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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矮子失败的对台政策需要检讨
2009-4-29 来源：互联网 编辑：野老
二、一国两制：是解放人民，还是收回领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一九七八年制订的宪法中规定：“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仅仅四年后，在又一部新的宪法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句被删掉了，变成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变化是从一九七九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一九八一年叶剑英的《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开始的。在这两个文件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句有三十年历史的口号消失了。代之以“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
这个变化的实质是什么？这就必须回顾一下新中国之所以要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出发点。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实现中国统一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于战争与革命；它的边界，更多情况下是被战争与革命所界定，而不完全是由自然的、历史的、语言的和种族的因素所界定。这本是一个基本常识。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统一，并不是完全基于自然历史传承，而是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分不开，因而也和中国革命中人民的空前解放分不开。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庄重宣告：“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③后来，解放军渡江南下、攻克每一省、每一片国土，都不是单纯军事意义上的攻城掠地，而是以解放那里的人民为主旨，其内容包括：联合各被压迫阶级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战犯、肃清贪官污吏、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所有权、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权利等。这一宗旨见于解放战争的所有有关文件、命令之中，包括《国内和平协定》、《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并在全国各地执行。一个特殊的情形是：一九五一年为了和平解放西藏，在有关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④尽管如此，新中国建国领袖的长远目标，仍然是着眼于最广大的西藏群众的利益， 使他们能翻身解放。
对于台湾问题，新华社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就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在后来的二十九年内，解决台湾问题，一直是以《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所规定的惩办战犯、废除伪法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作为公开的准则的(无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实际上和在中国大陆上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紧密相关：必须消灭残余敌军、将人民公敌捉拿归案、摧毁反动派反攻倒算的基地。要想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解放台湾。只有在“告别革命”的情况下，才不需要以“解放台湾”，而仅仅是以领土回归的形式统一祖国。
然而，一九七九年的《告台湾同胞书》，正是这样一种政策转向。实现祖国统一的理由，不再是在中国全境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诉诸于远古的民族神话和历史主义的民族认同：“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一九八一年，叶剑英的《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的九项条件，更阐明了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的“台湾回归祖国”的图景：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国外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这两条本身就包含着明显的自相矛盾：首先，任何现行社会、经济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懂得辩证法的共产党人更不应不了解这一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一种制度会转变到它的反面。这些变革都不是一纸协议、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够规定的。其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剑英的讲话，恰在台湾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发生后不久，国民党当局的军警宪兵，刚刚残酷镇压了纪念世界人权日的群众集会。而取缔、改编国民党军队警察的法西斯体制，正是当时台湾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诉求之一。
叶剑英的九条方针不久，有了一个正式的称呼，这就是“一国两制”。它的另一个高度概括的表述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⑤“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这个表述中的逻辑问题也不少。比如：台湾当局是否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华民国宪法”和国民党党纲里并没有这一条。社会制度是由阶级关系决定的，而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主导阶级(或阶级联盟)的最高意志的表现。 那么，“一国两制”中的“国家”，代表谁的最高意志？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尚容不得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岂能容得在一个国家里？
这里，更关键的疑问在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别，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而是分属两大国际阵营之别：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阵营，这个阵营包括在战后挣脱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而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而台湾则属于战后“美利坚帝国征服下的和平”秩序和新殖民主义国际冷战体系内的一员。这才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制”的根本性质。在美国秩序轨道上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有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买办的社会，台湾更接近于后者。如果真要搞“一国两制”，那就等于要在一个中国内，包容下两个互相对抗的国际体系：既包容美国所不能容忍的“共产主义制度”，又包容美国半个世纪以来为了围堵、绞杀“共产主义制度”而经营的反共、反民族解放的冷战前哨，还让它们“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正在以迫不及待的速度“与国际接轨”，这个明显的矛盾，今后也许就不再成为矛盾了(不过，同在美国轨道上的中国，就不会是一个国家、也不会是两个国家了，而是七个、八个或更多)。
容易看出，“一国两制”并不是一个实质统一的方针，而是一个形式上一国两制、实质上一中一台的方针，或者说，是一个明统暗独、隐性台独、实质台独的方针。这在台湾朝野政客眼中，是看得很清楚的。既然如此，他们就要追求货真价实的台独，而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呢？在台湾普通民众眼中，“一国两制”也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如上所述，它不是一个解放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的纲领，而仅仅是一个维护版图(而且仅仅是在形式上)、维护统治者面子的纲领。“一国两制”的实施方式，明确表明是在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作交易，而没有两岸民众的发言权利。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和“一国两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统一祖国的目的， 是解放人民，还是仅仅完成领土回归？这里，有必要回答两个可能的质疑：即“解放台湾”是一个极“左”的口号，会引起台湾同胞的反感，其次，台湾民众大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根本不需要中国大陆去“解放”。回答是：“解放台湾”不是极“左”的口号，而是一个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战略，它把统一的最终目的，落实到为人民谋利益的原则上来。解放台湾，不是要在台湾马上推行社会主义，而是要在台湾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不仅不同于空洞的、极“左”的教条主义，更不同于那种本来已经偏离社会主义，但还要口头上坚持“社会主义”旗号，而实际上大搞官僚资本主义、卖国主义的形“左”实右。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就能看出：解放台湾立足于走群众路线，而一国两制寄希望于统治者、精英阶层。而“台湾民众不需要中国大陆去‘解放’”的观点，显然是和有关“台湾经济奇迹”的大量宣传，以及大陆八、九十年代学习台湾模式有关。这里，且摘引一段曾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夏潮联谊会出版的《海峡》杂志对“台湾奇迹”的分析：
“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经济奇迹’，是‘(国府)国家机器－外来资本－民间企业’三方面的同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吞吐系统下，经由对台湾的自然、生态、劳动者进行最肆无忌惮、最不知限制的剥削完成的。……台湾工人阶级，为台湾的经济繁荣，付出了这些重大代价：
一、长期仅仅足以维持工人自身和其家族最低生活所需的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
二、普遍的‘无成就’、‘无前途’、‘贫困’、‘自卑’、‘社会地位卑微’意识， 和急速经济成长社会中‘成功’、‘立业’、‘幸福’、‘富裕’、‘舒适’标准，形成强烈的对比。
三、长期生活在人格不被尊重、人权没有保障、劳动者缺少社会和生活保障、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缺乏工人福利观念和支出的结构下。
四、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知识和文化上无法进步，并任消费社会最低俗文化如色情、赌博、酗酒……长期摧残。”⑥
由于对“四小龙”模式的吹捧和宣传，人们忘记了：在台湾，即使在这些西方“自由世界”的宣传橱窗里，也存在着一个受压迫、受剥削、被边缘化的广大的下层。在资本主义蹂躏下、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的劳苦阶层、农村、妇女、少数民族，不但没有奔小康，而是处于“发展”的“牺牲品”的地位。他们对现存体制和统治者满怀仇恨和诅咒。其实这也是八十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动力之一。只有放弃了阶级分析的观点，“解放”才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名词。
一个国家，对其领土行使完整的主权，意味着：将自己的治国理想、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的领导权建立在其领土之上。不提这些，就无资格谈什么统一。统一的关键，是需要完成一个社会革命的使命。这里，绝不是在主张：统一祖国、解放台湾，意味着在台湾推行社会主义。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解放台湾，既不要求在大陆、也不要求在台湾马上搞社会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个任务，在今天的台湾，并没有真正完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一九七八年制订的宪法中规定：“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仅仅四年后，在又一部新的宪法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一句被删掉了，变成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变化是从一九七九年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一九八一年叶剑英的《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开始的。在这两个文件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这句有三十年历史的口号消失了。代之以“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
这个变化的实质是什么？这就必须回顾一下新中国之所以要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出发点。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实现中国统一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于战争与革命；它的边界，更多情况下是被战争与革命所界定，而不完全是由自然的、历史的、语言的和种族的因素所界定。这本是一个基本常识。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统一，并不是完全基于自然历史传承，而是和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分不开，因而也和中国革命中人民的空前解放分不开。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言》庄重宣告：“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③后来，解放军渡江南下、攻克每一省、每一片国土，都不是单纯军事意义上的攻城掠地，而是以解放那里的人民为主旨，其内容包括：联合各被压迫阶级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战犯、肃清贪官污吏、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所有权、承认少数民族的平等自治权利等。这一宗旨见于解放战争的所有有关文件、命令之中，包括《国内和平协定》、《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并在全国各地执行。一个特殊的情形是：一九五一年为了和平解放西藏，在有关协议中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④尽管如此，新中国建国领袖的长远目标，仍然是着眼于最广大的西藏群众的利益， 使他们能翻身解放。
对于台湾问题，新华社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就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在后来的二十九年内，解决台湾问题，一直是以《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所规定的惩办战犯、废除伪法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作为公开的准则的(无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战争方式)。解放台湾，实际上和在中国大陆上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紧密相关：必须消灭残余敌军、将人民公敌捉拿归案、摧毁反动派反攻倒算的基地。要想将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解放台湾。只有在“告别革命”的情况下，才不需要以“解放台湾”，而仅仅是以领土回归的形式统一祖国。
然而，一九七九年的《告台湾同胞书》，正是这样一种政策转向。实现祖国统一的理由，不再是在中国全境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是诉诸于远古的民族神话和历史主义的民族认同：“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一九八一年，叶剑英的《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提出的九项条件，更阐明了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内容的“台湾回归祖国”的图景：
“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
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国外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这两条本身就包含着明显的自相矛盾：首先，任何现行社会、经济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懂得辩证法的共产党人更不应不了解这一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一种制度会转变到它的反面。这些变革都不是一纸协议、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够规定的。其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叶剑英的讲话，恰在台湾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发生后不久，国民党当局的军警宪兵，刚刚残酷镇压了纪念世界人权日的群众集会。而取缔、改编国民党军队警察的法西斯体制，正是当时台湾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的诉求之一。
叶剑英的九条方针不久，有了一个正式的称呼，这就是“一国两制”。它的另一个高度概括的表述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⑤“你搞你的资本主义，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这个表述中的逻辑问题也不少。比如：台湾当局是否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华民国宪法”和国民党党纲里并没有这一条。社会制度是由阶级关系决定的，而现代民族国家就是主导阶级(或阶级联盟)的最高意志的表现。 那么，“一国两制”中的“国家”，代表谁的最高意志？资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尚容不得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岂能容得在一个国家里？
这里，更关键的疑问在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区别，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别，而是分属两大国际阵营之别：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阵营，这个阵营包括在战后挣脱帝国主义世界统治的薄弱环节而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而台湾则属于战后“美利坚帝国征服下的和平”秩序和新殖民主义国际冷战体系内的一员。这才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两制”的根本性质。在美国秩序轨道上和体系内的国家和地区，有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买办的社会，台湾更接近于后者。如果真要搞“一国两制”，那就等于要在一个中国内，包容下两个互相对抗的国际体系：既包容美国所不能容忍的“共产主义制度”，又包容美国半个世纪以来为了围堵、绞杀“共产主义制度”而经营的反共、反民族解放的冷战前哨，还让它们“长期共存，共同发展，谁也不吃掉谁”！当然，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正在以迫不及待的速度“与国际接轨”，这个明显的矛盾，今后也许就不再成为矛盾了(不过，同在美国轨道上的中国，就不会是一个国家、也不会是两个国家了，而是七个、八个或更多)。
容易看出，“一国两制”并不是一个实质统一的方针，而是一个形式上一国两制、实质上一中一台的方针，或者说，是一个明统暗独、隐性台独、实质台独的方针。这在台湾朝野政客眼中，是看得很清楚的。既然如此，他们就要追求货真价实的台独，而为什么要退而求其次呢？在台湾普通民众眼中，“一国两制”也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如上所述，它不是一个解放人民、为人民谋利益的纲领，而仅仅是一个维护版图(而且仅仅是在形式上)、维护统治者面子的纲领。“一国两制”的实施方式，明确表明是在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作交易，而没有两岸民众的发言权利。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和“一国两制”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统一祖国的目的， 是解放人民，还是仅仅完成领土回归？这里，有必要回答两个可能的质疑：即“解放台湾”是一个极“左”的口号，会引起台湾同胞的反感，其次，台湾民众大都过上了小康生活，根本不需要中国大陆去“解放”。回答是：“解放台湾”不是极“左”的口号，而是一个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战略，它把统一的最终目的，落实到为人民谋利益的原则上来。解放台湾，不是要在台湾马上推行社会主义，而是要在台湾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不仅不同于空洞的、极“左”的教条主义，更不同于那种本来已经偏离社会主义，但还要口头上坚持“社会主义”旗号，而实际上大搞官僚资本主义、卖国主义的形“左”实右。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就能看出：解放台湾立足于走群众路线，而一国两制寄希望于统治者、精英阶层。而“台湾民众不需要中国大陆去‘解放’”的观点，显然是和有关“台湾经济奇迹”的大量宣传，以及大陆八、九十年代学习台湾模式有关。这里，且摘引一段曾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夏潮联谊会出版的《海峡》杂志对“台湾奇迹”的分析：
“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发展的所谓‘经济奇迹’，是‘(国府)国家机器－外来资本－民间企业’三方面的同盟，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吞吐系统下，经由对台湾的自然、生态、劳动者进行最肆无忌惮、最不知限制的剥削完成的。……台湾工人阶级，为台湾的经济繁荣，付出了这些重大代价：
一、长期仅仅足以维持工人自身和其家族最低生活所需的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
二、普遍的‘无成就’、‘无前途’、‘贫困’、‘自卑’、‘社会地位卑微’意识， 和急速经济成长社会中‘成功’、‘立业’、‘幸福’、‘富裕’、‘舒适’标准，形成强烈的对比。
三、长期生活在人格不被尊重、人权没有保障、劳动者缺少社会和生活保障、整个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缺乏工人福利观念和支出的结构下。
四、工人阶级没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知识和文化上无法进步，并任消费社会最低俗文化如色情、赌博、酗酒……长期摧残。”⑥
由于对“四小龙”模式的吹捧和宣传，人们忘记了：在台湾，即使在这些西方“自由世界”的宣传橱窗里，也存在着一个受压迫、受剥削、被边缘化的广大的下层。在资本主义蹂躏下、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的劳苦阶层、农村、妇女、少数民族，不但没有奔小康，而是处于“发展”的“牺牲品”的地位。他们对现存体制和统治者满怀仇恨和诅咒。其实这也是八十年代台湾民主运动的重要动力之一。只有放弃了阶级分析的观点，“解放”才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名词。
一个国家，对其领土行使完整的主权，意味着：将自己的治国理想、社会制度、文化精神的领导权建立在其领土之上。不提这些，就无资格谈什么统一。统一的关键，是需要完成一个社会革命的使命。这里，绝不是在主张：统一祖国、解放台湾，意味着在台湾推行社会主义。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解放台湾，既不要求在大陆、也不要求在台湾马上搞社会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个任务，在今天的台湾，并没有真正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