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千里：于丹焉知曾点之志哉！

马千里：当《论语》遭遇于丹

第六篇 隐士式的“理想之道”

第一章 于丹焉知曾点之志哉！

《侍坐》章是《论语》中篇幅最长的一章。在这一章里，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分别阐述了自己治理国家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的描述。

子路说自己利用三年的时间可以让一个内外交困的小邦国“有勇”而“知方”，不仅在军事力量上有所增强，在道德教化上也有所作为；冉有说自己治理一个小邦国，三年之内可以让民众过上富足的生活，但道德教化方面还做不到；公西华说自己可以在邦国外交活动中做个小傧相。

孔子问的是“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即一旦你们被国君知用任命，将怎么做呢？这三位学生所言正是正面回答了孔子的提问。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有勇”、“知方”、“足民”还是参与外交，其实都是概念化的，并没有感性的描述，并且在是正的目标上，也仅仅做到了一般的治理水平。这与其后曾点的描述对照起来，在境界上是大有区别的。

我们看曾点的说法：“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没有说自己如何治理，也没有说利用多长时间。他只是描绘出他的施政结果。在他参与治理的国家里，人们可以过上悠闲而有情趣的生活，既不为“加之以师旅”而担忧，也不为“因之以饥馑”而苦恼。这些初级的问题早已经不复存在。曾点描绘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理想，而是民众集体的生活写照。这样的理想社会，在中国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完全地实现过。所以是极其高远的政治理想。

在这一点上，于丹显然是有很大的误会了。于丹评论曾点说：“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并由此得出结论：“一个真正的君子，从来不是以他的职业素质，谋求一个社会职位为目的的。却一定是以修身为起点的。他要从最近的、从内心的完善做起。”于丹把曾点之志说成了个人的修养，内心的完善而已，把曾点描绘的生活场景解读为曾点个人的名士风流。那么孔学“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哪里去了？如果曾点的理想是这种隐士般的个人风流，怎么可能得到老师的高度赞扬呢？除非孔子放弃了儒家，转投到了庄子的门下。

那么于丹为什么得出这么个结论呢？一是为了自己的论述主题而有意歪曲或无意误解了曾点的志向，二是于丹错读了朱熹的《四书集注》。于丹在解释为什么曾点能够受到孔子的热情鼓励时引用了朱熹《四书集注》的话：“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对此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解读。他说，曾皙的理想，看起来不过是，‘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四书集注》)。好像他做的都是些日常小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于丹在这段翻译中故意漏掉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初”字，这样“初看起来像是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理想”就变成了于丹说的“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大理想”。“初看起来如此”，那么下文必然是“实际上不如此”。于丹对此却蒙混过关了。其实随后朱熹就说明了曾点之志“实际上”是什么，“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这个“尧舜气象”正是尧舜之治下的社会风貌。这是何等高远的志向啊！于丹理解的“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的“心得”，真不知是从何而来！朱熹的论述还在继续，他又解释了孔子的志向，说“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社会所有成员都各得其所，安之，信之，怀之，是孔子开列的实现尧舜之治的具体着力点。而曾点描绘的是尧舜之治实现后的生活状态。两者相互参见可见其同。所以朱熹接着说：“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朱熹这段论述是非常清楚的，并不存在什么歧义。于丹却掐头去尾，肆意错读，以削足适履，大失学者水准了。犯错至少分两种情况：一是有意犯错，那就是别有用心；二是无意犯错，那就是学养不深。于丹对《论语》的章句解释堪称遍体鳞伤，对朱熹的注解也出现如此明显的错误，不知属于有意还是无意？

再补充一点，孔子的政治理想，《论语·公冶长篇第五》有明确的记载：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这也是朱熹所论的依据。何以说孔子和曾点的志向都是高远的“大理想”呢？处理朱熹所论的“尧舜气象”外，孙中山先生也有一段话，间接地做过评论：“将来倘能成立新国家，另有新组织，则比不似旧社会之痛苦。预料此次革命成功之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以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理想之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孙中山在孔子之志成为“大同世界”，并憧憬说“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这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曾点之志的高度赞扬。

这么一种能让中国“驾乎欧美而上之”的大理想，到了于丹那里，就成了内心修养，并作为“理想之道”的最主要例证。这样一种“心得”还有正确的可能吗？于丹哈有一段更为搞笑的话。她说：“许多人感到，《侍坐》这样一章阐述的理想，似乎不同于我们一直以来对于《论语》关于立志的判读，不同于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那样的沉重。”我们难以知道于丹说的“许多人”在哪里，而凡是略懂《论语》或者稍微看过朱熹注解的朋友都会感受到曾点之志实现起来的“任重而道远”，反而把曾点之志矮化为“内心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的，大概于丹是前无古人的第一人。

                                               李西兴2009-11-1据原书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