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谈中国传统的仁侠精神(下)

(五) 中国的“仁”和西方的“爱”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有人认为中国的“仁”和西方的“爱”是同一个意思。

孔：“仁”不是西方讲的爱。中国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叫做《让世界充满爱》。我们中国人多好啊，让世界充满爱。我们就这样爱了30年，爱来爱去，爱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为什么我们自从唱这个歌以后，就没有仁了？仁和爱有相通之处，但是不等同。按照西方人的观念，你爱一个人的前提，是你喜欢他。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对它好。你喜欢的人，你才对他好。在中国古人看来，这是低层次的。仁的起源比爱要博大得多。仁讲的是，不管这个对象你是否喜欢，即使不喜欢他，也要帮助他、关心他。因为他是生命。所以孔子讲仁者爱人，不是西方的喜欢了以后才爱。某个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赞同；他们的领导人，我们不喜欢；难道我们就整天骂人家是流氓国家，整天封锁人家，污蔑人家，寻机侵略霸占人家吗？中国古代两个人谈恋爱，不会说“我爱你”。因为爱在中国古代，可能不是一个正面的词。爱一个东西，就好像是一种贪恋，是一种贪取，是一种私心的表现。而仁是博大、公正的。中国古代，夫妻之间不讲爱，而是讲“恩爱”。这个恩爱，是一种怜惜，其重点在于“恩”。所以，这个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人间必须要有这个仁。没有这个仁，什么都支撑不了。

(六) “人民公仆”与“爱民如子”

由仁出发，孟子讲政府要施仁政。你们被选为政府的官员了，或者自己爬上去的也行，在你们眼中，老百姓是生命，不要说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这些玄妙的话。中国古人，从来不说政府是我们的仆人。这么说反而会掩盖很多问题。实际上，他还是管着你、控制着你。古人堂堂正正地讲，政府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就是你的子民。讲得很直接，你们就是管我们的。我们就是听你们的。统治者们听着，现在我们给你当儿子了，你怎么对待你的儿子？我们可能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但古人是这么讲的。你对你的儿女不施行仁吗？你要讲成公仆，那就坏了。仆人是可以偷主人东西的。仆人有一天趁你不在家，还可能跟你老婆发生关系呢！仆人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所以古人讲得很实在。这叫施仁政。儒家不讲不切实际的东西。我们看古代的许多好官，在他的心里，老百姓就是他的孩子。所以古代的好官，会得到一块匾，叫“爱民如子”。我们现代，如果说爱民如子，很多朋友就会批判。说不对啊，怎么能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呢？但是这个封建思想是很切合实际的。你能够爱民如子，就不错了。而且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古代的大多数官员，并不能做到爱民如子。所以少数能够做到爱民如子的官，老百姓都不让他走。

(七) 仁是高层次的一种人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您认为仁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还是人性本身。

孔：今天是一个大讲人性论的时代。各种媒体上，充斥着“人性”。但是那些喧嚣的“人性”是偏颇的、是片面的。往往是只强调人性的低层次的部分。人性是一个整体。如果咬文嚼字的话，人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特性都是人性。所以人性就有高有低。贪生怕死、欺软怕硬是人性，但是助人为乐、大义凛然就不是人性？我们近30年来，只把人的低层次的东西叫人性，把高层次的东西叫非人性。比如说革命烈士的表现，就不是人性吗？那是高尚的人性。一个好的社会，是应该承认人的低层次需求的合理性，但是要鼓励人往高层次去走。你不能说，这个人为了自己吃喝玩乐，就可以出卖祖国、出卖朋友，就可以不见义勇为。仁作为一种人性，是高层次的东西，人本来是有的。有了这个仁，把它发挥出来，就变成了义，就是侠义的义。这个义经常跟侠结合起来。为什么呢？侠和义都是讲为别人做事，为别人好。但是这个侠，侧重在这样一点，就是为别人作出牺牲。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惜牺牲，这是侠的特性。我想我们多数人，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可能都愿意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的本性。四川地震，我们都在单位捐了钱，这都是善举。但这不是侠。侠是帮助别人做事，不惜牺牲自己。这个牺牲，包括牺牲时间、钱财、精力，最高的是牺牲生命，还有牺牲荣誉。所以最伟大的侠就是烈士，就是那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牺牲的人。大侠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牺牲自己的一点时间、精力去帮助别人。在今年的大地震中，中国就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侠”。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有的人为此失恋，有的人还受了伤。这些人是英雄。侠是讲实践的，所以跟儒互补。儒家思想到了晚期，不与侠结合了，它就僵化了。人们还是从小就读孔孟之书，为什么这个社会不行了？就是因为空读。人能够做到为了他人去行义、行侠，自然就可以生出礼智信。其他这几个概念，都是为了仁义服务的。为了能够更好的做仁义之事，所以待人要讲礼，处世要讲智，做事情要讲诚信。我们这30年来片面强调个人主义，结果仁义礼智信都被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再诬赖到集体主义头上。这是双重的诬赖。现在社会里没有，也没有勇。我们就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武，武侠里边脱离了侠的那个武。脱离侠的武是最危险的。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可以说就是一个有武无侠的世界。

(八) 雷锋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您说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有武无侠的世界。您能具体谈谈武与侠的关系吗？

孔：我最近经常阐述一个观点，武跟侠没有必然联系。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侠。你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都可以行侠仗义。司马迁笔下的侠，并不是都有很高的武功。敢于舍身取义的，这就叫侠。后来，为什么武跟侠能够结合起来了呢？是因为武能够提高行侠仗义的能力。所以武侠是“以武行侠”。行侠不一定要有武，有武更好。我有一个观点，雷锋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今天，为什么少年们喜欢读武侠小说？因为从中能看到侠义精神。因为人本身需要精神力量。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不行仁义的世界。仁义寸步难行，完全靠暴力。美国今年的钱有点紧张。中国运去的商品，说不要就不要了。什么合同法律都不顾。咱们中国能把人家怎么样？人家有暴力啊。人家是“枪杆子里面出自由”啊！今天的世界，中国的这一套仁义道德行不通了。于是就有人宣扬基督教。伴随着教堂的耸立，是世界各地战火的纷争。基督教可以救这个世界吗？摩罗先生指出，基督教从来就是战争。基督教就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它从来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手。当然，基督教本来不是这样的。基督教本来挺不错的。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才这样的。西方人的上帝已经死了，但教会还存在。那他们每天抬着上帝的尸体干什么呢？基督教和我们的佛教、道教根本就是两回事。中国有很多社会问题，老百姓需要心理上的寄托，就糊里糊涂的找到基督教了。基督教所作的工作，就相当于我们过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所作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的党委书记都做别的去了，读博士的读博士，读卧室的读卧室。

(九) 美国对自己的危机是年年讲、天天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您谈谈在今天如何发扬中国传统的仁侠精神。

孔：中国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发展到今天，从命运的最低谷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点振兴的希望了。这个希望是怎么得到的呢？是因为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牺牲了自我，才救了民、救了国。从早期的辛亥革命，到后来的共产党革命，都是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们中国人有个毛病，过上几天好日子，就开始腐败了。好了伤疤忘了疼。我觉得我们要向美国学习。美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可美国一天也没有忘记“毛泽东思想”。他们对自己的危机是年年讲、天天讲，从不放松，好像全世界都是它的敌人。而我们却引刀自宫，大讲普世价值。讲着讲着，周边的油田都没有了，民族企业都被人家购买了，最后连银行也没有了。我们要学习美国，要有危机感。他们讲文明的冲突，哪里讲普世价值啊？他们的普世价值是讲给别人听的。其实今年中国的多灾多难，西方人是想落井下石的。但是他们战略失误，把突破口选在民族矛盾上。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策。他们的做法反而激励了中国人。这是他们的愚蠢和失误。中国应该趁此良机，好好反思。今年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都是多事之秋。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很多问题。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反思自身问题。要恢复侠义精神，恢复仁义道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洞的，要落实到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上来。今天中国社会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要建立和谐社会，政府就必须起到调和矛盾的功能。政府要告诉企业家，你少剥削点，多了扩大不了内需；也要告诉工人，经济不景气，你少要点，吃点亏。政府就是和稀泥的，但是用强制手段和稀泥。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科学地发展，中国才能繁荣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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