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随笔—— 说说我老伴的故事 单田芳 （转载）

   例一：文革前团里演出任务较多，我和她经常东奔西走。普通硬座人多，有时我们就坐硬卧。值得一提的是有些旅客就是不自觉，头朝里脚朝外那么躺着，再把鞋袜 脱掉—— 一双臭脚探出来，那味道“哎呀”难闻极了！大多数的旅客不愿得罪人，心中反感嘴上不说（我就是这样的人）。可是，这总事遇上我老伴可就不同了。有一次，就 遇上了这样的事。但见她毫不犹豫的拍着卧铺，对那人斥责：“哎，我说，没你这么干的！”那人翻身坐起问：“怎么了？”王全桂指着他的脚说：“你这俩脚臭得 熏死人，你跑车上散味儿来了？”那人也知趣，马上调了个头又躺下了。

    我怪她多事，要碰上个脾气不好的咋办？她说：“他脾气大怎么了，还敢打我呀？真要那样，我就把全车的发动起来评评理！”

    例二：我老伴的亲表弟赵先生。在“文革”时期我们流亡到长春的时候，对我一家及其冷漠，生怕受了我这个“反革命”的牵连，对我一双子女也“哼哼唧唧”的， 连一点儿亲戚味都没有。王全桂背后哭道“赵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后来我们把这门亲戚就淡忘了。时间到了1987年，我被落实政策后重返舞台名声大噪。 单说一天早晨，我刚要去电台录书，听到有人敲门，门一开多年未见的表弟赵某从外边进来了，手中提着礼物，还亲切的与我们打招呼：“姐姐、姐夫，我看你们来 了。”我老伴一见，厉声喝道：“滚！快给我滚出去，我家不交白眼狼！”赵某想要解释一番，我妻却不依不饶：“废话少说，快走！快！”我觉得不过意，想叫他 坐下。老伴见状勃然大怒，弄得都很尴尬。她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一辈子说一不二。赵某何尝不了解？没办法把礼物放到桌上，粗脖子红脸的走了。老伴拎着礼物一 阵风似的追上表弟，硬把东西仍在了门外。

   例三：老伴年轻时有个好友叫邢凤云。邢有两个孩子，家庭生活窘迫。邢的爱人是鞍山市评剧团的灯光师，“三反五反”时因犯贪污罪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这真好 比雪上加霜！我老伴是个热心肠，见不得这个。经常周济邢家钱和物品，还给孩子买吃的。我们闲聊时每当谈到邢家的遭遇，她都珠泪连连。她忙里抽闲陪着邢凤云 到“月明山”监狱去看邢的爱人。唉！叫人意料不到的是两年后邢凤云突然死在家中！她的女儿到我家里报丧。

   闻讯不亚于晴天霹雳，我和老伴跑着到的邢家，王全桂抚尸大哭。丧事是街道上帮助操办的，家中只剩下两个苦命的孩子。老伴同我商议，要把俩孩子接到我家来住，以便照料，这一善举我当然支持 。几天后，两个孩子住到我家里，从此一日三餐，梳洗护理成了老伴生活的一部分。

   后来街道干部来家动员我老伴：街道上已联系好了孤儿院......。我老伴舍不得，俩孩子也哭，但没办法，政府出面了，只好支持照办。

  直到邢的爱人出狱，此间我老伴还到孤儿院给孩子送物品。回来介绍说“俩孩子很好，衣服、用品都是统一的，以后光送点吃的就可以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我老伴是名普通妇女，能如此扶困济危，为朋友两肋插刀，实在是不多见的。

   例四：上世纪的1987年我应邀到内蒙呼和浩特写书,准备出版“童林传”，我老伴随行。我们坐的那趟车需在京换乘。当年北京站人满为患，挤了半天我们也没 买上去呼市的票。怎么办？我急得要命！也是她灵机一动说：“别急，我试试去。”说罢，她挤出人群，我仍坐在提包上发愁。过了一会儿，我的老伴兴冲冲的回来 了，身后还跟着一位身着铁路服装的女人，该女人细高挑儿，五官清秀 。老伴介绍道：“这位是北京站的副站长小邬同志，她可以帮咱解决火车票。”我与邬站长握了握手，寒暄。此时，美女副站长招呼两个工作人员过来帮我们把东西拎到二楼站长值班室。

   邬站长热情的给我们倒着水说：“ 欢迎单老师来我们北京站换乘。方才师母全对我说了，没票是吧？好办，我已派人找列车长去了。”

   我客气了几句。另外一位女负责人笑着问我：“到内蒙录书啊？”我不便解释，点头说是。

    一会儿，开往呼和浩特车的列车长来了。邬副站长向他交待后，那位列车长说：“没问题。”又说：“离开车还有五十分钟，那就请单老和师母到车上去吧。于是我们告别了邬副站长，在列车长的帮助下，登上了去呼和浩特的列车！瞧，一道难题就这么迎刃而解了。

    当然了，我老伴最大的特点就是个“自来熟”，到北京站值班室“自报家门”，赶上邬站长还是我的忠实听众。

   老伴把一生全都奉献给了我、一双子女及亲人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俗称“张罗”命。“文革”先后对她来说更是灾难重重。我被揪斗，她也未能幸免，家被“造反派”抄了数次洗劫一空。她带着孩子东躲西藏，周旋于城里城外......，此中之苦难以言表。

     1970年2月我被“定性”后遣送下乡。按说她要坚持不走，也没人绑架是可以的。可她非要与我一起，说：“那个地方太苦了，你一个人去罚苦役，又不会做 饭，不得累死呀！我起码能给你做饭，说什么也不能分开，生生死死得在一块儿！”到农村后，她除了持家外，就坚持上访。拿着我写的材料回鞍山、上省城到处申 诉，从不气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被落实了政策昭雪平反，重操旧业，我家又回到鞍山，一场生死大关就这样“熬”过去了。从此，我的家步步高升、人财两 旺，过上了人人羡慕的好日子。然而，没几年老伴的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就垮下来了。吃药、打针、跑医院成了家常便饭。有时一病就是几个月卧床不起，愈演愈 烈！她自己说：“我一身全是病，打开肚子看看心、肝、脾......没一件是好的。

    1992年3月28日下午她突然摔倒，人事不省，幸好我在家。见势不妙马上给子女们打电话，很快孩子们就回来了，把她送进铁东区中医院。经主治大夫抢救， 她慢慢的苏醒了，按大夫的要求住院观察。在此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所以我和家人并没想得那么严重。后经市急救中心专家会诊确定，老伴的心脏和脑子都有 病灶。突然摔倒是脑出血所致，问题不容忽视！我和女儿、女婿、儿子、儿媳编排班轮流在病房守护。医院救死扶伤，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无奈治病治不了 命，1992年5月6号凌晨，她终于停止了呼吸......！

   数月后，我儿子在“千秋公墓”给他妈买了块墓地，下葬那天独我没去，一个人在家心情异常低落。我环顾四周空旷寂寥，再看她常用的水杯，和她常坐的地方，音 容笑貌犹在眼前......。怎么，这人就没了呢？不相信事实！趁着家中没人我掩面痛哭，子女在场我不好意思，这回我哭了个够，“发泄”完了也痛快多了。

   我妻王全桂的一生是普普通通的一生，平凡的一生，为我服务的一生！在我还不会说书的时候，是她养着我，供给着我的家庭，又是她的慧眼及督促，把我逼上了 “评书之路”，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子女及子孙后辈当牛做马，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我们俩相伴三十八年，她的突然离去真叫我肝胆破碎，万念俱灰。

    每当清明、她的生日、祭日我和孩子都会祭祀。我心里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王全桂命苦哇！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倘若能活到今天她得多幸福多快乐啊！

       别了，老妻！一晃二十周年了，你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