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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因分析：形势误判和极权人格
为什么习近平要重返极权主义？习近平的个人学识、性格以及认知能力决定了他对极权主义的路径依赖。
第一.三个严重误判
一是，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误判。习近平对中国经济实力的看法过于乐观。中国GDP的确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经济真正崛起并非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而主要是依靠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商机。中国被美国推入了WTO，从而成为世界工厂，又依靠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和高污染、高能耗、低福利和低人权获得了暴利。可以说，中国经济是虚胖，靠经济全球化这个“膨大剂”催大的，经济创新能力并不强。2009年是中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内需和外贸都陷入困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红利到胡锦涛时代已经耗尽了，必须进行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是，对国际形势的误判。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邓小平一直强调韬光养晦，特别叮嘱第三代领导集体，“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韬光养晦应当继续50年，不当头，不当老大”。但习近平狂妄地抛弃了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甚至认为世界大势“东升西降”，“时与势”在中国这一边。十九大后，他开始转变了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
三是，对民意的误判。习近平对中国人的想法并不了解，认为只要经济发展，通过洗脑宣传和依法治国（严刑峻法）就可以让中国人服从他的领导。但他不知道，中国人早已今非昔比，已是见过世面的人。中国人的真实想法就是安居乐业，不折腾，不搞政治运动。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慢慢来，民主化也不急于求成。但他们内心赞同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
习近平执政九年，无论个人崇拜也好，国进民退也好，淡化文革也好，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中国列车尽管已关闭动力系统，但仍在邓小平的轨道上缓慢滑行。在今天的中国，只要不涉及政治，老百姓的生活与邓小平时代差异不大，“马照跑，舞照跳”。这个现象恰恰说明，习近平回归极权主义的过程并未完成，也难以完成。即使今天中国出现的仇视西方的情绪，基本上是民族主义导致的，这一点与毛泽东时代截然不同。
简单地说，中国人很新，但习近平和他的时代很旧。
第二.极权人格
在一个民主国家，国家领导人的性格对政策走向的影响并不大，因为他的权力会受到议会和司法的制约，但在极权主义国家则不然，国家领导人的性格将对国家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如毛泽东毛泽东的性格就具有强烈的游民特征，体现为反社会性和残暴野蛮。
习近平也一样，他在未接班前极力掩盖自己的性格，将自己打扮成憨厚愚笨的形象，从而使自己可以被中共各势力集团所接受，但当他掌握权力后，很快原形毕露，极权性格彰显无遗。《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曾指出，习最大性格特点，尤其在他这一代的红二代中，是善于韬晦。这是他当年能在与薄熙来的博弈中胜出的关键之处。习貌似仁厚，实则心机很深。他深谙中共官场政治，这源于其幼年时的家庭遭遇，亲眼目睹其中的黑暗与残酷。加之其父的耳提面命，所以道行很深。习的骨子里是冷血蛮横，一旦得势就敢摊牌，翻脸胡来，整人绝不手软。
习近平具有以下性格特征：
一.粗暴蛮横
2009年2月11日，习近平在墨西哥会见华人时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当时作为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且在国外访问期间发布如此言论，反映出其暴蛮横的性格。习近平执政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表现充分。在他发起的反腐运动中，至今已有400余万官员落马。习一旦决定采取行动，会有一股“狠劲”和“匪气”，不管不顾。
二.思想僵化
为什么习近平在文革时代遭受迫害，相反会对毛泽东和他的极权主义路线产生好感，而对自己父亲的改革思想不屑一顾呢？因为习近平是在文化大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加之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特别对西方现代文明缺乏基本了解。毛泽东的极权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塑造了他极权主义人格。极权人格决定了他对独裁的偏爱，而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普世价值的反感。
三.虚荣和好大喜功
1998－2002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参加了一个“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教育专业在职博士学位班”，而实际上他没有参加过博士课程的学习，却最终取得了清华大学颁发的法学博士学位。
习近平虚荣心强，文化低被人瞧不起，于是常在演讲中背书单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满腹经纶。他爱在讲话中引经据典，但由于不理解其义，常闹笑话。由于习近平知识结构不完善，加上他好虚荣的性格，致使他对中国的历史、国情、民心以及国际形势都出现了严重的误读。
习近平不懂经济，但刚愎自用。雄安新区就是他的拍脑袋工程。他将雄安新区确定为国家级开发区和千年工程，与上海浦东、深圳经济开发区等量齐观。但该项目没有进行严格的科学论证，忽略了它的严重地理缺陷。习近平的好虚荣还体现在他出访外国的大撒币上。
四.心胸狭窄
1982至1985年，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任职的三年多时间里。当时他的上级领导人是高扬。高扬，原中央化工部部长，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其间，传说习仲勋给高扬写了封信，建议提拔习近平为省委常委。但高扬在省干部会议上公开信件，并表态“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我不准备这么做。”无政绩却伸手要官，如此名声和升官无望使得习近平在河北省呆不下去了。于是习仲勋私下里去求胡耀邦。后胡耀邦把习近平安插到福建省厦门市当副市长。临行前，习近平向高扬辞行，高扬说“你是中央管的干部，来去自由，不用向我辞行了。”他的话让习近平很尴尬。
若干年后，高扬逝世,习近平作为后任党校校长和前下属，没有向前任校长高扬的遗体告别，也没有出席追悼会。习近平因为八卦小书《习近平与他的情人》，而成立专案组由孙力军策划实施了跨境绑架香港铜锣湾书商事件。该事件成为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导火索之一。
综上所述，习近平粗暴蛮横、好虚荣的性格决定了他不适应宪政民主制度。如同拜登总统所言，他骨子里就没有民主。习近平思想保守僵化的性格决定了他难已接受西方文化。他心胸狭窄和外强中干的性格使他猜忌多疑，难与同僚共事。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先生在《极权人格与薄熙来之败》一文中总结了十大极权人格特质。他认为，极权人格反民主；蔑视人权；容不下不同声音；人际关系中“斗”字当头；醉心于权力意志；逆我者亡，顺我者昌，睚眦必报，毫不含糊；反法治；对权力狂热追求和行为没有底线。比较习近平的性格特征和言行做派，他的性格属于较为典型的极权主义人格。（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