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逝去的岁月(六）

接连几天有关中国教育的热烈的讨论勾起我对自己研究生时代的回忆。不善于谈“大事”。就看看自己的经历。

岁月5谈到1966年。然后两年在上海搞“文化大革命”，其实后来都是逍遥派，在家等着。67年9月起发工资了，每月48.50 RMB，总算松口气了。68年9月分配到贵州山区，怀着无奈的心情踏上征途，开始了12年（领导17年）的农村生活。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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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不能说是度日如年，但也总想摆脱这境地，重回城市，过起码有水电的生活。四人帮被打倒后，春风已吹遍了祖国大地，我们那里还是步履艰难。记得曾打报告要求从公社上调县城，卫生局长连理都懒理，只是从其他来源打听到：让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在农村改造！幸亏后开始恢复了研究生招考，虽然在闭塞的农村，得到消息很晚，英语基础又极差（学了多年俄语），努力排除种种阻力后总算如愿回到了母校。

此文主要想谈谈我的研究生生涯，也算与教育扯上些关系。当然根据oneweek 的观点“无统计学意义”，但我材料不够，只有个体例子。

硕士班的第一年是听课，相对大部分是三年制毕业的大学生我基础应算好的，感到很轻松。与以前不同的是我是班里最老的，都比我小十岁左右。晚上与同寝室出去就着花生，豆腐干喝口小酒，也会与谈得拢的去看看电影，那时电影可算是“精彩”的了，有“叶赛尼娅”，“追捕”。。。。。。考试从来是第一缴卷，读了一辈子书，包括升学考试，从没遇到比我早缴卷的。

第二年起，进入课题设计与具体的实验阶段。自己的指导老师学识，经验都第一流。在上海滩上各路都有关系和极好的人缘。我也借光不少，包括以后论文答辩。但老师事务极忙，我每日左右相随，化在业务上的时间极少，倒是吃遍了上海当时的名店，酒家。早上先用小壶烧两热水壶的开水，他不喝锅炉房的水。再坐学校的小车从徐家汇到提篮桥接他，来校的路上他要拜访某人，身边有个拎包的总方便些。有时去的还是市领导的家。不能说我混了三年，也对纤维化的逆转研究提出新的观点及治疗，检测的探索。但化在打交道上的功夫要多于做实际的研究。当时在上海也已经是没关系寸步难行了。虽非刻意，但一段时间后我自己的网络也已经够大了，可以说没有办不了的事了。

一个小插曲：一次卫生部副部长带领六七人来视察，突遇紧急情况须立即返京，院办公室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连一张机票都搞不到，那位主任想到了我。老将亲自出马，到当时还在延安路的民航售票处走一遭，小兄弟让我当时拿七张沪京机票回校，给我十足的面子。有一次带部门全体员工去锦江饭店开一桌，也算是山珍海味吧，结帐时收了13.50，当然那是多年以前，但也够便宜了。朋友中也有KGB，宇航局的，常会透露些“内部消息”。

到论文答辩前，老师亲自出马邀请诸多权威前来助阵。自己认为，论文立意尚可，数据与结论的联系还是差了些，但鉴定时只是礼节性的提了些问题，圆满通过。随后的一餐那一定是顶级的了（倒是自费，老师掏的腰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