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困难时期(1959-1961年)饿死3000万事

 

    最近【情回中国】史海钩沉栏目，贴发多篇关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9-1961年)，农村饿死3000万人的事。网友们讨论很热烈。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出生在195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9-11岁，已经能记事了。我们家生活在中国西部的大城市里。当时我市粮食标准的一般情况是，居民每月27斤半，工人男性33斤，女性30斤。干部男31斤。女28斤。孩子到上中学，男孩是31斤，女孩28斤，和男女干部同。小学生，27，24，21斤。没上学的18斤以下，也按年龄划有等级。杂粮搭配供应，占10-30%。食油每月每人4两，肉1斤。年节另外供应。蔬菜以萝卜白菜为主，其他蔬菜数量较少，且价格较贵。买豆腐或豆制品也要凭票。另外，买零食点心或上食堂吃饭，都得付粮票。当时什么都要票，买布，买烟酒，买食糖等，有布票，烟票，酒票，糖票。我们家6口人，父母均为普通工人，未参加过任何党派。也就是说，父母既无权势，挣钱也不多，养活我们兄妹四人(我和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也确实不容易。困难时期，由于主食、食油、肉类以及副食和蔬菜的不足，大家总是觉得吃不饱。但是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饿死人的事。
    我伯父在河南农村，他有七个孩子，六男一女。还有四位老人，我爷爷奶奶和爷爷的兄嫂(我们小辈称大爷大奶)。全家13口人。只有我伯父一个全劳力。我伯母是本村的民办小学教师。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给家里节省粮食，1961年初，父亲曾送我回老家去住一段时间。我在农村的感觉是比城市更缺的是细粮，但有很多代食品，如红薯，胡萝卜和蔓菁等。我回乡那年，我伯父家窖藏的红薯坏了，给家人度过荒年带来许多困难。我在老家里住了约一个月，只吃过两次白面。一次是我刚回去的那天，一次是大年初一。最难忘的佳肴是过年时大爷杀只他养的兔子，平日最好的菜蔬是鸡蛋和豆腐了。当然也是十天半月难得一见的。日常总是豆腐渣野菜红薯粉团子为主，再加上包谷糊糊和自家腌制的咸菜。我的堂兄们会抓田鼠烤着吃，我也有幸分享过。我在老家农村住着的时候，常到邻村串亲戚，到处跑着玩。没见过饿死人，也没听说过饿死人。
    1968-1971年，我上山下乡三年，在中国西部的山区和平原的农村里都待过。所过的生活比城市苦得多。我所插队的两地农村里，农民的生活，比城市差得远了。但从未听任何村民说过，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当地有饿死人的事。我常和不同插队地区的知青聊天，也没有听说谁提起过，他的插队点困难时期有饿死人的事。
    请不要认为，当时的农村人不敢讲真话。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农民啥都敢说。1961年我在河南老家时，跟爷爷住在饲养室里。有天半夜醒来，听见和爷爷一起喂牲口的老饲养员，埋怨日子过得太苦。怀念他30年代在西安拉洋车，常常可以吃到羊肉泡馍或烧饼夹腊汁肉。他说：“现在日子还不如在老蒋时好过！”这话当时对我是非常震撼的，所以我至今仍记得住。但是这位老饲养员年纪大，辈分儿高，私下在饲养室发发牢骚，谁也不当会儿事的。
    我1971年在某村插队时，有次在收麦期间，该村贫下中农协会主席，身体非常结实的一位老农民，公然发牢骚说：“给生产队干还不如给老财干。给老财干，收麦时吃白面，还有酒有肉。现在收麦子还得吃红薯！”
    还有位贫农大婶，也是快嘴敢说话。知青常常逗着问她：“大婶，社会主义好不好？”她就说：“好啥呢！过去吃捞面，吃白面蒸馍。现在连红薯都没得吃！”然而，却没有农民对我们知青说过，三年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事。
    我也有许多农村的朋友，有的还是陕北老区的人。但我也从来没听他们说过，三年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事。
    当然，我并非完全否定，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有饿死人的事发生。也许某些地方过于困难(如河南省兰考县就比较苦)，发生过饿死人的事，也很难说。但若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大陆农村饿死了3000万人，我是绝不相信的。
    特转帖新浪网友的一篇博文，以供对这个命题的有兴趣的网友参考。我主要是欣赏他分析问题的角度。也请相信中国1959-1961三年间饿死3000万的网友，不妨问问你所接触的中国老一辈人，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呆过的人，或在你所旅游去过的中国某地，找一些老一辈的人，做一些采访工作。因为在那段艰难时期，生活很苦和大批量的饿死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今天中国人，也不至于不敢讲真话吧！

    潘左按：如果你是一个人人尊重甚至爱戴的人，但是有一天突然谣言四起，说你杀人了。本来举证责任在造谣者，但是谣言不知来之何处，你只能有口莫辩；想上法院找个说法？对不起，还管不了你，因为“活”无对证，没有办法立案哪！杀人的罪名就这样给你硬栽上了。要想正名？你得自己去取证吧！！取完证你就完事了？有证据在手，可是没有人给你公布证据啊，公布了又怎样？谣言制造者可以制造新的谣言哪，谣言制造和传播速度有多快啊！所以你再辛苦再累得吐血你就等死吧。因为不但没有人给你证明清白，攻击你的谣言还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像是真的，还有那多专家和数据，考证这些谣言是何等的“铁证如山”，这一辈子和下一辈子你也清白不了！！
    这个故事与右派散布的大跃进期间至少“3000”万人饿死，骗子张戎的所谓毛的“二十七年统治，导致七千万中国人在和平时期死亡”的说法非常相象？本篇只关注这个3000万人饿死的离奇说法。
    你一定听到和看到很多专家、权威在论证、转引这个数字了吧？你的好心的朋友，甚至跟你争得面红耳赤，说这是如如何真实了吧。其实这个饿死3000万的谣言，被他们自己过于夸张和太急于证明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愚蠢而太愚蠢。因而不攻自破。要不是他们的愚蠢，那么这个谎言岂不因为重复了一千遍(何止一千遍啊)就永远成了真理？请先耐心看我的两点解释：(不喜欢我的看法的人不要上火，谢谢！)

    论点：

   大跃进期间不可能饿死3000万人，这个数字夸大了。

    解释1。 逻辑和生活经验
    请看我的合理抽样的解释。以一人亲戚朋友50人算。假如我有四个朋友连我本人，毕业于五个不同的大学。我们每个人在各自学校里，有10个同学来自中国不同各地(注意，这很重要，事关抽样的均匀和公平)他们又各自有50个亲戚朋友。我认定大家伙都能正视那段历史，又跟你是朋友，听说了自己奶奶辈，父亲辈或亲戚朋友，哪怕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饿死过人，一定会向你提起。同时看一下，3000万如果是真的，相当于中国目前每40人平摊一个。我每次这样调查，就平均而言，我可以期待2500/40 ＝ 62 个。如果你预期说，大跃进时期即使没有饿死3000万，1000万总有吧。得，每次这样的调查，你就期待30个吧。那你估算大跃进期间，饿死了人怎么也有100万吧。那你就在这样的调查里，平均期待3个，不是吗？
    我们都是中国人，说的是中国人饿死人的事，你天天接触的是中国人。你升学、你工作、你出差、你旅游、你到处走，(谁叫你没饿死呢？一笑)你也活了几十年了，无意之间，你也做了这样的调查几十年了。听说几个了？反推一下大跃进期间饿死多少人了？
    逻辑就是逻辑。3000万人这个荒唐的故事，早该终止了。散布这个谣言，企图用什么理论、数据模型、什么人口调查的权威数据，来证明这个谣言的人，不管你有什么阴暗、卑劣的心态，你总不能改变每个网友、每个活生生的，每天无意在做调查的人的生活经验吧？！
    当然，既然是逻辑，我也必须指出。不管我如何和多少次做这样的调查，我是不可能穷尽，所有可能饿死人的地方，和知道饿死人的人的。所以我不应当否认，在中国总有一时一地，或几时几地饿死一些人。而“抽样调查”没有涉及到。但是，尽管我的这个方法，不能否认一些局部饿死人情况，哪怕饿死人的局部状况严重，但是绝对可以排除全国饿死那么多人的说法。

     解释2.你能反驳我下面这个比方吗？尤其是辛子陵、张戎、专家和权威们？
    大跃进时间大概3年，严重饥荒是59年60年，算两年吧。三年内战知道吧？内战开始，共产党方面200多万，国民党800万，内战过程中没有大规模的征兵，都是得到俘虏后立即改造编制。大跃进饿死人的规模和速度，能跟这真刀真枪的直接不停的杀人相比？我们就把胜利后的几百万解放军，和蒋介石带走的成百万军队都“杀”了，那么这么大规模的死人数额不过1000万。明白了了3000万是个什么概念了吧？还想继续编造，还不排除4000万的可能？
    知道一些传播这个谣言的人，都使用了什么“真实实例”了吗？看到下面留言区那个所谓吴永宽的饿死人的名单了吗？一个匿名网友给我贴上的。他没有告诉我是从辛子陵那儿弄来的。但是我在网上，从辛子陵那里搜到了。辛子陵可是个学者。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经过进一步追根溯源发现，这个名单还另有出处！而这个出处实在难以恭维。这个出处就是那个著名的“去仑工力”，在海外报纸上编造的！他们编造的方式，就是用“真名真姓”以自述的口气，讲一个特别残暴的故事。但是每一个故事，都以当事人的口气总结一下，xxx真是暴政啊什么的。
    还有一个有关人的心态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做生意，千辛万苦给搞亏了，血本无归啊。但是后来赚回来，成了百万富翁了。他怎么看过去的亏本？如果是你自己呢？你还会永远揪自己不放吗？还跟自己过不去？现时生活中是有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不该去看心理医生吗？
    毛泽东及其中国人民，在他的时期，以每两年翻两番的速度，在26年把中国建设成了体系完全的工业国。我们可以感叹那段艰辛。但是煽动悲情、不断揭丑和夸张失误，请问是何居心？
  
    再请看多维网站上李宪源先生关于一个叫“常公”的网友评论的评论：
    何頻先生所提明鏡出版關於中國餓死問題的調查，可在网上找到简介否?
    我把摘自国际炎皇文化出版社所出新书《还清白于毛泽东》中“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一文，刚以《就“饿死三千八百万”试邀张戎对质公堂》标题，转发在多维。你可与张戎之见对照一读。并估量一下张戎，是否具有那份自信，敢来正面解答驳斥该文所构成的现实挑战。
    常工如果真敢站出来，以自己的真实姓名身分作举证，这会很有意义！建议所有已经注册的经过困难时期的博客，都用真名实姓公开举证，在那三年中间，家人亲戚中有否饿死人，饿死了几个。并且提供可以调查核实的死者身分姓名。
    这样粗略一通算，按照现代统计学概率论的原则，很容易按照实际举证者的数量，所报饿死人数所显示的比例。再跟张戎3800万除以当时全国6亿人口，得出的每17人中饿死1人之惊人比例，加以对照。
    同样方式，也能用于每个举证博客从1949年到1976年间，家里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以对照张戎那些年中国总共横死9千万人的结论——每7个人中横死1人！
    常工你这种既不公布真实姓名，又不面对圣经发誓决不作伪证的“我敢站出来说”，就免了吧。那时侯，以本人家乡邻居一家五六口人很普遍；我家为九人，隔壁黄家袁家各位七口五口之家；一家两三口人者殊属极少数。
    按照张戎所给比例，我们那条二百余人的小街上，起码要饿死10人。如从1949年算起，家家户户均要有一人死于非命！从没听说饿死一人的鄙人农村老家无锡县东北塘公社几万人，更应该饿死上千才对头寸。

    潘左按：文中提到的“常工”，就是这样自告奋勇地，但显然没有思考因而莽撞地“作证”的。他是这么说的：“我是安徽的，我敢站出来说，饿死的超过16分之一。文过饰非是没有用的。得承认错误，才能避免犯同样的错误。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毛泽东的地方。” 你信他吗？
    我同时还看到，李先生费尽心力找到一个，当年按毛主席指示调查饿死人口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你一个符合逻辑的饿死人的数字。那位调查人员的际遇，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荒诞不经的谣言。而这个人员，终于没有愿意让李宪源先生亮出真姓名。这使我悲哀。因为如果这个谣言不能不攻自破呢？那么谁来为那个伟大的时代和我们伟大领袖作证？谁来还历史的真实？伟大领袖已经躺在那里啦。对他来说，真实和虚无都无所谓了。但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度怎么会继续产生和容忍产生自我侮辱的谣言？大惑不解！
    请耐心看完李先生的这篇关于大跃进饿死多少人的调查，以及那位调查人员的故事吧。

    李宪源先生的博文：(李宪源的评论 October 28th, 2005 at 8:59 多维博客网站http://blog./)

    “饿死三千万人”是一个夸张
    自从网上有人载文说，在中国，上世纪60年代初，饿死三千万人，我就在找一个当年同我有过颇深接触的人。因为，这个人，自1963年——1971年，曾先后多次在安微等地调查过此事。根据这个人自已要求，这里不公布他的名字。但对下文中的事实，他表示，绝对愿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人曾因调查过当年饿死人的事，并一直坚持实话实说。三十多年来，遭遇过两种指责，截然相反——颇具戏剧性——的指责。三十年前，被某些人说为：夸大阴暗面，思想有点右。1984年后，却被另一些人批评成：思想较左，掩盖左倾路线下的错误。
    也算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我如愿以偿，找到此人。遗憾的是，这人今已年迈，耳虽聪，目却完全失明。
    ——这是一个视共产党人的道德、品质为生命的人；一个说真话，——不管在什么人面前，都不曾有“李锐式的”,“捏一把汗”后怕的人；也是走到那里，都能镇邪慑鬼的正人。有人说他应“官居大位”，他爽然大笑，说“和平的开拓年代，要的是老黄牛，铺路石和拓荒者。有时要甘当‘众矢之的’——冷静理智的‘众矢之的’，或说‘为人民——这个拳王——当陪练’”。他常有惊人之见，也算是多遭误解和某些不公正。但他自已决无“蹲牛棚”的命运夸张和悔怨。他认为，这太正常了。共产党人要奋斗，要斗争，会有牺牲。只要做得正，成就也好，牺牲也好，都对别人有好处。他同时说，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未曾有过那么多的人蹲牛棚。中国那有那么多牛棚。人蹲了牛棚，牛放那里呢？！
    鉴于他有知有识、脱出尘俗的境界，近几年，圈内有人同他开玩笑。说他是“活脱脱，一个小毛泽东”。对此，他一般这样否论：“不！我们是毛泽东的‘孝子贤孙’”。
    下边，是他对1963年——1971年若干次调查的归纳性回忆。我按他原话整理，——并经过他确认。

    毛泽东从来都主张，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任何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未尾，而不是它前头。1958年的大跃进和1962年经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后，毛泽东尤其强调，全党要下大力气调研。毛泽东本人就多次走出红墙，来到人民群众中。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我们当时也去过很多的地方。自1963年—— 1971年，我先后同我的同事们，在苏北，浙江，安徽，河南，四川和云南等灾情较重的地区，搞过19次，累计280多天的调查。
    根据我们的调查，加上其他人的数据，当时全国农田受灾面积，最重的为1961年，全国16亿亩耕地有9亿多亩受灾(后来国家公布为9 亿亩)。其中江苏、安徽是全面遭灾。次者，是1960年，再次是1962年，受灾面积为5亿亩左右。至于饿死人，是有的，据我查析，人数不是当时某些干部回报的“寥寥几个”；更不是今天极少数极度夸张的“以千万计”(这太离谱了)。
    1963年的调查宗旨，是救灾和恢复生产。对饿死人情况，我们采取的“循大追多”法，即，那里这方面情况严重，就到那里调查。并且，顺着群众提供的线索去追寻。就省而言，安徽省，河南和四川，这方面的反映最多。我们就选择了安徽和河南。就地县而言，天长、铜陵和凤阳为最，我们就选择凤阳和铜陵。我们摸索到一个这方面情况最惨重的大队(由几个自然村落组成)，饿死达7人(后几年的调查，没有突破这一数字)。在河南的驻马店、兰考和杞县，调查情况都好于凤阳。在苏北，滨海县的五汛路建、东海的马陵山，铜山县，我们也分别查实了1、3、3例饿死人。在后来的四川和云南调查中，饿死人的事，比之安徽，也轻得多。
    由这样一个摸底，我曾以一个党员干部的名义，报过一个材料给中央和毛泽东。反映基层干部的脱离群众的问题。因为，当时我们缺乏更大的力量；调查统计知识又相对不足；手段也落后，无法作得更全面和精确。几年下来，我们几个人粗概地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在二十万之内(这在当时，也是个惊人数字啊！要知道，这是饿死啊！)
    就是这样一个数字，——戏剧性事情便开始了。文革前一两年，我安然无事。只是到了1971年，不知是谁漏出了前几年调查情况。秋天，即有一个领导找我谈话，说“那个饿死二十万人的调查”，太夸大了，对共和国的形象有影响。我和气而平静地说明其客观性。领导也是无话。不过，从此也就决定了我的个人前途(这无所谓)。
    而到了1985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个会议负责人，在批评大跃进带来的困难时，居然说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饿死上千万人。我在惊讶的同时，指出这一数字的不可靠性，——二十万就了不得了。随即遭到一帮人颇为尖酸的批判，说这是为左倾…掩错。
    ……哦！现在，又变成“饿死三千万”了！……
    这就是这个年迈老人的回忆。随后，他让他的家人递给我一叠材料，当年调查的笔记。今天，我已将其复印件保存。
    读了以上文字，不同的人，感想一定各别。但毛泽东的忠告，很多人是挥之不去的。这就是：凡事都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