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春围城”看战争之“理” zt

长春围城历时五个月，至10月19日占领长春为止，期间造成大批平民饿死。全城700余万平方米建筑，230万平方米被破坏。一切木质结构，乃至沥青路面，或用于修筑工事，或充作燃料，一切树皮、树叶之类都被吃光。

围城初期，国军曾限制居民外出，后因城中发生饥荒，随对居民放行，并限制其返回。其间也发生国军抢夺居民粮食现象。对逃出长春之平民，共军开始曾进行搜查审问后放行，但仅限于带枪投靠之国民党人。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们说是“上级命令，没有办法”。后来采取了围阻以至射杀。大批饥民滞留在两军控制的环城中间地带，其间遍布饿死者的尸体。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围城期间曾发生食人悲剧。当年的一些老人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麽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

长春居民之人口，由围困前之120万左右锐减到围城后17万人。作家张正隆在《雪白血红》里分别引用时任长春市长尚传道之回忆录称，根据人民政府进城后确实统计，饿、病而死的长春市民共达十二万人。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称城外尸骨不下十五万具。日本媒体估计为二十至三十万人。段克文在《战犯回忆》一书中说，长春围城饿死了六十五万。

国民党认为，中共在围城期间的行为构成战争犯罪。共产党则认为城内国军实行杀民养军、驱民养军政策，见死不救，惨剧的责任应归于国军，长春破城后新七军和六十军手中仍有大量余粮。当时饿死的大都是长春的市民，国民党军几乎无人饿死。在官方宣传中，有“兵不血刃取长春”之说，但也承认为时不长的延误确实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长时间围城也给城市人民带来了一些苦难。舆论认为，长春围城是二十世纪最惨重的战争灾难之一。

围困是一种常用的战术，因城池被围困而造成人道惨剧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最早的记载在《左传·宣公十五年》。当时楚军包围了宋国的都城，造成了城内“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局面。南北朝时，一座城池被围，城内靠杀人而食维持，甚至出现了军队开市场卖人肉的情况（原始出处忘记了，一时查找不到）。唐朝安史之乱时，张巡在睢阳被围，不得不“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

有史以来，就有关于战争道德的讲究，例如《左传·成公九年》：“郑人使伯蠲行成，晋人杀之，非礼也。兵交，使在其间可也。”这是说两军交战不可以斩来使。《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未获成命，则有我东門之役，当陈隧者井堙木刊。”这是说军队对敌方的人居环境不可以进行恶意的破坏。《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这是说打仗要讲究武德。《史记·淮阴侯列传》：“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这是说军队要不伤害平民。《史记·李将军列传》：“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这是说不可以杀已经投降的敌人。凡此种种，都是提倡军队要作文明、威武、正义之师。事实当然大都不会如此理想，兵者凶器也，不动则已，一动便是灾难。战争状态下的军队，对己方百姓也很难做到守纪律、讲道义，更不用说对待敌方了。百姓从来都是战争的工具和牺牲，纯粹就是必须的消耗品，是供军队役使、掠夺、泄欲的对象。史书上充满了军队杀、掠、烧、淫的各种施暴记载，无须举例。当年日本人来到中国的表现就是明证，在社会文明化到现代的情况都是如此，更不用说以往了。

面对这些惨烈的事实，局外人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人们往往从道义的角度出发而审视战争中军队的表现，对违背战争道德者予以谴责和追究。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外。战争是你死我活的博弈，其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和打击敌人，打赢才是硬道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种手段会无所不用其极。任何战争都是残忍的，它既是双方人力、物力、智慧、勇敢、情势等各方面状态的比拼，也是双方人员面对残忍时的心理耐受能力的比拼。在战场上，残忍是常态，谁更残忍，谁面对残忍能安之若素，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违反战争道德而造成的灾难进行谴责，这固然符合社会的正义和公理，但却显得不明战争的特有之“理”。在战争中，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道德永远是第二位的。可以为利益而不顾道德，却不可以为道德而牺牲利益。有的时候讲道德可以使自己处于优势，有的时候顾道德却会使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军事家可以因势利导，将战争道德作为战胜敌人的一种武器，但也要注意不使战争道德成为影响己方利益的一种包袱。在战争的博弈中，往往需要丢卒保车或丢车保帅，百姓在战争的棋盘上，从来都是些卒子而已。站在百姓利益的角度，拿着战争道德的尺度而衡量将帅的残忍决策，其实是很天真的做法，军人可不是菩萨，战场也不是道场。战争中军队的任何突破战争道德的行为，都是有其道理可讲的。这些道理都是战争的特有之“理”，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义和公理。

战争有战争的特有之“理”，人们对于这些“理”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和解析。无视这些“理”的存在，仅仅是谴责不守战争道德的行为，显然还是很不够的。

长春围城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围而不打，就可以收到兵不血刃而逼降敌人的效果，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己方的损失。城中有几十万百姓，是敌方的一大包袱，他们会不停地消耗着城中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使得城池难以久守。双方都看到了这一症结，所以城内放百姓出来，是想卸掉这一包袱；城外则不肯放走百姓，是想让这一包袱尽快将城内拖垮。如果出来的百姓都被放行，城内就会将几十万百姓全放出来。卸掉了这一包袱，长春守军有了战资保障，就不会在短期内投降，至少还能挺一年以上。战机万变，战局是不容许玩这样拖沓的围守游戏的。放走百姓是道德的，却会使敌人主动而己方被动。堵住百姓是残忍的，却会使己方主动而敌方被动。如此一来，在百姓问题上，双方都在进行着残忍耐受心理能力的较量。城外如果觉得惨不忍睹了，就对百姓放行。城内如果觉得惨不忍睹了，就及早投降。只要大家还能保持对残忍的熟视无睹，就要坚挺着继续睹下去。事实证明双方都挺到了最后，其行为都符合战争的特有之“理”。

两个人在打架，你一拳朝着我胸上，其实对我没有什么伤害；我一脚朝着你阴部，足以将你致死，这是损招。用损招虽然有违武德，却实现了你死我活的终极目的，从战争的特有之“理”来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楚汉相争时，刘邦被围困在荥阳，汉方用两千名女子冒充军队从东门出城，吸引楚军来打，刘邦则从西门逃走了。那两千名女子必然都是被胁迫的百姓，其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百姓在战争中的角色。这无疑是一个损招，但如果不用这一招，刘邦就必然会死在荥阳，项羽就会胜利。如果那样的话，就没有了数百年的汉室江山，我们今天也不会称为汉族，而有可能是楚族了。

48年10月，太原的攻防战开始，直到49年4月，太原被攻克。由于有战资储备，长期的围困没有造成像长春那样的的惨剧。城内没有放百姓出城，解放军在西北方向开着通道，逃出来的阎军可以交出武器后被遣散。但最终太原是被打下来的，战役的惨烈程度总是被亲历者们津津乐道。据官方材料称，全歼敌军十三万五千人，我军伤亡四万五千人，民工伤亡近千人。关于我军的伤亡数字，不知道统计有无遗漏，当时到前线抬担架的老人们，一说起牛陀寨和双塔寺，那就是个“人死得把沟都填平了”。双方都是人海战术，蚁附攻坚，不会才死那么点人吧？

长春围城，饿死了数十万百姓，但是兵不血刃。太原攻城，百姓没有被饿死，但是双方阵亡数十万战士。再看看我方为攻城所耗掉的人力物力，“参战民工达一千万工以上，运送的弹药及作战器材达六千余万斤，粮食燃料四万万斤以上”。再看看炮火洗礼后的太原街面，一派断壁残垣的凄惨景象。

两座城市，两种结果，长春很悲惨，太原很悲壮，愿意选择哪一种呢？反正战争就是战争，离不了一个“惨”字，根本别想有什么花好月圆的方案。

附：

长春蒋匪近来以灭绝人性的罪恶行为，于抢尽长春市民存粮使他们陷于饥饿之后，又把他们强迫驱出在敌我封锁区之间，为数八万余人，且日渐增加中。该难民停留区，由于敌人抢掠，早已十室九空，已陷于严重的饥饿状态中。每天饿毙者日渐增加，情况甚惨。省委按东北局指示，为救活数万难民着想，已决定分别收容，紧急救济，分散安置，对处理这批难民的具体办法省委决定如下：

一、以唐天际、武少文、董昆一、朱明、李庭序、李隽、军区一人和长春、九台、伊通、双阳等县县长等组织处理难民委员会，并由前指唐天际同志负总责，武少文、董昆一同志副之。处委会的任务，领导和处理难民一切工作。省委责成该委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计划和规定具体办法，并限期处理完毕。救济办法由处委会决定，原则上必须多照顾最贫苦的难民。

二、长春、九台、德惠、伊通、双阳、永吉、磐石、舒兰，蛟河，桦甸等县应准备接收难民，分配各县数目由处委会按实际情况（粮食情况，搞农业副业条件可能等）去决定，大体规定如下几种办法：（一）有劳动力的工人及其他技术人员一律送省府及工业部，分别考查使用。（二）十六岁以上青年学生（不论男女）一律送东大集中考查教育（已请示东北局）。（三）原属东北其他各省逃出的难民，由处委会介绍其回原省处理。（四）毫无依靠之小孩、妇女及老弱者，分散到各县适当安插和发动群众作社会救济。（五）一般的市民，应利用其社会关系安插，或分散各县参加生产。（六）反动首领及重要的嫌疑分子，属军事系统的送军区政治部，地方系统的送公安处分别处理（如收容登记时，发现阴谋破坏分子，除省公安处认为须拘留者外，应驱逐出境）。

三、干部和运输等问题决定如下：（一）李庭序同志所领导的约一百二十人省委工作团，全部移交处委会使用。（二）由九台、长春、伊通、双阳调十五到二十人地方干部，到处委会工作。（三）由军区设法抽调一个连交处委会使用。（四）各地调来的干部和军区抽来武装，难民工作结束后一律归还原地原机关。（五）所需要的运输大车由处委会提出计划，由省府按战勤支差办法动员。（六）要求铁路局和东线战勤司令部对交通运输上给予帮助。

四、所指定各县及各单位，由处委会所分配和介绍来的难民必须认真负责处理，不能推卸责任。在数万难民中也可能夹杂些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乘机来我解放区进行破坏活动。各县及单位，必须警惕，任何疏忽麻木都是有害的。

五、遣散难民各种费用，由处委会作出预算，呈报东北局和东北政委会批准。

六、数万难民处理之复杂繁重任务，非处委会单独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党政军民及各县发动群众共同努力，认真负责，才能完成。数量巨大难民单靠政府长期救济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群众力量和组织难民自己生产，解决生活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办法。同时各县必须展开救济难民宣传运动，着重揭露蒋匪灭绝人性罪恶行为，普遍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市镇特别发动富裕市民募捐救济（救济款交处委会分发）。

中共吉林省委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四日[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