大领袖支持的正确的事情！《人民日报》登载了他们的文章、他们自己的组织变得全国到处都是。8月18日，毛主席和所有的革命前辈在天安门上同他们握手，还戴上红卫兵袖章，所有画书、电影上的事情都变成了现实。只是，其中冲锋陷阵的不再是战斗英雄董存瑞和黄继光，变成了他们自己！到此为止，中学生自发的叛逆行为和毛泽东自“大跃进”之后的又一“创举”会合起来，开始了一场皇帝领导子民对其朝廷造反的“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记得“8·18”那天，我的红卫兵战友们去见毛主席，我却躺在红卫兵指挥部里听广播，感到一种极度兴奋后的疲乏，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变得广阔无边，不再是一间小小教室中的书桌，不再是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的规范之路。革命将把我们带到哪里？我感到有些怅惘。
　　严酷的现实很快的把我拉回地面。“8·18”以后，红卫兵走向社会，开始了一场暴力行为。我的小红卫兵战士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劈啪啪的开始打校长、老师、工作组，甚至自己的同学，路上随便甚么人被指控为“流氓”，一群孩子就会拥上去打。我从小没挨过打也没见过家长和老师打人，偶然碰到男生欺负女生，我都给予坚决地反击。这种侮辱、虐待他人的行为，无论如何不是革命。为了反对打人，我被红卫兵会议批评“落后于群众运动”，应该好好读《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就是要将这些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的争辩是，毛主席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算不算数？对待俘虏还不得打骂、虐待呢。当时任何人想要辩论、不引用毛主席语录就很难开口了，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和清华附中、北航附中红卫兵商量写了一个“三校红卫兵联合声明”。中心目的是制止乱打、乱抄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行为”。记得那时一个湿热的夏夜我们坐吉普车去散发传单，车开到西单口上，突然看到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骑车拼命追赶我们，手里拿一张传单。我以为我们的车子掉了什么东西。停下车来那人冲上前来握清华附中卜大华的手，激动地说：“我是工人出身（说话先报出身）。你们写得太好了！这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余下的话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只感到一种刺心的头疼。掠过我脑海的话，三十年一直跟我：“红卫兵脱离人民了。”回想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出手打人的孩子有三个特点：女生多于男生，初中生多于高中生，平日里性情温和的人、8月以前作了“保皇派”的学生打得更凶，当时侥幸余生的女子中学校长，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打她最厉害的，是她平时最心爱的学生，前年我回北京，碰到一个当年打人有名的姑娘，如今做了妈妈，自己的女儿恰恰是她66年时的年龄，这位红卫兵妈妈恢复了“文革”以前的温文尔雅，把女儿管得特别严谨，好象生怕她去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初中女孩子是14至16岁，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她们血液中的激素水平直线上升，加上每个月的周期性变化，是情绪最不稳定的群体。中国的法律当时已经提供了男、女平等的条件，女孩子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要解放，但是几千年的习惯势力，使得社会上仍然用一些压抑她们天性的看法去规范她们的行为。例如，女孩子应该文静、贤慧、顺从。这种矛盾的社会条件在她们的心理上形成冲突。平时特别听老师话的女学生，往往是压抑她自身情感最严重的女孩子。“文革”初期，一般是“誓死保卫校领导”的人，8月以后，她们突然变成了“保皇派”，一下子觉得受了欺骗，平时积蓄的情绪能量突然爆发出来，发泄到过去她们特别敬爱的人身上。有的孩子在这个时期，甚至将亲生父母打死，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心理伤痕。
　　一个记录片导演访问了头发斑白的老人——王晶尧，他的老伴——卞仲耘，是当年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师大女附中的校长，66年8月，惨死在自己学生手中，访问最后，老人痛不欲生的话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等，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走来，向我说一声：对不起。难道至今她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是错的吗？”王叔叔，她们知道那是一个罪过，但是，还没有力量回顾这段伤痛，我们的民族没有忏悔和宽恕的传统，她们只好将如此的重负压在最深的心底，不敢去看它。假如能使你心里稍稍好受一点，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站在当年受过伤害的所有人面前，说：“对不起。”我们虽然也是这段历史的受害者，但是应当有力量承担起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