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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矮子失败的对台政策需要检讨
2009-4-29 来源：互联网 编辑：野老
五、语言、舆论与宣传
在今天西方国家越来越依靠其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软力量实行统治的时代，舆论和宣传等工作变得愈加重要。然而，我国领导人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展开的舆论宣传工作，从各方面衡量，都是灾难性的失败。
“一国两制”的统一方针，包含着几个明说的或不便明说的前提：它的出发点是维持台湾社会现有状况不变。因为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成功的，是优于祖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制度，因而无需加以改造，最好“保持不变”。其次，我国领导人对即使是仅有形式上的、缺乏实质的统一，也没有自信心和紧迫感。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安于不统不独现状、得过且过、但求无事的心态。只有国土分裂的危险逼到面前时，才被迫采取紧急措施。这样，国土统一缺乏了社会变革的最根本目标，缺乏了对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的批判立场，使得对台政策的宝最后全部压在一件事之上，这就是所谓“对台动武”。
且来看“对台动武”这种提法的致命缺陷。这里，“对台”仿佛意味着战争是针对着整个台湾社会、整个台湾民众的，对统治者和台湾民众完全不作区分，把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成“台湾地方政府”，当成整个台湾社会的代表。这种语言，从台湾民众的角度看，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在很长时间内，台湾民众自己从未把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成自己的代言人和代表，而是把它当成战后来到台湾大搞贪污腐败、榨取民脂民膏、和台湾民众对立的强盗集团。而中国大陆方面的“对台动武”言论，倒是把台湾统治者和民众绑在一起，使台湾民众在心理上和统治当局走得更近。
二十年前的“解放台湾”的方针，是把战争的矛头对准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小撮，而把广大的受国民党当局压迫的台湾民众，当作解放战争的同盟军。正如同在解放战争中，国统区的人民运动，是英勇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同盟。台湾民众的斗争配合，是“解放台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旦人民解放军登上祖国宝岛，就会出现大军南下江南时所同样出现的情景：人民群众箪食壶浆，夹道欢迎，踊跃参军，欢庆解放的到来。而在今天“对台动武”的场景中，台湾民众只是一个被动的、承担战争损失和牺牲的角色。我国领导人在讲话、社论中，以战争的灾难警告台湾民众，强烈暗示统一战争会给他们带来灾难痛苦，请他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来防止统一战争的到来，而不是要他们盼望祖国正义之师的早日到来！这样，武力威摄的对象，变成了台湾民众，而不是台独政客，而台独政客在两次“总统大选”中，反而都从我国领导人的“武力威摄”中获得渔利。
自从国共内战于一九四六年全面爆发以来，共产党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法统与叛乱的关系，而不是什么“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关系。无论从国共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是如此。然而，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不再把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当作叛乱的匪帮，而是所谓“地方当局”。然而，一个政府坚持对一个地区不放弃使用武力，却又不强调该地区统治者的叛乱性质，这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的惯例上都是难以解释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宣布台湾当局是叛乱集团，会人为地加剧两岸的紧张局势、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心理。乍看上去是这样，其实，只要进行充分的舆论工作，其效果应恰恰相反：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要把台湾当局和台湾的老百姓作严格的区分，一方面充分尊重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另一方面指出：台湾当局死心塌地充当外国势力的附庸和走卒，从而无法真正满足台湾民众的这种愿望。一般来说，主权政府必须尽快平定叛乱集团，其首要原因就是，叛乱集团涂炭当地民众，主权政府有责任解脱他们的苦难。因而，国家统一的一个主要内容，应是为当地民众担当起主权政府的义务，为他们谋利益。
中国领导人说，他们“既寄望于台湾人民，也寄望于台湾当局。”然而，他们不了解，这两者只能取其一。因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寄望于台湾当局”，就意味着忽视台湾人民的权利和声音，只和统治集团和精英政客打交道。“寄望于台湾人民”，则意味着把压迫台湾人民的台湾当局当作叛乱集团对待，真正以主权政府的姿态，区别对待台湾统治集团和台湾民众，否认台湾当局对台湾民众的统治的合法性－－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争取到台湾民众对主权政府的认同。
简单片面的“对台动武”的提法，产生了恶劣的宣传效果。语言和舆论的力量是惊人的，有时能起到比杀人武器还利害的作用。我国领导人的“使用武力”的说法，到了港台和海外中文媒体，就变成了“对台动武”，显然，中国话里“动武”一词，让人联想到“动粗”、“撒野”等恶棍的形象。在这里，我国领导人所作的“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解释，就被根本忽略了。试举一例：由海外“民运”人士主办的“多维网”，转载《温哥华太阳报》二月二十九日报导中国台湾问题白皮书时，中国政府的立场被描述成：“如果它认为关于两岸统一的谈判进展不够快或者缺乏诚意，北京有权攻击台湾及其二千三百万人民。”
为什么我国政府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立场，仁至义尽的条件，到了西方媒体那里，就变成了青面獠牙、穷兵黩武的形象呢？这里面，当然有西方媒体的有意歪曲，但是我国领导人自己舆论技巧的欠缺是内因。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北约国家是怎么做的。在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的前夕，西方主流媒体充斥着这样的宣传：米洛舍维奇正在实行种族灭绝暴行，人道主义危机中的科索沃仰望着西方的拯救，军事干涉一刻也不能等了。只有北约的人道主义行动，才能挽救巴尔干的和平。我们可曾看到“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词句？没有。人道主义干涉、稳定巴尔干，几乎成了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众口一致的代用语。看来，仅仅懂得使用武力，而不懂得为使用武力必须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条件和舆论条件，仍是成事不足的。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在今天西方国家越来越依靠其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软力量实行统治的时代，舆论和宣传等工作变得愈加重要。然而，我国领导人为解决台湾问题而展开的舆论宣传工作，从各方面衡量，都是灾难性的失败。
“一国两制”的统一方针，包含着几个明说的或不便明说的前提：它的出发点是维持台湾社会现有状况不变。因为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成功的，是优于祖国大陆社会主义的制度，因而无需加以改造，最好“保持不变”。其次，我国领导人对即使是仅有形式上的、缺乏实质的统一，也没有自信心和紧迫感。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安于不统不独现状、得过且过、但求无事的心态。只有国土分裂的危险逼到面前时，才被迫采取紧急措施。这样，国土统一缺乏了社会变革的最根本目标，缺乏了对台湾社会、对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的批判立场，使得对台政策的宝最后全部压在一件事之上，这就是所谓“对台动武”。
且来看“对台动武”这种提法的致命缺陷。这里，“对台”仿佛意味着战争是针对着整个台湾社会、整个台湾民众的，对统治者和台湾民众完全不作区分，把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成“台湾地方政府”，当成整个台湾社会的代表。这种语言，从台湾民众的角度看，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在很长时间内，台湾民众自己从未把国民党统治集团当成自己的代言人和代表，而是把它当成战后来到台湾大搞贪污腐败、榨取民脂民膏、和台湾民众对立的强盗集团。而中国大陆方面的“对台动武”言论，倒是把台湾统治者和民众绑在一起，使台湾民众在心理上和统治当局走得更近。
二十年前的“解放台湾”的方针，是把战争的矛头对准国民党统治集团一小撮，而把广大的受国民党当局压迫的台湾民众，当作解放战争的同盟军。正如同在解放战争中，国统区的人民运动，是英勇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的同盟。台湾民众的斗争配合，是“解放台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旦人民解放军登上祖国宝岛，就会出现大军南下江南时所同样出现的情景：人民群众箪食壶浆，夹道欢迎，踊跃参军，欢庆解放的到来。而在今天“对台动武”的场景中，台湾民众只是一个被动的、承担战争损失和牺牲的角色。我国领导人在讲话、社论中，以战争的灾难警告台湾民众，强烈暗示统一战争会给他们带来灾难痛苦，请他们运用他们的“政治智慧”，来防止统一战争的到来，而不是要他们盼望祖国正义之师的早日到来！这样，武力威摄的对象，变成了台湾民众，而不是台独政客，而台独政客在两次“总统大选”中，反而都从我国领导人的“武力威摄”中获得渔利。
自从国共内战于一九四六年全面爆发以来，共产党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是法统与叛乱的关系，而不是什么“中央政府”与“地方当局”的关系。无论从国共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是如此。然而，二十年来，我国领导人不再把台湾国民党统治集团当作叛乱的匪帮，而是所谓“地方当局”。然而，一个政府坚持对一个地区不放弃使用武力，却又不强调该地区统治者的叛乱性质，这在国际政治、国内政治的惯例上都是难以解释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宣布台湾当局是叛乱集团，会人为地加剧两岸的紧张局势、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心理。乍看上去是这样，其实，只要进行充分的舆论工作，其效果应恰恰相反：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要把台湾当局和台湾的老百姓作严格的区分，一方面充分尊重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另一方面指出：台湾当局死心塌地充当外国势力的附庸和走卒，从而无法真正满足台湾民众的这种愿望。一般来说，主权政府必须尽快平定叛乱集团，其首要原因就是，叛乱集团涂炭当地民众，主权政府有责任解脱他们的苦难。因而，国家统一的一个主要内容，应是为当地民众担当起主权政府的义务，为他们谋利益。
中国领导人说，他们“既寄望于台湾人民，也寄望于台湾当局。”然而，他们不了解，这两者只能取其一。因为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寄望于台湾当局”，就意味着忽视台湾人民的权利和声音，只和统治集团和精英政客打交道。“寄望于台湾人民”，则意味着把压迫台湾人民的台湾当局当作叛乱集团对待，真正以主权政府的姿态，区别对待台湾统治集团和台湾民众，否认台湾当局对台湾民众的统治的合法性－－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争取到台湾民众对主权政府的认同。
简单片面的“对台动武”的提法，产生了恶劣的宣传效果。语言和舆论的力量是惊人的，有时能起到比杀人武器还利害的作用。我国领导人的“使用武力”的说法，到了港台和海外中文媒体，就变成了“对台动武”，显然，中国话里“动武”一词，让人联想到“动粗”、“撒野”等恶棍的形象。在这里，我国领导人所作的“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解释，就被根本忽略了。试举一例：由海外“民运”人士主办的“多维网”，转载《温哥华太阳报》二月二十九日报导中国台湾问题白皮书时，中国政府的立场被描述成：“如果它认为关于两岸统一的谈判进展不够快或者缺乏诚意，北京有权攻击台湾及其二千三百万人民。”
为什么我国政府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立场，仁至义尽的条件，到了西方媒体那里，就变成了青面獠牙、穷兵黩武的形象呢？这里面，当然有西方媒体的有意歪曲，但是我国领导人自己舆论技巧的欠缺是内因。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北约国家是怎么做的。在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的前夕，西方主流媒体充斥着这样的宣传：米洛舍维奇正在实行种族灭绝暴行，人道主义危机中的科索沃仰望着西方的拯救，军事干涉一刻也不能等了。只有北约的人道主义行动，才能挽救巴尔干的和平。我们可曾看到“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词句？没有。人道主义干涉、稳定巴尔干，几乎成了北约对南联盟动武的众口一致的代用语。看来，仅仅懂得使用武力，而不懂得为使用武力必须创造出相应的政治条件和舆论条件，仍是成事不足的。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