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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由来已久，经历了相当曲折复杂的变化。在上古先秦时代，当官的大都是子承父位，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打地洞”是也。当然，官员也可以寻访贤人予以任命，周文王不就是在河边找到七十多岁的姜太公，还封他为太师，执掌军政大权，可这毕竟是凤毛麟角的事儿，少之又少。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爵禄的特权，按军功授权。到了秦朝，实行郡县制，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一切的地方官员全由皇帝任命。皇帝虽说是真龙天子，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皇帝也有看走眼的时候，这确实不是个好办法。汉朝，实行察举制，由地方官每年推举各地德高望重的人才做官。东汉末年，曹操发布“唯才是举”令，不论门第高低，凡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皆可以做官。到了三国的曹丕时期，历史开了倒车，开始实行九品中正制。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制度，按照各人的出身和等级身份选拔官吏，按门第高低分享政治权利，高门士族世代任高官。士族制度，致使政治腐败，政权更替频繁。隋朝开创科举制，采用分科考试的办法任用官员。唐朝则大大拓宽科举考试范围，选用贤能。
唐朝的科举分为循序而进、不可逾越的四个步骤：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种。童试三年两考，分为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合格者为秀才；乡试三年一考，此乡非他乡，实为省级考试，合格者为举人，当上了举人才算取得做官的资格，；会试也是三年才一次，是部级考试，合格者称作进士，一般的名额也只不过三百人。当然，进士也不是马上可以做官，得等吏部来委派；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只有进士才有资格参加，出榜分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可做翰林官，二、三甲经“馆选”合格后，还得进翰林院修业三年，再根据成绩授官。可见当官委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科举使得读书人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现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
贞观初年，百废待兴，俗话说，一朝一朝臣，各个部门都急需补充大量的新官员。指望科举的渠道输送官员，毕竟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也从隋朝的旧官吏中择优录取，当时，唐朝允许前隋朝官员可以到朝廷吏部来参加选官，参照隋朝时的官职品级。授予官职,以解燃眉之急。这么一来，问题也就冒出来了。有些申请当官，等待任命的候补人员往往弄虚作假，伪造履历，冒充世家高门，提高在隋朝时的官位品级,由于连年战乱,唐朝继承的隋朝档案也殘缺不全，确实难以核对,因而蒙混过关捞顶乌纱帽戴的,大有人在。
这件事使唐太宗大为恼火,大唐朝的官府如果说充满冒名顶替者,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长久以往,必然是国将不国了。唐太宗下诏规定，已经通过伪造履历获得官职的官员都必须自首；不自首而被揭发出来的，都要处以死刑。正好在这个时候，有人撞到枪口上了。温州司户参军（州政府中负责财政事务的官员）柳雄被人揭发是伪造了隋朝任职的品级。好，逮了个现行的。决对不能手软，来个杀一儆百。唐太宗下令把柳雄交给大理寺去审问，最初柳雄还嘴硬，死活不承认，但是几次审下来，柳雄只好承认自己确实伪造了履历。
戴胄原本是隋朝的一名小官，后来在武牢关战役中被唐军俘虏。李世民见他“明习律令，尤晓文簿（善于处理公文）”，很重视这个人才，把他召到自己的秦王府里当“士曹参军”（负责人事的辅佐官职）。唐太宗登基后就想到了戴胄，他说，大理，人命所系。戴胄为人清直，正是担当这个职务的人。于是，下令将戴胄提拔为大理少卿。
大理少卿（审判机关大理寺的副长官）戴胄向唐太宗汇报，说是已经查明柳雄的罪状，按照帝国法律，应该判处流刑。唐太宗龙顏大怒，说，你瞎说什么，朕早就判处好了，只应处以死刑！戴胄据理力争说，陛下既然把这个案件移交给了臣所在的审判机构，罪不至死，就不可以残酷滥刑。唐太宗说，朕都已亲自下诏了，你却要遵守什么法律，教朕在天下人面前丧失信用，你居心何在？戴胄说，不错，诏书是陛下亲自下发的，法律也是陛下批准的。都是陛下同意的文件，但有轻重大小之分。诏书起因于陛下一时的喜怒，而法律却是代表政府的公信。按诏书办，要诛杀；按法律办，只能判流刑，避诏书而遵法律，正是回归法律的正轨，这就是忍小怒而存大信，才能得民心于天下啊！唐太宗终于被戴胄的一片忠心打动了，他说，你能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朕还有什么可忧心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