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奠下对台政策基础(下)

毛泽东周恩来奠下对台政策基础

转贴自2009年10月26日 人民网-理论频道

【总目】

    一、以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二、全面开展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

    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问题国际化

【内容提要】

    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倾注大量心血，思考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他们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周恩来一致认为：台湾问题很复杂，既是中国内政问题，又涉及国际问题。这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互相关联的问题，二者不能混淆。作为中国内政问题，存在和平解放或武力解放两种方式。作为国际问题，应该用和平方式解决。

  （一）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实质，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为实现祖国的早日统一，中国政府广泛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揭露美国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分裂中国的实质。在国际交往中，中国政府始终反对外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注意维护祖国统一，同时也适时提出并开展了双边会谈。

    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行为，要求安理会制裁美国政府，并“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11月28日，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义正词严，对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等谬论给予了坚决驳斥。

    1955年2月3日，针对安理会主席、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孟罗向安理会提交“关于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岛屿地区的敌对行动问题”的提案。周恩来致电安理会，表示坚决反对新西兰提案。认为“显然是干涉中国内政，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中国政府不能接受邀请派遣代表出席。2月6日，他在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个阴谋，要在台湾地区搞成“两个中国”的形势。所以，新西兰在联合国的建议是不能同意的。

为了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在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这年8月1日中美在日内瓦举行领事级会谈。一年后，升格为大使级谈判。在两国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下，开辟了提供沟通与联系的现实渠道，增强了相互间了解。同时，中国通过大使级谈判，向全世界宣传了自己的正义主张，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扫除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障碍，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参加国际组织，坚持“有蒋无我，有我无蒋”的原则，不授人以“两个中国”的口实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申明：只有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极力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政府也曾致电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要求取消国民党台湾当局在联合国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但是这些正当要求都没能得到实现。

    这以后二三十年中，美国政府始终坚持推行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在台湾的归属问题上制造混乱。中国政府为了不给别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口实，始终坚持了“有我无蒋，有蒋无我”的坚定立场，坚持了民族大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同外国领导人，就中国进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交换意见时，一再明确表示：“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有人建议中国分两步走，先进入联合国，再进行驱逐台湾当局的斗争。毛泽东断然表示：“只能一步走。”“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里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有些人又在策划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他们妄想把台湾说成是另外一个中国，或者是独立存在的一个国家。”“企图在国际组织中和国际会议上，预先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中国人民早就看穿了这种阴谋。希望中国陷入这种圈套是徒然的。”1960年4月10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阐述中国的对外方针政策时，又指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任何国际会议和任何国际组织，只要有可能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中国绝不参加；任何国际协议，如果没有中国代表的参加和签字，将对中国毫无约束力。”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双重代表权”提案，1971年8月20日，发表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外交部声明，表示强烈谴责。并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三）采取灵活策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迫使其承认“一个中国”

    在国际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台湾问题，其根源在于美国推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推行“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在国际社会有着重大影响力。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从国际战略格局的高度，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策略，为中美关系最终实现正常化提供了契机。

    1972年2月，毛泽东在同来访的尼克松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时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这就从战略上建立了中美两国进行缓和的基础。22日至25日，周恩来同尼克松进行了四轮艰辛谈判。谈判中，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方要使美方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周恩来告诉美国客人，将“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这样，经过周恩来同尼克松、基辛格的艰辛谈判，中美两国终于在2月28日发表了《联合公报》。《联合公报》声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由国家利益的”。在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台湾问题上，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恢复作出了贡献，迫使美国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承担不得再行制造“两个中国”，否则就要在国际舆论面前输理、失去道义，从而为中国政府在适当时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国际条件。

    台湾问题牵涉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两方面，解决起来艰巨而复杂，最终解决需要时日。毛泽东、周恩来在思考和解决台湾问题时，始终抓住中国内政问题和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始终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全方位开展工作，付出了巨大艰辛，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成绩，功不可没。毛泽东、周恩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益经验与重要启示，值得每一位后来者认真学习、记取和发扬光大。

1956年1月，毛泽东审改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时，对关于台湾问题的内容，修改为“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既住。”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时，正式宣布了较为系统的对台政策。他号召：“台湾同胞和一切从大陆上跑到台湾的人员，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同祖国人民一起，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这表明，中国政府对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已从一般号召转入寻求接触、耐心争取实力派的阶段。

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表题为《关于目前国际形势、我们外交政策和解放台湾问题》的讲话。他代表政府强调：“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指出：“我愿意在这里再一次宣布，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这天早晨，毛泽东在审定发言稿后批示：“此件很好。”

    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对争取对象规定得更为明确，指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