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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评《红楼梦》 ---“《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后来，毛泽东一直很关注《红楼梦》的研究。有关研究和评论《红楼梦》的书刊，他是很爱看的。这里笔者再介绍两个例子：
1962年4月14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发表了吴世昌的一篇题目为《脂砚斋是谁？》的文章。一个星期后，即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又发表了吴世昌的另一篇题目为《曹雪芹生卒年》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均选自吴世昌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这篇长文，“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的两节。“东风”副刊发表时，在文后特意加了一个小注，说明这个情况。吴世昌当时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这两篇文章，连同文后的小注，毛泽东看得很仔细。看后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经与《光明日报》社的同志联系，真的确有全文。吴世昌的这个全文，是刊载在《光明日报》社编印的一份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充一份。(黎丁：《毛主席和〈东风〉》，引自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难忘的回忆》，第236—237页)看了节选的文章，还一定要看全文。这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不是一般的关注。
说到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的关注和熟悉，还有一个事例。1964 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那次谈话中，对《红楼梦》研究的发展轮廓，他还作过一段独自的评价。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21页)
这段话从《红楼梦》谈到“红学”，谈到新旧红学家，这在当时的红学界，可能还是第一次。这次谈话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红学研究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之前，已经非常用心地阅读过这些红学家的著作和有关他们的“红学”研究与评论文章。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50年代改名《红楼梦研究》)，毛泽东阅读批划的情况，笔者在前面已经介绍了。王昆仑的“红学”研究的著作，有《红楼梦人物论》。他的这部人物论，是他解放以前的研究成果。1962年重新修订，在《光明日报》上逐篇连载，显然已经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兴趣。(《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36页)
“何其芳也写了个序”。这个序是指他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的一篇长序。从毛泽东上述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显然读过这篇序。何其芳还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的力作：《论〈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何其芳在本书的序中说：“《论〈红楼梦〉》是我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是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本书毛泽东看得很细，从序到注释的文字，他看后都留下了许多批划的标志。
吴世昌对《红楼梦》的研究，主要是在版本和作者的考证方面。其代表作是《红楼梦探原》和前面已经提到的《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他是当时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的一位红学家。所以，毛泽东把他列入新红学之列。
蔡元培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名先驱。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代表作有《石头记索隐》。他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属于“索引派”。所谓“索引派”，就是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他认为，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事，必然能在历史上检索出来。他研究的结论是：“金陵十二钗”写的就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都是男的！)。这种研究《红楼梦》的思路，毛泽东是否定的。毛泽东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
胡适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是《红楼梦考证》。他的“新红学”观点，毛泽东说“比较对一点”。所谓“比较对一点”，最主要的是“新红学”认定，该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划清了考据同附会、猜谜的界限，把《红楼梦》的研究，扭转到着重考证作者生平、家世、版本和研究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上来。这样研究《红楼梦》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所以，毛泽东把胡适和俞平伯、王昆仑、何其芳、吴世昌都称为“新红学”的代表。
毛泽东读过的“新红学”和“旧红学”代表人物的著作，连同他读过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现在都还收藏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里。
毛泽东爱读《红楼梦》，爱读《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和著作。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一直有他自己的看法。特别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读《红楼梦》，来研究《红楼梦》，来评价《红楼梦》。这在我国的“红学”史上，可能还都是第一次。毛泽东对新、旧“红学家”都曾给予评价，但是对他们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是有看法的。所以，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积极提出和阐明自己对《红楼梦》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把从胡适到何其芳这些红学家，都称为新红学家，但一次也没有谈及他自己。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红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