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 宋彬彬反思文革这段历史(转载)

       当年同样也曾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王友琴女士，在目睹了卞仲耘之死后，将这血腥与暴力的事件铭记于心，文革结束后，王友琴以当年的高考状元的分数考 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而与此同时，王友琴开始继续追寻当年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与案例，从卞仲耘到李文波，从北京扩大到全国，从学生打老师到 学生打同学，从受迫害者被红卫兵虐杀到受迫害者的自杀，这个研究调查一直在延续，到今天已经整整四分之一世纪了，她并没有助手，文革研究也不属于她本职学 术研究的范畴，而她凭这自己对文革研究的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自己良心的驱使，不忍让更多在文革中像卞仲耘一样无辜惨死在“红色恐怖” 事件与个案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逝，利用自己休假的时间自费回国，然后以各种方式去调查每一件听说的文革死难者的事件，用微弱的声音呼唤着整个民族即将消亡 的惨痛记忆，她以精卫填海的方式来挖掘那段史无前例岁月中的残暴与血腥，她先后采访了数千人，未了避免记忆的失误，她又在每一位文革死难者的个案上进一步 调查核实，她调查了北京所有的大学中学及小学，并逐步扩大到北京以外的地域，如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江西、福建、陕西、山西、四川、新疆，并且 花费大量的业余时间来整理所有资料。在文革研究中最具有原创性的文本《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便出自她的笔下，她利用网络 科技，在互连网上建立了“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以祭奠和整理这些被逐渐遗忘的屈死的亡灵。2004年，她将整理出的659位文革死难者的个案和资料汇集， 在香港开放杂志社的协助下，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文革非正常死难者传记的书籍《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全书50万字。《文革受难者》 这本书不大可能让读者获得猎奇的愉悦，也不大可能让读者因故事的悲惨而声泪俱下，但一定会让读者深思，一定会让读者自省；不仅是作为文革的参与者要自省， 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对我们的文化反躬自省。王友琴秉笔直书，甚至尽可能不用形容词，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六百五十九个普通人的死难。她认为：“每一个受 难者都应该被记录。这是基于一个最简单的信念：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于是每一个死亡也应该被尊重。”她在扉页上的献辞清楚地说明了著书的宗旨：

　　愿你们的惨剧，

　　不再被隐瞒、忽视或遗忘，

　　而成为永远的警示：

　　抵制一切暴行，

　　尤其是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

　　讲到这里，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一下同是北师大附中的学生宋彬彬是怎么反思文革这段历史的，在卡玛拍摄的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与几 个当年的名声大振的红卫兵领袖（如清华附中的骆小海）都在黑暗中接受了采访，我们在观看这部记录片中这些采访段落时，也只闻其声而未能一见真面目。导演卡 玛的解释是，当事人不愿意以今天的真面目示人。宋彬彬在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接受采访时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 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红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 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 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红卫兵都特别激动，纷纷都去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带红袖章，有一个人问我说：彬彬，你干嘛不去给主席 带袖章呢？就有人领我到主席跟前”“当时我还是很天真，就把这做一个很随意的谈话，但是很快呢，报纸上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给毛主席带上了红袖 章》，通篇文章用的是第一人称，而且呢还署名一个我根本不知道的名字叫宋要武，搁一个括号，宋彬彬。真没想到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竟呢挂钩这么无中生有的 给我安上这么一个名字，而且以我的名义去发表这么一篇文章，我就觉得这个名字不再属于我了，不能再用了，我的同学就建议我，由她们来翻字典，随便翻到哪一 页，指到哪一个字，就用这个字作为我的新名字，就这样给我改了一个新的单字的名字。”“我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们 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宋彬彬给毛泽东带红卫兵袖章的照片铺天盖地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传播，加之那句“要武嘛”的最高指示，这些文化符号结合起来，与卞仲耘的死亡和《人 民日报》发表的《好得很！》的社论放在一起，在鲜血和暴力交织的“红八月”的“红色恐怖”中，其背后所显示的信息谁都能够轻易解读，宋彬彬可以说自己没有 动手打过人，也可以说她不同意官方“强加”给她的那个宋要武的名字，但是对这些引发红卫兵血腥及暴力行为的文化符号，只是轻轻一句“非常难过”就可以一笔 带过吗？！

　　北师大附中对宋彬彬的这种肯定，代表了官方对文革历史的拒绝忏悔的态度，这种不忏悔的形态，其实就是对历史真相的反动，从另一层意思来理解，就 是对过去乃至现在的恶行的掩盖，做恶而不忏悔就预示着再次做恶的可能。文革虽然结束了四十年，但是从很多地方来看，文革并没有结束，文革的暴民意识、对生 命的蔑视和对文化的破坏，至今仍然在我们中间以某种方式蔓延着。

　 根据宋彬彬和王友琴两位女士对文革的反思程度，我们不难认定，谁是更该写入北师大附中校史和值得我们尊敬的北师大附中的知名校友。谁更应该被下一代学子和 年轻人所学习所尊重，并引为榜样。我们更希望反思成为常识，能贯穿到每一位国人的思想行为中，而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同辈乃至后代，对自己错误的刻意掩盖和敷 衍，甚至不惜以新的谎言来掩盖旧谎言。

　　　　

 

 作者：书吃

2007年岁末草就于长安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