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奠下对台政策基础(中)

二、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考进一步深化。突出表现在：明确表示愿意同蒋介石集团进行第三次合作，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提出的政策措施更加具体全面；从1958年开始，工作重点也由最初的“促进统一”发展为“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

    （一）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

    寻求接触，争取实力派，努力促成国共和谈，是毛泽东、周恩来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工作中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

    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使得相互间的沟通与了解极为困难。为了促成与台湾当局的和谈，建立某种形式的沟通管道是必须的。这一时期里，主要是通过密使故旧传递信息。1956年3月16日，周恩来接见李济深的前卫士长、英国人马坤时说： “蒋介石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既然我们主张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蒋介石“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而这件事也会像你所说的那样载入历史”。

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同曹聚仁谈话。他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除了和谈信息的传递外，毛泽东、周恩来还通过外事活动，广泛宣传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与主张，以期对台湾当局形成和谈的外部压力。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10月，国民党八大拒绝了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建议。

    （二）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

    自从毛泽东、周恩来1955年初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以来，海峡两岸虽然有一些消息的传递，但总的来说，和平攻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实际效果。台湾海峡平静局势，有利于美国推行“划峡而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1958年8月23日12时，炮击开始。

    炮击金门的主要目的，不是渡海作战，而是以炮击的方式，保持同台湾当局的接触，并传达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真诚愿望。10月6日，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30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10月13日，毛泽东起草的彭德怀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再度申明了炮击的目的：“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存在。”台湾当局“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

    炮击金门还有激化美蒋矛盾的意图，即“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充分暴露美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的本质。当美蒋海军组成联合舰队，试图为运输船进行护航、恢复金门海上补给线时，毛泽东命令：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不准还击。蒋舰遭遇密集火力攻击时，美舰只顾掉头逃窜，弃蒋舰和运输船于不顾。由此引发了美蒋在金门弃守问题上的重大分歧。

    金门炮击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行动，而是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的表现。这一炮击行动，断断续续进行到1978年中美建交后才停止。毛泽东、周恩来等正是通过这一炮击行动，保持同国民党的接触，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内战仍在继续，借以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

    （三）实行“防止独立、促进统一”并举

    继续坚持和平解放台湾炮击金门期间，美国多次向蒋介石施压，企图迫使国民党军队从金门、马祖撤退，制造“两个中国”。面对这个现实情况，毛泽东、周恩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和平解放台湾将是需要中国大陆长期坚持的方针，急不得；在无法短期内解决台湾问题的情况下，防止台湾独立成为当务之急。

    1958年10月3日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明确，继续“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他说：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不死不活地吊在那里，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最后，他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

毛泽东还看到：继续争取蒋介石，支持和巩固蒋介石的统治，是防止台湾独立的最好办法。为此，他破天荒地提出，给予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保留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权力架构。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明确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美国要压蒋，要以金、马换台、澎，我们不干。让‘蒋委员长’多守几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外国友人、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还向蒋介石进一步发出了中国大陆不首先动武的信息。他说：“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1961年6月13日，毛泽东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时说：“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提出“一国两制”的思想。当然，这时还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概念。

为了建立大陆同台湾的政治互信，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防止分裂措施的同时，对于台湾当局的挑衅行为，采取了更为大度和克制的态度。1962年蒋介石企图乘大陆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策划武力反攻大陆。对此，毛泽东、周恩来采取了利用美国对蒋介石进行压制的策略，而没有再采取1958年炮击金门那样的惩罚方式。在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对印度的边境挑衅行为，却采取了军事行动，击退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骚扰。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中国有了初步的核反击能力。但中国从未借此向台湾当局挥舞“大棒”，而释放的都是善意信息。

“文革”时期，虽然中国大陆在宣传上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过激的口号，但总体来说，海峡两岸基本维持了和平的局面。应当说，这些行动对于两岸建立良好的政治互信是有益的。

在防止台湾独立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适时地加紧了促进和平统一的政治攻势。1963年初，周恩来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而实为美国，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而实为中共。信中谈到了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概括的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方案——“一纲四目”。其中 ，“一纲”是:“只要台湾归回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一纲四目”，实际上是毛泽东、周恩来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构想的具体化，既维护了民族大义，又尊重了台湾的现实，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方针，因此可以作为国共两党进行商谈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