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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评《水浒》
---“《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
《水浒》描写的是农民造反的传奇故事,书中塑造了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敢于反抗官府的诸多的英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如何由分散的单个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熊熊燃烧的燎原大火,直到最后完全被熄灭的农民反抗斗争的完整过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农民的起义,农民的反抗,都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水浒》中众多的农民造反,众多的英雄投奔梁山泊,铤而走险参加起义。这是“官逼民反”的历史必然。这是《水浒》这部小说最有价值的思想内容。毛泽东所以爱看这部小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说揭示的“官逼民反”的这一主题思想,与毛泽东本人具有的强烈的反抗精神产生了共鸣。对书中许多的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等等,毛泽东是很敬佩和向往的。
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延安平剧院编演的历史剧《逼上梁山》以后,当即高兴地给编导们写了这样热情赞誉的信:“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这出戏,是《水浒》的精髓,体现了作品强烈的反抗精神,受到毛泽东的赞誉,这是很自然的。在大革命高潮中,毛泽东说农民的“造反有理”,因为这是“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
毛泽东还常常把自己带队伍上井冈山,说成是“没法子,被逼上梁山”(1939年7月9日在陕北公学做题为《三个法宝》的演讲)。在延安给斯大林祝寿的时候,毛泽东还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概括为一句极简单的话。他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建国以后,毛泽东在谈自己的革命生涯,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时还颇有感触地说:革命家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他们不是开始就成为革命者的,他们是被反动派逼出来的。我原先是湖南省的一个小学教员,我是被逼迫这样的。反动派杀死了很多人民。最后他借用《水浒》的故事归纳成一句话:“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1964年1月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转引自《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6年第6期第58页)
第三,把《水浒》作反面教材。毛泽东晚年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之余,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几年的岁月中,还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水浒》。他不是为了寻求艺术的审美享受,也不是像少年时代那样追慕英雄造反的故事,而是把《水浒》作反面教材,通过阅读这部反面教材,使人们知道如何发展和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与芦荻(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1975年5月29日到9月底,在中南海给毛泽东读书)谈《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水浒》等几部古典小说的时候,曾说过:“《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1974年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对张玉凤也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毛泽东评〈水浒〉真相》,《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水浒》中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宋江招安投降,这是历史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历次农民起义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于这一点,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就说过:“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5页)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夺取的政权,取得的胜利,能不能不断地巩固和发展。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不断前进。人民已经夺取的政权还会不会丧失,中国还会不会重蹈“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的历史覆辙。这是晚年的毛泽东极为关注,而且一直在用心实践和探索的一个问题。
在进城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饱含深情地说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1439页)这段话,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一直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不断地前进。
那么,到了70年代,已确定为我们党的接班人的林彪叛国出逃,刘少奇早已含冤离世,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继住进医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紧锣密鼓,他们迫不急待地抢班夺权。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大力提倡“继续革命”,并要人们注意《水浒》中宋江的投降招安,导致梁山农民起义的彻底失败的这一反面教材,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当时的思想逻辑的。笔者认为,毛泽东在这里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其本意主要还是要人们从宋江招安投降,导致革命失败的这一特定的历史事实中吸取教训,从而能够“继续革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不断前进。
毛泽东把《水浒》作为反面教材来读,可能还有这样一个心理背景。我们知道,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接受招安,不是在当时客观形势对他们极为不利毫无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接受招安的;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取得了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系列辉煌的大好形势下自愿主动接受招安的。小说的这种描写,与毛泽东在60年代以后一直思考和忧虑的课题,是很为一致的。毛泽东认为,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而这一切,在当时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不少欺压迫害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毛泽东还联系到我国农民革命的历史。他注意到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在获得胜利以后,原来的革命者的革命热情往往就逐渐逍退,革命意志往往就逐渐丧失,图安逸,求享受,直至最后完全违背原来革命的真正的目标,以失败而告终。这样的历代革命的悲剧,会不会在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经过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的大地上重演?正是因为有这样特殊的心理背景,所以毛泽东把《水浒》后面的宋江招安投降的描写,作为反面教材来读。这大概也是毛泽东晚年爱读《水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