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和平妖传---描述北宋民众起义的姊妹篇

水浒传和平妖传

描述北宋民众起义的姊妹篇

李西兴

2011-6-20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农民起义的发生的数量之多是空前绝后的。有记载的农民起义中，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南宋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爆发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现存反映北宋农民起义的明刊长篇小说有两部，一是罗贯中(c.1300-c.1400)据施耐庵的本编的《水浒传》(书中含有江南的方腊起义)，一是罗贯中编次，冯梦龙(1574-1646)扩展的《平妖传》(书中提到岭南的侬智高起义)。冯梦龙《警世通言》第十二卷《范鳅儿双镜重圆》，只是一个描写忠贞爱情的短篇，其中有描叙南宋建州范汝为起义的片段。

    近日读侯会先生的《水浒源流疏证》(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颇有获益。他在书中谈到《水浒传》故事情节的结构时说：

    按照中国传统叙事习惯，一部《水浒》以梁山起义为题材，开篇总该先写义军领袖晁盖、宋江才是。然而小说以高俅发迹开篇，一路写王进、史进、鲁达、林冲、柴进……直至第十四回，梁山的开山领袖晁盖才粉墨登场，又过了三回，另一位领袖人物宋江也才姗姗来迟。这似乎不符合中国人的叙事风格和审美习惯(第279页)。

    其实，《水浒》这种安排，正如许多其他的传统小说一样，开场白往往先讲一段得胜头回，然后再讲述正文，这恰恰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习惯。正如金圣叹所说：

    《水浒传》不是轻易下笔，只看宋江出名，直在第十七回，便知他胸中已算过百十来遍。若使轻易下笔，必要第一回就写宋江，文字便一直帐，无擒放。

  (《水浒传汇评本》载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北大出版社1981年16页)

    因为林冲火并王伦是梁山泊在郓城集团领袖带领下发展壮大的开始，所以从王进出走引出史进，从史进寻师引出鲁达，由鲁达出家避祸到东京引出林冲的故事，恰恰是《水浒》叙事的高明之处。如[明]冯梦龙四十回本《新平妖传》，引首之后，先讲《灯花婆婆》的故事，引出袁公比剑到偷窃天书等故事。从第三回起，从赵大郎追踪狐妖，引出狐仙圣姑姑及其子女的故事，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叙事习惯。王平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一书说得好：《水浒传》叙事是“缀段式”的结构。

    所谓“缀段式”结构，是指一连串的故事是并列关系。“这些故事或者由一个几个行动角色来串连，或者由某个主题把他们统摄起来，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该书引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2页)

    《水浒传》的结构之道在于揭示“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在于上演一出忠奸之争的悲剧(《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8页)。

    直到今天，一些当代的武侠小说，还继承着这种古典文学传统。如金庸的《天龙八部》五十回，书中的中心主角北乔峰到第十四回“剧饮千杯男儿事”出场，和他齐名的南慕容到第十七回“今日意”里，才假以李延宗的面目出场(书中的另一个中心人物虚竹，则到第二十九回“虫豸凝寒掌作冰”即将结束时才露面)。港版和张纪中版的天龙八部，将之改编为一开始就让北乔峰、南慕容亮相，恰恰是现代影视艺术的主角先亮相的观念之反映。特别是张纪中版，以萧远山的雁门关血战开场，固然可以先声夺人，但是在敷衍第十五回“杏子林”丐帮发生内讧时，就如同一部侦探故事预先漏了谜底，失去原作想要让读者欲知乔峰身世的悬念效果。最近上映的新版《水浒传电视剧》，也是先让宋江、公孙胜、晁盖等先出场。给许多熟悉水浒故事的观众造成的不过是困惑而已。所以我认为，把中国的传统小说搬上银幕，应该着重于提高影视艺术的表现效果，而不是对原故事本身的任意变更和大幅度调整。

    金圣叹模仿汉儒解说《春秋经》的方式，对《水浒传》故事情节的结构解释说：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见《水浒传汇评本》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里的金圣叹总评，北大出版社1981年54页)

    真是一箭中的，道出《水浒传》作者揭示北宋末年“乱自上作”的初衷。

    被称为《水浒传》姊妹篇的《平妖传》，也有类似的创作初衷。

    据记载，罗贯中在十四世纪编著《平妖传》是二十回本，到明代末年(16世纪初)，被冯梦龙扩充为四十回。《墨憨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卷首载張無咎(据考即冯梦龙之笔名)《敘》云：

    王緱山先生每稱羅貫中《三遂平妖傳》堪與《水滸》頡頏。……余尤愛其以偽天書之誣，兆真天書之亂，妖繇人興，此等語大有關係。(见《平妖傳新注》附錄，美国科发2011年4月版第301頁)

    所谓 “妖繇人興”见该书第第三十七回“白猿神信香求玄女，小狐妖飛磨打潞公”。该回文中說：

    ……貝州城中一班妖人，驅神役鬼，不論日子的作弄妖法。妖氣直透天庭，驚動了玉皇大帝，遣太白星李長庚查看。李星君把王則等一班妖人反叛始末，奏聞玉帝。玉帝道：“天書秘冊在白雲洞中，有白猿神看守。今被人盜法，生事害民，合當一體治罪。”李星君奏道：“臣聞妖不自作，皆由人興。只因趙宋真宗聽信姧臣王欽若引誘，三遍偽造天書，矯誣上天，欺誑百姓。以此民間競尚妖巫，釀成妖釁。……此乃天數，非關白猿神之咎也……”(《平妖傳新注》美国科发2011年266-267頁)

    《水浒传》中描述了多起民众落草“作乱”的事，以宋江三十六人所敷衍出来的故事为主线，揭示出当时北宋朝政“乱自上作”；《平妖传》中张鸾、左黜等用“妖法”惩治贪官污吏，并明确指出这是因为北宋君臣的失政而造成的“妖繇人興”。显然二书都是赞扬民众起来与贪官污吏抗争的精神。冯本《平妖传》说貝州知州張德，恁般胡做，激變了軍心，弄成大禍，便是貪官的樣子。并指出：“若是氣運適然，地方合當有事，定然是箇貪官惹出禍來。這禍依還是他自家先當。”(《平妖傳新注》美国科发2011年239頁)

    中国大陆学术界长期以来，本着封建社会就是地主和农民两大基本阶级相对抗的原则，把中国封建社会爆发的民众抗争统称为“农民起义”。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具体的起义，其组织成分和抗争目的均有所不同。北宋时期民众抗争的显著特点是多与“兵变”相关。反映在《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位义军首领们几乎难窥一位是纯粹农民身份者。所以在1929年，邓洛普(Geoffrey Dunlop)据爱林斯坦(Albert Ehrenstein)德译本转译的英文水浒传，就命名为《强盗和士兵》(Robbers and Soldiers)。这有点像《智取威虎山》李勇奇唱词里的“自古来兵匪一家”。在《平妖传新注》前言里，作者也客观地称王则起义为“民众起义”。因为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小说里的描述，王则起义含有的“兵变”性质很明显；其次，小说里说王则等起事杀了贪官张德，掳掠张家的贪污所得，“到知州宅裏搬出金銀錢寳，綾羅緞疋，在堦下堆積如山。” 王則提出的分配原则是：“這許多財物，都是貝州人的骨髓。今分做三分：把一分散與營中有請的；一分給還鋪行欠賬，及知州詐錢被害之家；一分散與窮經紀人，教他安心做道路。”(《平妖傳新注》美国科发2011年242頁)

    大家看，这个分配原则所体现的是士兵和城市商贩的利益。难怪后来投奔王则的三个小头目，任迁、张琪和吴旺，均为东京的小商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