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7)

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前后变化及起因   

转帖自【五星出东方】2009-8-20 18:49:21  

(7)国民党腐败官员，层层克扣本来就不多的军费。前线战斗部队的军饷经常拖欠，有的部队甚至连足够的军粮都领不到。士兵们掠夺抢劫老百姓，成为家常便饭。军官们为了贪污军饷，往往多报士兵的人数。一般部队的实际士兵人数，只有纸面上人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加之国民党军采用“抓壮丁”的强征士兵方式，士兵逃亡十分严重。从福建强征的士兵，只有十分之一到达贵州前线。1944年参加“一号作战”的日军，基本都是装备训练较差的预备役军队。但在中国军队面前，还是“战无不胜”。
　　抗战末期，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比1937年抗战初期时下降了很多。加之抗战末期物价飞涨，国民党高级军官为了确保经济收入，各军队开始经商。军官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商上，更加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各城市的城防司令部，成为变相的商业性机构。商人要依托军人的特许和保护，才能从事商业活动。蒋介石的侍从唐纵，在1944年6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而纯粹商人走私经商已不容易了。这是实在的话。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政治的败坏，自上而下，所有经济政治军事全坏了。如果不能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
　　1944年7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整军会议”。会上讨论的不是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而是中国军队的体制弊病。蒋介石在会上气愤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做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殍，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逞。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做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尽管蒋介石下决心整顿军风军纪，要求大家“知耻图强”。但该次整军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恐怕比蒋介石亲口描述的还要糟糕一些。大概不会有人指望，这样腐败的军队还能打胜仗。1944年末，国民党占领区已经缩小到西南数省，重庆被日军占领好象已经是时间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也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对照，延安共产党的表现，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人最早到达延安的是一批新闻记者。这些记者异口同声地报道说，延安共产党政府行政清廉，军队的军纪军风良好，深得老百姓的支持。美国记者的报道使不少美国人把中共视为中国“进步势力”的代表，称延安代表“民主的中国”，而重庆代表“封建的中国 ”。美国新闻界对中共的正面评价，也影响了美国政界的对华政策。美国人不得不考虑，美国支持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并予以大量的物质援助，这样做值得吗？如果把这些援助提供给清廉进步的中共，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呢？

前中国战区美军最高参谋史迪威，单纯从军事上考虑利用共产党的军队打击日本人，而美国总统罗斯福考虑的更远一些。他希望把中共从苏联拉入美国一边，不仅成为美国军事上的同盟，而且成为战后美国政治上的同盟。当然在美国反共的大气候下，罗斯福不可能支持中共建立政权。于是萌发了建立国共联合政府，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有生命力盟友的想法。
　　另外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中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大使馆官员戴维斯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里，评价中共说：“中共里面基本上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与其说他们是共产党，不如说他们是一个农民民主党。”同样苏联的斯大林也称中共是“马戈林共产党”(马戈林：MARGARLINE人造黄油、非纯正的)。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时，提出美国要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蒋介石迫于美国的压力，只好同意美国派一个十几人至二十几人的小型代表团到延安。团长为鲍瑞德，代表团中还有中共的“朋友”，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斯。谢伟斯在重庆美国大使馆任职期间，就与中共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等人结为朋友。 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同谢伟思谈话时说：“中共并不指望俄国人的帮助。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肯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
　　毛泽东向美国放出“远苏近美”的气球，也是有国际背景的。毛泽东执政后，在中共党内批判了王明的“国际派”。1942年的“整风运动”后，更进一步肃清了“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而苏联一直支持王明，所以毛泽东上台后，中共和苏联一直存在不小的分歧。抗战爆发后，苏联主要援助的是蒋介石政府，对延安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援助。所以中共考虑放弃苏联而与美国结盟的可能性。
　　这时中共在理论上，也开始摆脱共产主义的色彩。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表明中共当前的任务，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基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提出：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是在实现“新民主主义”后，国家完成工业化建设以后的遥远事情。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设想，在某种程度上打消了不少美国人对中共搞赤化的恐惧感。谢伟斯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毛泽东并不想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相反中共试图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落后的经济。现在中共与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并没有密切关系。中共认为美国比苏联更可以依赖。”

中共明白美国人喜欢“民主”，所以尽量树立民主的形象赢得美国人的好感。中共声称在他们的解放区里，地方政府已经或者正在由人民选出，中共在地方政府组成方面，实行“三三制”，即党内人士、党外民主人士、工农代表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同时召开边区参议会，实行与党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合作。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演说》中说：“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