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客异论：科举废 儒士颓 不甘寂寞是书生

科举废 儒士颓 不甘寂寞是书生

       科举制从隋朝（一说唐朝）开始实行，直至清光绪卅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成为世界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的办法。对中国在内的汉文化圈诸多国家，以及西欧国家启蒙影响深远。

       科举制极大程度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在中国一千年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通过科举来选拔政府官员，鼓励青年尚学苦读，求得功名，科举制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清廷诏准其所奏，将育人、取才合于学校一途。至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废除。

        科举废除，彻底断了儒生们的仕途。新学堂的兴起，挤压了旧私塾的生存，延续千年的读书之人儒生、书生的称谓，也逐渐演变成了学生、知识分子。

        清末民初较早的一批的“知识分子”，一些人出国留洋一些人做了传统的“教书匠”外，似乎并未有太多的出路。于是“知识分子”们就不甘寂寞起来，其鼻祖当属以康有为、梁启超及其“戊戌六君子”的“公车上书”事件所开先河。此后就不得了了，王国维、严复、林语堂、胡适、周树人、周建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崛起一批所谓“社会精英”。

       在这些精英里面，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陈独秀、李大钊。陈独秀、李大钊不仅把“马列主义”这个异端邪说介绍到了中国，并激情满怀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不甘寂寞的书生们，又一次惊世骇俗之举。这一次他们没有选择向“皇帝上书”，可能因此时已没了皇帝，而是将自己的主张公开昭示天下，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但敢说还敢做——建立了“私党”中国共产党！

       自此，他们不但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近代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90%以上都是农民，他们的头等大事是如何填饱肚子，哪儿还有钱来供子女上学呢。所以但凡能识两字儿的人，都被人尊称为“先生”，社会也逐渐以学历高低来用人，这就使得年轻人以追求成为“知识分子”为时尚和实用。

       由于纸张、报馆、电话电报、广播的普及，舆论的作用被强化了，知识分子能言善辩、舞文弄墨，成了社会舆论的急先锋，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人，就更加“翘起尾巴”来，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用。“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眼高手低，鄙视工农，同行相轻的劣根也一同放大了。其实，知识分子理应回归到“教化愚钝、答疑解惑”教书匠的本行上来，顶级人才可做些学术研究，其他只是作为“敲门砖”而已，大可不必为自己背上“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包袱。“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这个道理。鲁迅先生笔下“孔乙己”的形象，就是极其生动的写照。

       就拿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大名鼎鼎的大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来说，李因被军阀张作霖绞杀，结果未可揣测，而陈由于自身的原因，最终被自己一手创建的党所抛弃，抑郁而终并未独善其身，成了匆匆的历史过客。这本身就为“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做了最好的注脚。

       而毛泽东恰恰却是个例外。在陈独秀因创办《新青年》而名声远播之时，毛泽东还只是个“愤青”，在后来的人生实践中，逐步摸索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脚踏实际一步一个脚印向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迈进，“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终成大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前无古人浓墨重彩的一笔，堪称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翘楚和楷模，令“无数英雄敬折腰”羡慕嫉妒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