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知青点

    春节前，我太太帮我在倍可亲设立博客。她把我在去年春节期间，到我原插队的山村时所拍的照片贴在网上。不久，我把照片删减至八幅，并加上简单的说明。今天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特贴出我首篇博客文章“重游知青点”，以享网友。

2009年元月26日于奥克兰 

重游知青点

前年秋冬之际，我回中国探亲。出国十多年了，难得回趟国和亲友重聚。先在上海北京两地待了一段时间，去年春节之前回到故乡。春节过后，弟弟建议我抽时间，到原来插队的农村去看看。

    四十年前，我和同校的革命战友，离开省城，到秦岭山区插队。

之后，我忙于转队，招工，上大学，考研究生，毕业后搞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最后走出国门，一直没有机会到插队的地方去看看。

我插队期间，曾带弟弟到那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村里有个小女孩燕娃，天天都来找我弟弟玩。春节期间，我和几位共同插过队的知青聚会。饭桌上给现家在宝鸡的燕娃打电话。没想到时隔四十年了，燕娃还能记起我弟弟的名字。由此更加坚定了我重游知青点的决心。

我是1968年冬天下乡的。那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没有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指示。我下乡后不到一个月，老人家的这条指示就下来了，立即掀起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

我插队的凤县县城叫双石铺。那时从省城乘火车到那里，要花近十个小时。据传说那里曾是，三国时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路线中，马谡失街亭的地方。

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我有幸被遴选为省政协委员，曾随政协考察团到凤县考察过。考察时我才知道，该地在抗战时期，是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的基地之一。当年的工合运动，成为中国西部失业工人和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在那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它为供应战时军需民用，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县里新设了一个路易·艾黎工合运动纪念馆。当我在馆里参观时，怎么能想得到，我日后竟然会移居到新西兰去。

从1968年11月下旬起，我所在的中学有二百多名老三届学生，陆续到在该县插队。全部安置在距县城60里远的先锋公社，分在四个生产大队。我和六七十名知青，在距公社四五十里的东风大队插队。我所在的二队知青最多，二十人，其中五个女生。生产队管知青生活的副队长庞叔是河南人，到山区当上门女婿。燕娃就是他们家的小女儿。当时，庞叔是生产队里唯一拥有自行车和缝纫机的人。他还在大队部经营一个小卖部。燕娃的姐姐是生产队会计张哥的妻子。当时女方只有十四五岁，不够法定结婚年龄。但是山里人根本不管那一套。只要男女双方及其家庭同意，邀请同村亲邻聚餐，举办婚礼即可。张哥是队里文化程度最好的年轻人。他是岐山人，随其父亲移居山区。我和张哥很有交情。我们知青们都把他父亲叫张伯。张伯鳏居，想和同队的一个中年妇女结合。可是，因为她是地主的遗孀，未能如愿。在文革中，老贫农娶地主婆为妻，可是犯忌讳的事。地主婆有个女儿，才十三四岁，嫁给生产队保管员刘哥。他们和张哥夫妇一样，都是女方不够法定结婚年龄的“非法”同居家庭。

生产队长老谢也是岐山人，到山区当上门女婿。山里保存着女性当家的母系制度残余。老谢的岳母姓董，岳父姓郭，上门后改名叫董郭全。老谢会杀猪，常邀我随他一起去做杀猪的帮手，可使我享用一顿猪肉大餐。我们有时候说笑，问老谢为什么从岐山来山区当上门女婿。他说是：“球硬得没法！”

队里的记工员老王是个驼背。村里人传言，他的前妻是被他杀死的。我们知青刚来不久，老王一天夜里找我，说是向我汇报思想。说别人都冤枉他杀过人，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他的前妻是得病死的。我当时感到非常诧异，他为什么要对我讲这些话。后来才知道，当时队里许多社员，都把知青看作是省城来的工作组，敬畏不已。老王虽然已经再婚，仍然和前妻的母亲一起过活。老太太精神上有点不正常，动不动就脱口喊道：“想打就打么，想杀就杀么！”我想，这可能是老王的前妻生前，和丈夫吵嘴打架时的口头语。老太太疼惜女儿早逝，就常常念叨这话。这怕是村民们猜测老王杀死前妻的唯一证据。

生产大队的郭大队长虎背熊腰，力大无穷。据说他能背240斤木炭，翻山越岭，夜行百里。我们插队时，他正被当作村里的走资派，遭到批斗。批斗归批斗，村里还是有很多人同情他。有次开完批斗会，老谢请我到他家吃肉。

按：山村里比较富裕的家庭，如果人口又多，每年冬季都杀两头猪，把猪肉挂在屋里房梁之上。受烧炕烟火的自然熏烤，可以保存一年以上。村民日常生活清苦，都是苞米粥饭就自家腌得酸菜。富裕的家庭每隔一个月左右，就舂稻米，煮肉，打一次牙祭。煮肉往往是炖一大锅，内加豆腐、粉条、萝卜、青菜以及山药、当参等根茎类药材。由于这顿饭肉的分量很大，所以村民们称之为吃肉。

我到了老谢家，受到他岳母董婆婆非常热情地招待。董婆婆家规森严，请客吃饭时，妇女小孩(老谢有三个女儿)不准上桌，她们都端着个碗，围着炕火吃饭。在小桌旁吃饭的只有四个人，老谢和他岳父郭老汉，我，还有一个人，就是刚才批斗的郭大队长。董婆婆给郭大队长和我敬宝成牌香烟。这种烟当时一毛九分一盒，是省城里最为常见的廉价烟。而村民们抽烟，都是抽自家种的兰花烟。能花钱买香烟敬客，是村民家里待客的极大礼遇。老谢和郭老汉仍然用烟袋锅抽各自的兰花烟。

饭菜很简单，除了香喷喷的大盆炖肉和新舂的稻米饭外，还有几样自家腌制的酸菜，以及廉价的散装白酒。郭老汉在董婆婆家的地位，就像个老长工，很少见他说话。他是个有些粗笨手艺的木匠，会制作和修理农具。在饭桌上，他只是对客人笑着说：“莫客气，多吃些！”郭大队长只是笑着和我打招呼，什么话都不说。

郭大队长和老谢都是山村里干农活的好手。当时中国搞文化革命是第一位的，农村里具有领导生产的生产队干部，往往被列为走资派。然而时间一长，村民的阶级斗争热情就没那么高了。这时，省城的知青来了。例如在我们二队，村里的强壮男劳力不到十个人。而知青一下子就来了二十个，个个都有文化。这不能不引大队干部和村民的注意。每次开斗争会，村党支部都非常重视利用这批知青。我下乡前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这一点，当地的县、公社和大队三级领导机构都是知道的，都想利用我帮他们做点工作。经过二三年省城“文革”的反反复复，我也变得成熟了。那时我就不相信，在这么穷的一个山村，会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村里开批评会，我从不发言。学习时表态也很低调，只强调向贫下中农学习。也正因为如此，村里这些挨批的干部愿意和我接触。

大队党支部朱书记的弟弟是个傻子(在山区，由于性生活的不科学和近亲通婚，生下许多智力不健全的低能儿，被称为老实人)。他有一次在放牛时，不慎引起森林大火，给国家和集体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然而，不但没有人追究傻子及其家人的责任，竟然连一句批评的话，都不曾听到。说起失火的事，使我想起来副大队长老熊。在我们下乡期间，老熊家也曾不慎失火。村里人却说，老熊家因祸得福，因家里失火而发财。他家里本来就穷得叮当响，满屋里除了破破烂烂，啥值钱东西都没有。他的旧宅被烧后，全大队集体动员，无偿支援，为他盖一个更大更好的新宅。其他的损失，如家具、衣物、食品等，均获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全新补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老熊家里，倒是得到充分的体现。

朱支书的女婿很爱话说。在学习或开批评会发言时，他常常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不行。”文革期间，说话、发言引用毛语录，最为时尚。山区农民文化程度很低，凡是他们认可的好话，就误认为毛语录。说这种话的人是没有文化，听的人也无心追究这话毛主席说过没有。久而久之，以讹传讹，就创造出一些不伦不类的毛语录来。

由于当地交通闭塞，生活水准很低。许多人因缺乏营养而患病，其中以大脖子病(因缺碘而致)最为常见。我记得有个女同学，来东风大队转一圈。说整个一条山沟，见不到一个长的像样儿的人。其实，山里有很多英俊漂亮的年轻人。郭大队长的儿子启友，是全大队最英俊的年轻人。他的妻子青娥，也是全大队数一数二的美人。二人真是一对璧人。一队的小姑娘杨秀儿，才十三四岁，非常漂亮。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真够得上明星级的水平了。真是山里出凤凰。

经过和省城的亲友们多次酝酿，我们定于在三月上旬的一天，前去我插队的知青点看看。临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给宝鸡的燕娃打长途电话，得知她姐夫家里的电话号码。我接着把电话打到张哥家里，告诉他，我将要去村里拜访他们。张哥听到我的电话，惊喜不已。我也想不到，那么偏僻的山村，如今也通了电话。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弟弟去换了一辆US军用Commander吉普车，并叫上我妹夫陪着我一起去。我们一行五人，还有两个曾和我一起插队的老同学，建军和鸭子。建军和我，从小同住在一条巷子里。我们俩小学、中学同校同班，文革中曾在同一个造反组织，下乡又同赴一处插队，真可谓是风雨同舟的发小。他现已退休。退休前他开了一辈子车，曾经开着车去过我们知青点一趟。鸭子家是从南方迁来的，他中学时才转学到我们班上。当时我班同学认为，南方人就是上海人。上海人说话“呱呱呱”的，就称之为上海鸭子。有建军认路，我弟弟开着吉普车，一路顺风地驶过宝鸡、秦岭。我们在凤州吃午饭，稍事休息。饭后经双石铺，翻过酒奠梁到留凤关。到了三岔镇(即文革时的先锋公社)，路况仍佳，水泥路直通当年插队的三官殿村(东风大队)。下午三点抵达，见到张哥及其妻女。

张哥家的老屋已改作厨房。当年我们插队时，这所老屋是生产队开会的场所。

那时我们生产队里开会，男男女女十几个人，聚在在张伯屋里，炕上和炕火周围，挤得满满的。通常是张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读报，知青来后，有时也帮忙代劳。而张伯是会议上最能发言的人，往往是他主导者会议的话题。当然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有次张伯抓住老王记工分上的疏漏，大骂一通，引起与会者的哄堂大笑。谁也记不得今天到底学习些什么。

张伯是队里的饲养员之一。我们队人口不多，牛却不少。有五六个老年社员专职看牛，每人看七八头牛。这些牛用来犁地的并不多，卖给山外作为队里收入的机会也很少。而且村民们迷信，忌讳吃牛肉。所以这些牛老爷们，在社会主义的新山村，倒是安享生态环保之清福。不过牛是自然放养，饲料免费，倒是为队里生产出大量的粪肥。当然除牛圈的活是另外安排人干的。

饲养员是三级劳力。但他们在放牛的同时，可以做砍柴，挖药材，编背篼等活路。实际利益比常年出勤的一级劳力还要多。张伯非常看得起我，常常无偿地帮我点儿小忙。如帮我在山里找根好铁锨把子，或斧头把子等等。他不会编背篼，但身为会记的老爸，说话却很有面子。我用的背篼，有大有小，都是他出面请其他社员帮我编的。这些小事，对于我尽快适应当地生活和劳动帮助不小。

那时队里劳力档次分为三级。一级10分，二级9分，三级8分。那时队里除了老谢、张哥、刘哥、老王外，大概只有喜顺儿(一个与张、刘年龄相仿的孤儿)和老阮等极少的男社员被评为一级劳力。老阮的岳父富农老汉，干活是一把好手，绝对够一级劳力。但是因成分问题，只能评为二级。我们队唯一的地主董学品，身材高大，干活却不卖力。他儿子身材矮小，智力和力气都不小。但父子倆都只能和男社员中体力较弱的和半大小伙一样，评为三级劳力。

地主儿媳妇，高挑个头，身材匀称丰满，脸盘子也很靓丽。全队社员公认，她是女劳力中最强的，干活比许多男劳力都强得多。然而队里的女劳力都是三级，她又是地主家的人，当然也只能屈居三级了。地主儿媳除了劳动强，生育能力在全村也是首屈一指(按：那时中国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她经常是背上背着一个，身后跟着一群。不过她那些孩子，却明显不全是丈夫的种。听村里人说，她和生产队干部人人有染。不过知青在村里从来没有听说过，谁把这事当面说破，或某个队干部的老婆为此争风吃醋吵闹，或地主儿媳和丈夫为此而口角等等。据说这山里人，把婚外性生活视为一种娱乐，绝对没有丝毫卖淫的意味。某人不论男女，能和许多异性交际，是件荣耀的事。可以看的出来，队干部们都很买地主儿媳的面子。她家在队里分粮食分钱都吃不了亏。她实际上是地主一家的生活支柱。知青背地里都把地主儿媳叫妇女队长。

我们知青，只有我一人被评为一级劳力。除了我在劳动上确实不落人后外，也含有社员对我个人敬重的原因。其他男生二级三级不等，女生和村里妇女一样，都是三级劳力。当时的工分价值很低。记得我们知青参与的第一次分红，每个劳动日(10分工)才合人民币8分钱。所以劳力级别的荣誉性比经济价值更为重要。而家庭劳力多，出勤多就显得更为重要。

张哥在老屋右侧加盖新屋，新屋前面的院子及院子里的另一处房屋，是他女儿家。张哥陪我们拜访其岳父庞叔。庞叔和老伴儿均年过八十，但身体很好。其子水儿也已五十四岁。庞家的老屋是我插队时该村少见的石基房屋。现在仍然很坚固。旁边加盖的四间平房，是他儿子水儿的。水儿的妻子娶自留坝。张哥今年六十一岁，已经从村长职位退下来。他陪我们去拜访现在的村长兼支书富成。

我插队那年，富成他才七八岁，是个娃娃伙。他祖父成分是富农，老实巴交，很能干。村里开批判会，常被拉来陪斗。他母亲是个老实人(有智力障碍)。他父亲老阮却出身贫农，到富农家上门作女婿。老阮是我们队少有的壮劳力之一，而且勤勉过人。每次开会，他都不停地用一种简易的旋转工具搓毛线，用来给全家人织毛袜子。老阮生育四子，富成是老大。现在兄弟四人均已成家，都很聪明精干。富成的三弟现在是张哥的女婿。四弟根成经营村里的小卖部。富成家除了将其祖父的老屋改建为新式建筑之外，还在右翼盖起一座五间阔的二层楼(这是现在全村里唯一壮观的建筑)，左翼盖了四间平房。

在富成家，我们对山村在生活方面的变化，非常感慨。最显著的是，有自来水，有电，电话通了，道路好了，富裕点儿的家庭都有彩色电视。富成还问起当年插队时，我们掀起的“知青集体要求重新安排插队地点”的抗争事件。我将某些内情简单地对富成和张哥解释了一下。这件事，在当地村民心目中，已经有了传奇的色彩。我的知青同伴们都希望我将这个故事写成书。

返回张哥家，我先请他陪我去看望富成的父亲老阮。老阮虽然年纪大了，还能记得我。饭前我去老谢家，路上碰见原来的记工员老王。我们请老谢、刘哥及老王一同到张哥家喝酒。在张哥的新屋里，支着一张农村的小方桌，布满了各种菜肴：有我们在省城和凤州买的熟食和水酒，也有张哥家嫂子做的当地菜。沿着小桌子四周，摆了十几把小方凳。唯独为我设了一把小椅子。出席的客人为：建军、鸭子、我弟弟、妹夫和我；主人方有：富成、张哥、庞叔、老谢、刘哥、老王、水儿，计十二人。张哥家的嫂子，水儿媳妇和张哥的女儿，在桌旁的沙发上坐在一起，陪大家说话，气氛良好。在我们插队期间，庞叔是副队长，负责接待知青。老谢是队长，张哥是会计，刘哥是保管员，老王是记工员。四十年之后，原我们插队的农村主要当事人均健在，实为幸事。老谢一再说，当时学生在这里，他们没有能够好好照顾。我说：村里人对知青基本上还是很好的。在座的老人，当年和我个人的关系确实很好。特别是当“知青集体要求重新安排插队地点”的抗争事件失败，而当时的县革委会对知青采取报复行动之后，在座的各位和广大村民，仍然一如既往地对我们很好。这是很值得我个人铭记的。

富成很能干，不仅言语对答得体，而且懂得许多江湖习惯。他和建军猜拳拼酒，饭后又一起玩“挖坑”小赌娱情。

我们来之前设想，只在村里看看就赶回县里，在县里过夜。但是乡亲们说什么也不让走。欢宴之后，我弟弟先被安排在张哥家睡下。我送走老谢，庞叔，刘哥之后，随水儿夫妇到他们家借宿。我妹夫和鸭子陪建军到富成家挖坑。据说，富成熬到夜里一点去睡了。建军等三人直玩至次日黎明。

    我半夜三点醒来，浮想往事，几难再眠。朦胧至凌晨六七点才起来。在屋外坪院盘旋散步数圈。对面富成醒来，出门远望见我，遂邀我去他家用早餐。

早餐后，张哥陪我和弟弟、妹夫去三队和四队。四队见到原来的郭大队长，已八十五岁，仍很精神。他领我们到原四队知青的住地去看。哪里已经荒废多年，无人住了。他老伴儿八十一岁，仍能记得当年四队全部插队青年的名字。

可惜的是，郭大队长的儿子启友，前些年因车祸不幸身亡。他的妻子改嫁到山外，连同她父母一家都迁走了。郭大队长的二儿子，现在三岔镇上办了个客运公司，专门跑三岔至双石铺，凤州，宝鸡，和陕南几条线路。

    回来时在三队稍停，遥望原先三队知青的住所。四十年前，我们大队的知青为了表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决心，许多人提出在农村过年。除夕之夜，我们全队数十知青，就是在三队知青的住所，一起包饺子熬年夜。没想到，从大年初一起，同学们还是陆陆续续的结伴回城过年去了。理由是，反正在农村过年的诺言做到了。现在队里没活干，知青点儿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不如回去和家人团聚。所以到了初五，各队的知青还是走光了。并且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议在农村过年的事。

    回到二队，和张哥、富成、庞叔和老阮等告别。

    回程在三岔镇稍停。漫步在三岔老街上，发现已经面目全非。原公社驻地已经不存。我们专门到三岔镇政府门前留影。

    回程途中，我们还在酒奠梁和秦岭站稍停，留影。

回到省城，在一家二杆子面馆共进晚餐。饭后分送同行者回家。然后我和弟弟回去休息。当晚躺在床上，回想起一路行程和四十年前的往事，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