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文化革命”稍稍“冷静”了些，武汉开始将一些抄家的物品退还给原主人，但仍有大量物品不知其主。不知哪位领导出了个新鲜点子，把剩余的物品每件都写上条，让工人们摸，一人摸一件，谁摸着了归谁，只象征性地出点钱。
我父亲当时是武汉食品厂的普通工人，有权摸一张。当他回来告诉我们时，母亲祝愿摸一架缝纫机，哥哥希望摸一台收音机，而我想要一把二胡，父亲自己则希望摸一辆自行车。
那一天，我们望眼欲穿地等父亲回来。父亲终于回来了，不兴奋也不扫兴地说：“摸了个沙发，三块钱。”
我们听了都很失望，因为在我们这个平常之家，过去没听说也没见过沙发，不知沙发于我们有什么好处。
下午，父亲找母亲要了三块钱，去上海路天主教堂把那个沙发搬了回来。那是个包着湖蓝色帷布的沙发。四周还有着很好看的花边，看上去十分高雅。父亲首先在沙发上坐了坐，惬意地说：“嗯！是很舒服。”又站了起来道：“可惜不是我们这种人家坐的。”父亲一起来，我们兄弟几个一拥而上，争着抢着去坐那个舒服之物。这一天，这沙发就成了我们几个兄弟的乐园，一个弟弟甚至非要睡在上面过夜不可。
第二天上午，我从外边回来，似乎觉得屋里少了什么，仔细一想，沙发不见了。我问母亲，母亲说：“你看我们屋里这么窄，摆个沙发路都走不通。再说，三块钱能买一二十斤米吃几天呢！”
我蓦然想起：母亲还没有来得及过一下坐那沙发的瘾呢！我为母亲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