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5)

(5)虽然名义上史迪威已是中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但蒋介石仍然没有把实权交给史迪威。罗斯福对此分外恼火。这时罗斯福又接到史迪威的来信，史在信中说，蒋介石准备抽调缅甸远征军回国，意在坐等美国打败日本的胜利成果。罗斯福的愤怒到达了极点，于9月18日发电给史迪威，并请史迪威转交一封他给蒋介石的电报。罗斯福在电报中，用向部下发布命令的方式说：“请立即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一刻也不要再犹豫。”发完电报后，罗斯福感叹说：“如果对方是欧洲国家政府的话，恐怕就不需要这样的电报了。”
　　9月19日，史迪威持罗斯福的电报面见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重庆郊外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赫尔利特使也在场。史迪威本想让翻译当众宣读该电报。但赫尔利阻止了史迪威，把电报译文交给蒋介石，说：“阁下自己看吧。”蒋介石看了电文后，沉默片刻说：“知道了，立即散会。”等其他人离开会场后，房间里只留下蒋介石和宋子文。这时宋子文看到58岁的蒋介石，竞象幼儿一样，抱头嚎啕痛哭。罗斯福竟然不顾蒋介石国家元首的身份，用下命令的口吻让蒋介石交出军权，极大损伤了蒋介石的自尊心，以至于到失声痛哭的地步。蒋介石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实为余平生最大之耻辱也。”

面对罗斯福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已无法再拖延，于是转用围魏救赵战术。蒋介石的战术是：并不直接拒绝交出军队指挥权，而是说史迪威得不到中国人的信任，所以不能把指挥权交给史迪威，请罗斯福另派一个中国人可以信任的人选。他就同意交权。9月20日，蒋介石对赫尔利说：“中国军民恐不能长此忍受史迪威的侮辱，此殊为中美两国合作之障碍物也。”另外，蒋介石把国家的名誉和蒋自己的名誉联系在一起，声称中美合作必须是友好、和善的，绝不能有一丝强制性，绝不容许损害“中国国家与个人的人格”。
　　9月24日，蒋介石和宋子文致电罗斯福，答应由美国人任中国军队总司令，但永远不同意由史迪威担任。9月26日，蒋又经宋美龄向罗斯福转达了如下电文：“余对罗总统平时的主张与意见无不尊重。但关于中国之三民主义与中国之主权，以及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余决不能使中国赤化与主权动摇，并望友邦间能互相尊重人格也……但无论美国如何变化，余自信抗战根据地与军队，决不致崩溃。吾人如再恢复独立抗战之态势，则对内政与军事情势，决不能比现在更坏……惟事实证明，史将军非旦无意与余合作，且以为受任新职后，余将反为彼所指挥，故此事因而终止。如罗总统指派之任何美国将领，而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以接替史将军，余必竭诚欢迎，且将尽力之所及，支持其作战，加强其权限也。”
　　蒋介石表明了他的底线：“中国国家与个人之人格，如稍有损丧，则余必不惜任何牺牲，决不能因循迁就。否则即使联盟国作战完全胜利，则虽胜犹败。”这也就是说，蒋介石把国家与个人的人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抗战胜败倒在其次。蒋介石不惜决裂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为难。9月25日以后，罗斯福一直苦苦思考，犹豫不绝。美国虽然不喜欢蒋介石，但也没有其它解决办法。华莱士说：“除支持蒋介石外，好像没有别的办法。现今中国的任何领导人或集团，显然都没有足够力量去接管这个政府。我们而所能作到的，只能是影响蒋氏采纳中国进步人士的建议，对政府注入新的活力。”
　　10月6日，罗斯福给蒋介石致电说：可以考虑更换史迪威中国军队前敌总司令的职务，但建议保留史迪威对缅甸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拒绝了罗斯福的建议。赫尔利则频频劝罗斯福让步，更换史迪威以换取蒋介石的合作。10月12日，赫尔利给罗斯福去电说：“如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要失去蒋主席，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请总统另派一位能够与蒋主席协力合作的年轻将领。”10月18日罗斯福最后决定让步，调回史迪威，派魏德迈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同时，把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分离，中国战区由魏德迈指挥，缅印战区由索尔登指挥。史迪威被召回国，蒋介石甚为高兴。10月21日，蒋介石在日记反省录上这样写道：“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极人生之所未有也……中美已误之国交，抗战已颓之形势，皆得由此启起机钥。此后军事、外交与内政，乃可按计划实施矣。”10月20日蒋介石在史迪威辞行时，对史说：“我们性格各有所长。不如分地工作，各展其长。”蒋介石授予史迪威青天百日勋章，被史迪威拒绝。但史迪威在启程前，却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