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老家读完小学，那是一个偏僻的村庄，村里穷，没钱盖学校，土改时把地主的一套四合院没收了，便成了我们每天读书的地方，教室大间套小间，小间里的孩子们看不见黑板，只能支棱起耳朵听，如果钻进桌子底下捉迷藏玩，老师也很难发现。十几个男女老师都是国家分配下来的，因为村里穷，又偏远，谁也不想久留，不是今年他走就是明年她来，流动性很大，老树扎根一样一直没走的只有吴老师。在教师队伍里吴老师年纪最大，比校长的年纪都大，也只有他带来家属，在村里找间民房住着，算是安家落户吧。吴老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一直与我同班，我们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二女儿刚刚背上书包。后来我们知道吴老师所以把家属带来，是因为他妻子长年患病，身边不能没人照料。
在学校的十几个男女教师中，若评选少言寡语，吴老师当之无愧名列第一，他除了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把书本里的知识掰开揉碎了让我们接受外，一出教室几乎就成了哑巴，很少再听到他说什么了。有同学告诉我，吴老师家里成分是地主，所以不敢乱说乱动。可吴老师管起我们来却异常严厉，作业没能按时完成，放学了也不让回家，而且老拿眼睛盯着你，直到你规规矩矩写完作业，令他满意后才送你回去，顺便还要进行一下家访，当然是要家长配合学校管管我们这些上课不听话的孩子，所以我们都怕吴老师，那些调皮捣蛋的背后就叫他地主老师。
吴老师一月几十块钱工资，要糊住一家四口人嘴，另外还有个药罐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村里见吴老师教学认真，对孩子们负责，对他的窘迫生活很是不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社员的标准，给他家划了几分自留地，以表示乡亲们的一点情谊。
吴老师对村里的关照深为感激，他的感激方式就是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对孩子们负责到底，使其德智体全面发展。好似一个辛勤的园丁，尽心竭力地呵护着他的花朵。对村里照顾的几分自留地，却很少光顾，小麦都黄梢了也不知道去割。妻子拖着病体跑到学校来找，说再不割就“掉脑袋”了，争时夺麦，你看谁家不是急红了眼，偏你，没事人一样。而且学校已经放学，让孩子们补作业，迟一天早一天有什么关系，地里的麦子能迟吗？
吴老师被催不过，这才不得不从妻子手里接过镰刀。吴老师教书是行家，对庄稼地他连二把刀都算不上，三五分地，庄稼人打个腰歇就能割完，吴老师整整割到小半夜，手上还割破好几个大口子。吴老师跟谁也没说，去村里的卫生所买几块橡皮膏，缠在手上照常给我们上课。一节课没下来，他妻子跑来了，脸难看得像地里没人要的烂茄子，当着全班同学面，质问吴老师心里还有没有家，有的话为什么竟连村里给的那点自留地都不认得，卖了小半夜苦力，却给别人把麦割了，自家的仍可怜巴巴长在地里。妻子对吴老师连讥带讽，说做好事也没有你这样做的，也不知道把心都长哪去了。只有我们清楚，吴老师的心是让我们给拴住了。那天，也不知谁提议的，最后一节自习课不上了，给老师割麦去。开始只是班里十几个身体强健些的男学生咬耳朵，同学间互相传，不知怎么呼啦一下子就全知道了。当吴老师得知后，风风火火跑到田里阻止我们时，他家那几分麦地已经被几十把小镰刀收拾干净了。我们把一捆捆麦子堆放在吴老师家那不大的小院里，感动得病歪歪的师娘不知说什么好，我们说只要您不再责怪吴老师就比什么都好。
我小学即将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下放到村里来办，教师由挣工资变为挣工分，吴老师被迫返回原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