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美国反坝运动及拆坝情况的考察和思考

转贴篇有关水电建坝的文章。作者在六年前写的，去年年底刊登在国内网站上。

现在唱衰三峡大坝的“浪潮”似乎小点儿了。毕竟长江流域下大雨了。我个人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三峡大坝也一样。有人全盘否定三峡是荒唐的。他们到底是不是专家呀？

下面这篇论文只是就修水电站建大坝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希望关切三峡大坝的人们，特别是激烈反对者能看看，然后再想想。

否定三峡大坝的人中似乎还有种看法，那就是三峡大坝改变了中国南方的气候。先不要武断地下结论嘛。世界性干旱已经持续几十年，甚至一、两万年前小冰河时期结束后就逐步开始了。三峡大坝建成，您就“诸葛亮”上了，太早了点吧？现在谁也没有数据来证明是或否，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或许有针对性的数据出来。

退一万步讲，三峡大坝弊端很多，您也得提建设性意见啦。什么“炸了吧”，什么“在大坝下建个耻辱柱，把李鹏钉在上面”，都是吐沫星子，对中华民族没有一点实际作用。

美国反坝运动及拆坝情况的考察和思考

林初学

2010年12月27日22:00 

来源：人民网

　　应约将六年前发表的一篇考察文字再在网络上刊载。当初写作这篇文字完全是有感而发——因为国内屡屡有人引述“美国拆坝”作为洋依据来反对中国水电开发，力图给公众造成这样的印象：以前发达国家建水坝是不知道水坝不好，后来觉悟了，不但停止建水坝，而且进入拆坝时代了。“美国拆坝”经一些媒体渲染炒作，给公众留下印象，似乎我们现在建设水坝、开发水电，是在重复干别人知错已改的傻事。这篇考察文字着力澄清几点基本事实：一是美国经历了反坝运动和建坝工程共生的百年历史，在争议中完成了几万座水坝的建设；二是美国近些年所拆的几百座水坝全部是废坝、弃坝、病险坝，绝大多数与水电无关，有影响的大坝没有一座被人为拆除；三是尽管美国的水电资源开发度已达到70%，但其并未完全停止水电开发。

　　一晃六年过去。

　　在这六年间，中国水电事业快速发展，同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三峡、龙滩等一批大型水电站顺利建成，向家坝、溪洛渡等一批西南水电基地项目开工建设；中国水电装机容量继2004年达一亿千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后，于2010年成功翻番达到两亿千瓦；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水电开发更加注重对移民利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中国水电建设、咨询队伍和设备走向世界，占据了海外水电市场半壁江山；中国政府承诺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耗比重15%，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主要挑战的背景下，水电项目审批和实施的困局正在逐渐解消。在2004年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会议后，国际水电开发持续回暖，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面临新的机遇，国际水电协会携政府、水电开发机构、金融机构以及慈善、反腐败、环保非政府组织历时数年研讨的水电可持续发展指南及规范最近终于发布，可望为政府及金融机构评价新水电项目的社会经济可行性提供一个适合的参考标准，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的资金瓶颈问题。

　　在这六年间，美国水电产业也在酝酿新的变革和布局。政府的水电政策指引是清晰的，白宫2001年发布的《国家能源政策》有这样一段文字：“水电具有重大的环境效益，其发电成本低且不产生温室气体，它仍将是未来美国能源的重要来源之一”。诺奖得主美国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这样表述他对水电的态度：“我支持水电，因为我是一个环保主义者”。随着奥巴马政府与低碳经济相连的新能源政策的逐渐明晰，“新水电”概念也开始在业界研讨，主要是为风电、光伏发电、智能电网配套的以抽蓄为主同时包括常规水电、潮汐和波浪等新水电的开发规划。据专业媒体报道，在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申请许可的“新水电”项目容量已经达到1000万千瓦之多，这是许多年以来从未出现的情况，值得业界密切关注。2009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俄亥俄河上世纪中叶为航运而兴建的5个非水电坝上改造加装共35万千瓦径流式水电站的项目获得批准启动，首个梯级肯内尔特水电站的破土仪式举行，联邦议员及肯塔基州长参加庆典。旧水坝非但不拆除，还改建加设水电站让其焕发青春，充分显露了水电作为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服务于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潜力。这是澄清以“美国拆坝”反对水电之不实宣传的最新证例。

　　在这六年间，国内水电开发依然无法打消公众和媒体的存疑和忧虑，每一次自然灾害来临，都有人有意无意地把它与三峡工程联系，哪怕最权威的技术部门出来澄清也难以阻断其联想的惯性；政府和学界出于良好用心，在水电开发前加上“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的状语，结果是依赖非再生化石燃料排放温室气体清洁度远低于水电的火电超常规建设，速度超过水电，发电比重提高至80%；一方面是水电开发应该处理好移民补偿和生态修复问题，另一方面，中大型水电站的电价不仅得不到低碳清洁可再生属性的加价，还作为拉低电价的杠杆使用，经受着非市场化价格歧视，限制了其在成本中消化补偿和修复所需资金的能力……。影响中国水电产业生态的正负因素很多，但就负面的讲，相当一部分官员学者媒体公众深信“西方拆坝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我愿意把一篇六年前的文字再拿出来刊行的原因。原本想补充些最新的数据，但后来觉得必要性不大，因为那些细微的数据更新对基本结论几无影响。最终只做了极个别文字校正。

　　今年夏天，我又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上空飞过，再一次俯瞰那承载着百年争议的赫奇赫奇峡谷水库和奥沙赫里舍大坝，心中不禁感慨，为我六年前写了这篇考察文字而宽慰。同时，也感记当初为我提供写作线索的美国垦务局官员，文字中提到的凯斯局长退休后在一次驾机飞行中失事身亡，他和他的继任都曾访问过三峡大坝和库区，对三峡工程的建设成就赞誉有加。有感于媒体愿意再次刊载，是为序。

反坝运动  由来已久

　　包括我在内，很多人以前有一个不正确的概念，以为西方的反坝运动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实际上，在美国，反坝运动的历史基本上是伴随现代水坝工程的建设实践而同步书写的。

　　美国自独立战争胜利赢得建国伊始，就揭开了被称为向西运动（Westward Movement）的历史，从阿巴拉契亚山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旧西部，到落基山以东的中西部，再到落基山以西至太平洋岸边的远西部，不停顿地涌浪般地西进。在早期的西部开发中，新移民在农耕生产和矿业开采中利用了丰富的水力资源，自发地修筑了形形色色的各类堰坝（mill dam、fire dam、mining dam、pond dam、fields dam、navigating dam），为磨玉米、消防、采矿洗选、灌溉、饮水、船运等等目的。至十九世纪下半叶，当移民拓荒淘金潮席卷到落基山东麓的大平原和远西部的南部地区时，问题出现了。这些干旱的地区年降雨量加融雪量平均尚不及20英寸，仅靠老天爷的恩赐无法进行农耕灌溉。移民人口不断增长的城市也需要大量生活用水。同时，在已开发的旧西部和中西部地区，另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沿着溪流江河靠灌溉、取水、交通的便利而逐渐兴盛起来的村镇和城市，人口和财富迅速积聚，却年年受到洪水的威胁。

　　著名探险家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在《美国干旱地区的土地报告》一书中提出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和建立家庭式农庄的主张，得到美国国会和社会各界的赞同。但是，修建大型水利工程需要调集巨大的资源，仅靠社区、地方或私营公司的人力和财力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联邦政府开始在西部水利工程规划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深深地介入到西部开发，特别是水资源开发和管理事务中，极大地加速了美国西部经济的发展。至1902年，总管西部垦务的联邦政府机构——美国垦务局成立，连同先前1802成立的陆军工程师团和其后1933年成立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被称为美国水利水电开发“三剑客”。从此，美国西部开发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后人为纪念鲍威尔先生，把美国第三大坝格伦坝所拦成的水库命名为鲍威尔湖。

　　垦务局成立伊始即利用其技术和财力优势推进“把荒漠变成花园（Make the desert bloom）”的西部梦想计划，修筑蓄水坝和引流坝来储水和引水，修凿运河和导管来输水，著名的工程包括罗斯福坝、洛杉矶输水渠等。而正是在此期间，在美国，建坝者和有组织的反坝运动开始了首次激烈的正面交锋。这就是围绕赫奇赫奇峡谷（Hetch Hetchy Valley）水库计划的争议。

　　旧金山市计划修建大型远程供水工程，水库选在赫奇赫奇峡谷，而此峡谷恰恰位于风光旖旎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被誉为“环境保护先知”、世界最早也是当今最大之一的民间自然保护组织“山地俱乐部（Sierra Club）”的缔造者、自然保留主义者约翰·缪尔（John Muir）发起了长达7年之久的抗议活动，获得举国上下的关注和相当广泛的应同，使“山地俱乐部”声名鹊起。坚决支持兴建此工程的是另一位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进步主义领袖、资源保护主义者、美国首任林务局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在最终权衡环境和经济利益得失后，美国国会专委会于1913年以43票赞成25票反对通过了赫奇赫奇峡谷水库提案并得到总统批准兴建（工程主体之一奥沙赫里舍大坝于1923年建成，坝高312英尺）。

　　此后至二战前的二、三十年，是美国建坝的第一个高潮。政治家、金融家、实业家和水利水电专家同心协力，以巨型大坝为特征的多功能水利枢纽建设如火如荼，胡佛坝、大古力坝、邦尼维尔坝、沙斯塔坝都在这一时期建成。这些项目的建设主旨是落实西部水资源计划（如Colorado River Compact、Columbia Basin Project）和西部电气化计划（Electrification of the West），增强西部乃至全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美国反坝人士麦考利在其著作《沉默的河流》中也承认：“西部水坝的电力帮助美国打赢了二战，大古力坝和邦尼维尔坝的发电在战时几乎全部用于高耗能的飞机铝和核弹原料钚的生产。”

　　战后是美国建坝的第二个高潮，尽管建坝工程依然遭受非议，遇到的阻力愈来愈大，但在这一时期美国建成的水坝数量还是最多，其中包括一些著名工程，如格伦坝、奥罗威尔坝（全美最高，770英尺，土石坝）、大古力电站扩建等。有影响的反坝案例也不少。比如在犹它州和科罗拉多州界河上修建回声谷（Echo Park Canyon）水库的计划，因其要侵入国家公园的地界，众多媒体也站在反坝组织一边。美国国会举行了公开听证，结果以回声谷建库计划取消、自然保护区守护者取得胜利而告终。不过，作为替代，反坝组织同意兴建规模跟胡佛坝相差无几的格伦坝（反坝者后来反悔，对此事耿耿于怀，终于在九十年代倾其全力发起拆除格伦坝的攻势。这是后话）。此后，又有在大理石谷(Marble Canyon）处修建大型水库的技术方案和项目建议。该水库库尾将伸进世界闻名的大峡谷下段，影响自然景观。反坝联盟掀起了空前的抗议浪潮，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连续刊登整版抗议广告，公众信函雪片似的飞入国会山。后来内务部撤消了该项目计划。

　　回顾过去，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反坝运动由来以久，反对呼声从未销声匿迹。一些著名的大坝经过权衡利害得失后建起来了，也有一些建坝计划由于反对意见强烈而取消。上面所举的反方多是从自然保护区考虑的案例，略去了技术、经济、环保、市场竞争等其它方面的许多争议。实际上，建坝反坝之争，不仅包含着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利益的平衡和调整，也交织着各学科间的技术论争和产业间的商业竞争。在环境保护主义阵营内，建坝反坝争议也非常激烈。赫奇赫奇峡谷建坝争论中，双方的代表缪尔和平肖皆是环境保护运动的领军人物。他们有关荒野保留和资源利用的主张，各自形成了自然保留主义和资源保护主义的思想流派，对环保主义思想的演进和政策的制定具有深远的影响。在美国，远不止一个水利水电工程被提交到国会审批或听证或质询，在长达百年的是非利弊论辩中，美国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当我们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去评判或否定前人的所作所为时，意见尖刻，却往往忽略前人决策里面所包含的智慧和理性因素。今天，反坝人士宣讲，兴建水坝是人类干的蠢事，西方人已经觉悟到了，而东方人还在接着干。从我的考察中我得不出这种结论。虽然我无法判定，如果历史可以重来，美国人是否会做出完全一样的选择，或者会做何种的改进。但是，从那些在坝面上飘扬、厂房内高悬的星条旗上看，从他们以其尊敬或崇拜的英雄如总统、探险家等的名字来为那些大坝、水库命名来看，从有的大坝及水库一年居然能吸引上百万计的观光客看，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火炬传递特意安排经胡佛坝顶通过时在坝面上挂出一面160米高70米宽一吨半重的巨幅美国国旗来看，我以为，美国人没有觉得自己的选择是一个错误或耻辱，并没有为此后悔。

　　在美国的建坝功劳簿上，浓墨重彩的当有两位罗斯福总统。一是水利水电人熟悉的那位在胡佛坝上讲“来了看了服了（I came，I saw，and I was conquered）”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他推行的“新政”加速了水利水电大坝工程的建设。而另一位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此君乃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在建坝反坝争议中他表现出非凡的平衡决策能力。他与缪尔、平肖均为好朋友，在赫奇赫奇峡谷一案中坚定地支持平肖，赞成建坝，亲自做国会议员的工作。他主持创立林务局和垦务局，赞同“明智使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召开美国第一次自然资源保护大会，为保护和恢复美国自然资源做出了杰出贡献，被后人尊为环保总统。有人说，科学决策其实也包含艺术的成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最早把自然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放在统一而不是对立的角度去把握的政治家，也是一位高超的决策艺术家。美国南达科他州总统雕像山把他和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并列是不为过的。

拆坝主张  未成主流

　　在反坝运动中，有些人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拆坝主张。国内也不时有人引述“美国拆坝”来反对水电开发。那么，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先从美国水坝的基本状况开始分析。

　　其实，如果将前面提到的大小各种水坝都算上的话，谁也不能清楚讲出美国到底拥有多少水坝。前美国内务部长巴比特就曾形容过：美国独立以来，平均每天都要建一座水坝。美国陆军工程师团水坝资料收录的标准有三：1. 坝高6英尺且蓄水量达50英亩英尺水（大约等于6万立方米）；2. 蓄水量大于15英亩英尺水且坝高25英尺以上；3. 溃坝会危及人的生命或造成严重财产损失者。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条就要收录。按其收录的水坝数据库（National Inventory of Dams）统计，美国水坝数为82704座，其中高于15米的6975座，高于30米的1749座。国际大坝委员会的大坝（Large Dam）标准是15米坝高（或低于15米但高于5米且库容大于300万立方米），全球约有45000多座大坝，其中中国约20000多座。还有主坝（Major Dam）的定义，指那些坝高超过150米的巨型大坝，全世界共有三百多座，美国占居首位，拥有约50座。国内近年编写的《世界河流与大坝》，选录的标准是100米坝高或30亿立方米库容或30万千瓦装机。若依照水坝的用途来区分，大坝用于灌溉和供水以及休闲的居多，单纯用于航运比较少；而主坝大都是多用途水利枢纽，几乎都用于发电和防洪，兼有旅游休闲功能；水电坝数量在水坝中占比最小（约3%），但一般都为大坝或主坝。目前，美国联邦能监会（FERC，The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向私营公司发放有大约2300个水电站许可，加上垦务局、TVA等联邦机构经营的约240个中大型水电站，美国共有约2500多座可用于发电的水坝。若按水坝的已使用年限来区分，约25%的坝已使用50年以上，还有约60%使用年限在30年以上50年以下。

　　再来想想，所谓“拆坝”究竟说明什么？看到上述数据和分类，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些在不同年代、不同技术经济条件下修建的不同用途的水坝，在不同的管理维护方式下运行，使用年限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每年一定会有相当数量因各式各样的原因而不再使用或者干脆废弃。其实，美国很早就有拆坝的记载，据说可查到的文件记录是1912年密执根州马克特坝的拆除（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建成）。国内媒体近来屡屡提及美国已经拆除了五百多座水坝。依照上面的数据推断，这个数字丝毫不应该让人感到惊讶，如果水坝基数按上十万座计，寿命按100～200年计，已经遗弃可以拆除的废坝又何止此数？

　　更重要的是，人们还应该注意到，水坝，大坝，主坝，区别之大，不可笼统而用之。“反坝”主张和“拆坝”事实中的“坝”本质根本不同。当然，反坝拆坝倡导者发起运动的目标是反对建造或主张拆除大坝和主坝。然而，拆坝网站上具体而详细的数据和图片却提示人们，无论是已经拆除的五百多座（约400座查明坝高者均值约6米，大部分坝长不详，约100座查明坝长者均值约65米；另一个统计说高于40英尺的共有约40余座），抑或是正拟拆除的几十上百座水坝，其中绝大多数（90%以上）都称不上是大坝，更别说是主坝。事实是：有影响的大坝没有一座被人为拆除。这五百多座拆除的水坝大都是修筑在支流、溪流上的年代已久丧失功能的废坝、弃坝，因为经济或安全原因而被拆除。水坝已经废弃，若拆除后又能恢复部分河段鱼类生态，有的保护鱼类的环保组织或经营企业还愿意出资分担拆坝费用，何乐而不为呢？这样的事例，算成是拆坝运动的战利品其实非常勉强，更何况，所拆水坝的绝大多数不是水电坝，以其毁弃作为引证来反对水电，就更是逻辑不通。

　　我认为，这是着手分析认识美国拆坝现状的最紧要之处。因为，国内时不时有人振振有辞地诘问：“发达国家都在拆坝了，你们怎么还在不断建坝呢？这不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吗？”人们应该清醒地知道，发问者是在偷换概念，拆坝之“坝”和建坝之“坝”完全是两码子事。此问好比说“独轮车、板车、牛车那么多车都淘汰了，你们怎么还在造汽车、火车这车那车的呀”一样逻辑不通。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是发问者自己没弄清楚此坝非彼坝，而急于表达对国是之关心，并无恶意；但有个别人明知彼坝非此坝，却用心不良，故意偷梁换柱模糊概念，误导媒体和公众，其手法是恶劣的。

　　尽管讲所拆水坝绝大多数不是水电坝，但听者还是想知道拆掉的水电坝的情况。经仔细搜寻网上资料并加各方求证，目前资料比较清楚的已拆除水电站的例子有爱德华兹（Edwards）坝和斯梅特黑尔（Smelt Hill）坝。另外还有桑比恩坝、格朗吉威尔坝，由于年代太久，资料已不详。另一座刘易斯顿（Lewiston）坝因为建大的新水电站而遭部分拆除。爱德华兹电站位于缅因州，水坝原建于1837年，1913年修建电站，坝高25英尺，长917英尺，装机3500千瓦，业主为一棉纺厂，1989棉纺厂失火烧毁，1993年联邦能监会未核发其新的水电许可证，业主将水坝及电站转交政府，于1999年7月拆除。斯梅特黑尔电站也位于缅因州，坝高15英尺，长151英尺，木石结构，电站装机1100千瓦，1996年洪水将电厂设备冲毁，1997年联邦能监会决定不再核发其水电许可证，于2002年9月拆除。

　　还有几座计划在未来几年拆除的水电坝。最具影响者当数华盛顿州的艾尔瓦（Elwha）坝和格莱因斯卡因（Glines Canyon）坝，两坝均位于艾尔瓦河上。艾尔瓦电站1912年建成，装机14800千瓦，坝高108英尺。格莱因斯卡因电站1927年建成，坝址坐落在世界遗产保护地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内，装机为13300千瓦，坝高210英尺水坝。两电站原为一造纸厂供电用，后被其它电源替代而废弃，现已计划2008～2009年拆除艾尔瓦坝，格莱因斯卡因拆坝何时实施尚未确定。计划五年内拆除的电站还有俄勒冈州的康帝特电站（建于1913年，装机14000千瓦，坝高125英尺，1993年水电许可证续期要求建设鱼道，因成本太高，业主选择拆除）和布尔阮电站（装机22000千瓦，两相关水坝高47、16英尺）、缅因州的威兹电站（建于二十世纪初，装机8400千瓦，坝高19英尺）和格瑞德沃克斯电站（建于十九世纪末，装机7900千瓦，坝高19英尺）以及佛特哈里法克斯电站（装机1500千瓦）、犹他州的佛克电站（装机1000千瓦）等。

　　汇总所有这些已拆、拟拆水电坝的总装机容量，大约占美国水电装机的1.5‰；以单座电站容量计，全部属于小水电（中国标准：25000千瓦以下装机为小水电站）。以我国小水电装机总容量计，类似规模的电站有几千座（包括小小型及微型水电在内，中国已有近五万座小水电站）。按照我国小水电的发展规划，15年内还要新增几千上万座类似规模的电站。这些个小水电坝的废弃拆除能否被引证来反对中国水电建设，看了具体数据，我相信人们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美国，随着大型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大坝规划和建设项目减少，建坝与反坝之争也日趋平缓。反坝者们的兴趣已转到把影响力扩展到全世界，以阻止国际范围的大坝建设项目。而拆坝与卫坝之争是一场旷日持久战，说拆坝运动已成为主流，美国的拆坝鼓吹者可能自己脸上都会挂不住。但他们仍鼓起勇气，顽强地发动一次次攻势。最能表明拆坝鼓吹者这种勇气的，是发起拆除格伦坝以及建在蛇河上的四座坝的运动。

　　格伦坝是一个多功能水利枢纽，坝高715英尺，电站装机约130万千瓦，年均发电约50亿千瓦时，鲍威尔湖库容约330亿立方米，湖区地处美丽的科罗拉多河谷，每年吸引休闲观光客约300万，收入5亿美元。“山地俱乐部”和格伦峡谷研究会提议永久开启闸门抽干鲍威尔湖，理由是重现壮丽峡谷景观、恢复河流自然生态、保护下游鱼类。1997年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后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而格伦坝的管理者美国垦务局随后也主动开展了若干科学研究项目，期望通过优化运行方式，来降低对生态方面的不利影响。蛇河是哥伦比亚河的主要支流，拆坝者主张拆除其下段靠近河流汇入口的四座大坝的全部或部分设施，恢复河流自然流态，增加洄游到蛇河上段产卵的鲑鱼和濒危的虹鳟数量，扩大休闲旅游和渔业收入。这四座坝系陆军工程师团于六、七十年代所建，主要用于发电和航运。国会就此举行过多次听证，克林顿和巴比特也接受过质询，由于拆坝卫坝双方各有各的理由，国会未同意拆坝，只责令陆军工程师团提出在大坝运行中减轻对鱼类危害的措施并有效实施。

　　拆坝运动目前并未在美国占据主流，这是明显的事实，更谈不上在世界范围内如何如何。一位百科全书撰稿人写到：“在可见的未来，大量大坝被拆除或扒开的几率甚小。”拆坝运动组织编写的《拆坝的成功故事》也写到：“有一点非常清楚，对所有的坝包括美国75000座水坝中的绝大多数来说，拆坝并不都是适合的。”不过，美国拆坝活动的发展动向关系到全球建坝和反坝的力量平衡与消长，特别是会通过传媒影响到公众乃至政府的看法。所以，需要冷静观察。此外，反坝和拆坝者所讲述的一些道理，可以帮助决策者和执行者更注意在流域规划、枢纽设计、大坝施工、水库调度及电站运行等方面有重点地考虑生态和环保因素，加强水利水电项目的环境评估和环境保护研究；拆坝的工程实践和生态后果，对我国退役坝（按水利部门官方统计，目前每年仅因溃决和废弃的自然毁坝就有约80座）管理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鉴。至于到何时，拆坝会发展为时尚，从论坛和沙龙真正走向水利水电坝工实践，开始拆一些有影响的大坝乃至主坝，我个人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多功能水利枢纽给人类提供的产品（防洪、灌溉、供水、电力等）之替代品的出现。当你看到美国西部水务和其经济民生的依存关系，当你了解到科罗拉多河是全美国径流调节和取水管制最为严格（most regulated）的河流，河水是按照全流域七个州80年前订立的分水协议和美国墨西哥两国间分水协议的框架来严格分配，而这一切又都仰仗于一系列复杂的水利设施来实现，这个时候，你怎么会相信构成这些水利设施体系核心的某个大坝说拆就拆了呢？有趣的是，美国垦务局近几年曾拆除过三座比上面列举的拆坝统计案例要大得多的旧水坝，但又在原坝址建起来新水坝。全美近五年来兴建的超过15米高的大坝（最高为加州的Seven Oaks Dam，193米）达五十多座，数量远比同期所拆高过15米的废弃大坝要多。这些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阴谋之说  有失偏颇

　　对水电业熟悉的人知道，中美建交之初，水电及水资源利用是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邓小平副总理与蒙代尔副总统签署的中美水力发电及有关水资源利用合作议定书奠定了合作的基本框架；垦务局秉承自四十年代即参与三峡工程初步规划和技术设计的合作传统，在八十年代继续参与了三峡工程前期的若干咨询工作；受美国影响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等在三峡工程的最后论证阶段，进行相关的可行性评价工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独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研究报告，对三峡工程的最终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在九十年代，这些合作逐步陷于停顿，美国进出口银行宣布不向参加三峡工程的出口项目提供贷款，民间也出现了反对参与三峡工程的抗议运动。后来，对三峡以外的其它大型水电项目也大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的态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间有一个转变：官方态度从援助支持到不援助不支持，而民间非政府反坝组织的反对声音则凸显出来。西方非政府组织反对中国及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的激烈言行，在中国除引起部分反坝者的共鸣外，也激起了部分民众的反感。民间曾流行一种观点，可称为“阴谋说”，即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自己的水利水电资源充分开发以后，就以种种理由竭力反对和干涉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这是企图遏制我们经济发展权的阴谋。我个人觉得，这种“阴谋说”过于政治化、简单化。其实，这种转变的背景因素是复杂的，大多属于非政治因素。

　　前面讲到，西方反坝运动由来已久，但在早期主要是以自然保护区为理由。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政府和民众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公害是对人类生存的最严重威胁。1962年蕾切尔.卡逊女士发表《寂静的春天》一书，其思想通过现代媒体广为流传。它所播下的种子深深植根于广大的民众中，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本书尤其对知识分子有着很深的影响，也是当今美国政界、知识界、科学界许多领袖人物儿时的绿色启蒙读物。人们反思工业化的各种产物对自然环境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联邦和各州围绕环境保护制订颁布了一系列绿色立法，从土地、野生动植物、鱼类、濒危物种、洁净水，到文物、大坝安全等，设立了更严格的环保标准。自此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工业化城市化的环境污染治理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自然环境的完全恢复尚需更多时日，特别是温室效应等问题还很严峻，有待寻求良策予以解决。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坝是与非的议题很自然又要搬出来讨论。反坝者集合起更多的同盟军，对大坝水库的生态负面效应进行抨击。各级政府对涉及大型水坝和水库的工程审查愈加审慎。同时，建坝者和管坝者也在按照环保法规的要求，研究大坝和水库在规划、设计、建造、运行中的对自然河流生态环境的种种负面影响，以及应该如何克服或者降低这些影响。如垦务局的科研中心曾就生态指标检测系统、科学设置鱼道、修正放水规程、调节泄流水温、保护濒危珍稀鱼类、监控有害水生物种、养护恢复湿地等生态题目进行研究，并在其管理的大坝水库中运用了一些成果。

　　还有一个背景是来自财政的压力。多年以来，垦务局及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经营的水利水电资产均是列入联邦预算按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起初，垦务局曾执行对水利水电用户收费10年还清项目投资的规定，试图维持收支平衡，但后来受益者集团到国会游说获得支持，回收期宽限到20年，后又延长至40年甚至有的项目超过100年，项目根本无法收支平衡）。远较市场价格低的水价电价已成了受益区农场、企业和百姓的联邦福利。联邦的水利水电投资在西部经济腾飞和电气化进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各州政府也非常欢迎垦务局等联邦机构的投资，水利水电工程成了引资项目，从而很容易在各州议会和政府获得通过。七十年代，美国遭遇能源危机，加上越南战争庞大军费开支耗尽国库，造成联邦政府预算赤字高企，再也无法支撑公用事业项目的庞大开支。卡特总统开始削减公共水资源项目经费，里根总统采纳了不支持再上新的大型水坝水库和引水工程的类似方针。

至1992年，克林顿内阁甚至选派长期极力反对修建水坝的比尔德先生出任垦务局长。他上台伊始即历数水利工程的种种罪状，今日反坝者时时引用的 “美国建坝时代已经终结（The dam building era in the US is now over）”即出于此君之口。他还利用国际研讨会以美国人一贯的傲慢布道：“在世界范围内，兴建大坝的时代正在走向尽头”。另一位更高级别官员克林顿政府的内务部长巴比特还刻意出席马蒂利加（Matilija）坝的拆坝仪式，到处说“大坝不像古埃及的金字塔”、“大坝不是永远的选择”。建坝“三剑客”之一的一号人物及其上级主管都持如此态度，反坝非政府组织的激进观点水涨船高，一点不奇怪。同时，这也表明，近年来一些西方人对发展中国家水电开发指手画脚横加指责，并非是对人不对己，或对己宽而对人严，更谈不上什么阴谋，只不过是部分西方人乐于充当教师爷或布道者，总想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影响改造他人的表现之一罢了。我推测，中美两国九十年代在水利水电领域合作关系的停滞不前，上面这些持反坝观点高官的主政态度可能也是人脉方面的重要原因。随着布什政府重新转向比较保守的环保主义政策，美国官方支持水电的表述重新变得清晰起来，白宫2001年发布的《国家能源政策》第一章“美国面临的能源挑战”中明确指出“水电具有重大的环境效益，其发电成本低且不产生温室气体，它仍将是未来美国能源的重要来源之一（Hydropower has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benefits. It is a form of low-cost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hat produces no emissions, and it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U.S. energy for the future）”。垦务局现任局长凯斯先生评述水坝建设运行时态度就相当客观，就事论事，对拆坝的不实宣传直接予以批驳，与到处鼓吹拆坝的前任明显不同。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水利水电建设的支持力度近年也有所加强。

国内舆论  令人担忧

　　在中国，围绕兴建水利水电工程同样也存在争议，个别大坝项目在设计、论证、建设和管理中的失策也警示我们：要正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负面作用，并在项目论证决策和建设运营的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抑制或降低其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兴建了世界上为数最多的水坝，我们还在规划、建造更多的大型水电枢纽。如何记取我们自身过去失败案例中的惨痛教训，同时学习借鉴国际现代坝工百年历史以及国内大坝建设成功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丰富经验，是摆在中国水利水电项目决策者和建设者面前的现实课题。近年来，新闻媒体关注中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积极报道水利水电建设成就，客观反映人类在江河水能资源开发中有争议的问题并引导有关方面采取切实的工程和管理措施去解决存在的问题，这对发挥新闻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是很有意义的事。但是，有些媒体关于水电建设的报道和评述经常带有片面性，使人担忧。

　　我认为，媒体关于水电建设的报道在两个方面有待加强和改进：一是要宣传和倡导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梯级开发、流域管理等国内外实践所证明的成功经验，贯彻科学发展观；二是在引述国外反坝和拆坝观点时，要客观全面，避免把充满争议性的学术见解当作定论或把主观思想当作实践来介绍，更不能歪曲事实。此文既然以讨论反坝拆坝运动为题，只列举后一方面的典型例子来说明。

　　《中国国家地理》是办得很出色的一本期刊，其2003年6月专号“典藏三峡”曾被许多热爱三峡关心三峡工程的读者珍藏。我对其2003年10月号的“特别策划——水坝惹是非”里的文章却颇感失望。在“反水坝运动在世界”一文中，作者和编辑据以行文的拆坝资料，跟我前面介绍情况的资料来源是完全一致的。同样的资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感悟出不同观点，本来也无可非议。但让我感到愤慨的是其故意（也许是我的恶意揣测）删去一些关键数据和基本事实。比如文内附了一张美国近年来部分拆坝的清单，说明不可谓不详，但却删去了最关键的坝高、坝长数据。为何这样做？难道我们学地理时可以不记山高水长吗？再比如文章配图，明明拆得都是些废弃小水坝，拆坝网站上都附有图片，一看就明白，可策划偏配上胡佛、格伦、达尔斯等有名大坝的雄伟图片。又是为何？难道我们村后的小山坡不起眼就非得换成珠穆朗玛峰吗？在数据和图片上的一删一加，把文章的混乱逻辑（用拆彼坝来反对建此坝）确实掩饰过去了，但这还能说得上是在传播文化、普及科学吗？

　　再看“策划”中在反思三门峡水库失误、介绍怒江建坝大讨论等文章里引用的“水电不是清洁能源”、“大坝发电是落后生产力”等文字，在国外也还是非常偏激的、有很大争议的论点，根本就与国际社会主流观点相左，却跃然纸上。尽管不是编辑自己的原话，但以通篇文章里若隐若现的编辑的倾向性，当然会深深地影响读者，先入为主地形成误导。事实上，其后国内平面和网络媒体都频频引用国外拆坝和水电落后作为反水坝例证，在论坛发帖的反坝者也屡屡教训卫坝者：“没看《中国国家地理》吗？”让人啼笑皆非。

　　“策划”存在如此严重的谬误，居然好评如潮，还有人称读罢此篇而成了铁杆反坝派。《中国国家地理》系我个人所爱，其读者群的知识层次和社会影响力应该比较高，何至如此？不知今天我们的科普教育怎么了？每念及此，更感忧虑。

　　大坝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的确也存在诸多负面影响。本文不打算去重复介绍建造大坝的优缺点，前面已有例证，那是已经延续了上百年的争论。可以肯定，水坝是与非的问题，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进程中，随着我们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变化，还将会继续争论下去。在此只想说一句，建大坝兴水利对生态与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到底是正面效益大还是负面作用大，项目情况各异，不能一概而论，要就个案由各方面的专家一一进行科学实证分析，才能得出结论。水利水电项目规划、论证的复杂性也恰恰在这里。如果真像有人所断言的，水电是落后生产力，水电不是可再生清洁能源，论证决策倒也简单，不干就是了。

　　前面我们已经了解，美国经历了反坝运动与建坝工程共生的历史，美国在时弱时强的反坝呼声中建设了几万座水坝，水电开发率达到70%，成为世界上拥有主坝数量最多的国家；而拆坝运动作为现实中的一种主张也已存在相当时日。国内有的媒体记者在报道这些现象时完全成了反坝者的代言人，把反坝运动影响夸大，把拆坝利益群体的相对激进的主张以及规模非常有限的案例描画为被广泛认同并付诸实施的工程实践。更为错误的是，把反坝和环保等同起来，把修坝建库防洪发电放在环境保护的对立面。在国人日益崇尚自然、关注环保的今天，这种报道手法的确很煽情。一般社会公众对水利水电的实际情况了解很有限，某些读者群多少还有一点崇洋心理。西学东渐，面对“别人都拆坝了，我们为何还要建坝”的问题，很难不受影响而动摇对开发水利水电的支持。

　　如同环保主义理念与政策主张逐渐演变出软绿和硬绿不同流派一样，在美国反坝和拆坝运动中，也有温和与极端之分。当年在赫奇赫奇峡谷建坝之争中，旧金山举行大规模民意测验，86%的人支持建坝；而在“山地俱乐部”内部，意见也非完全统一，约21%成员认为不应对赫奇赫奇项目持抵制立场。目前，反坝NGO网站上常见两条旗舰口号，一温和，一激进。前条为：“通过有选择地拆除那些已没有意义的水坝来恢复河流”，温和表现在其于欲拆之坝前加了“已没有意义（don't make sense）”的定语。后条是：“让江河自由地奔腾”，激进到防洪都不要了，干脆让人类回到洪荒时代。极端的宣传则极力诋毁水坝特别是水电，代表作当属坐落在美国加州伯克利的国际河流中心的麦考利先生写的《沉默的河流》。在书中，水坝水电被描绘成万恶之渊薮，是人类所干的最愚蠢的事情，人权、污染、腐败、贫困、瘟疫、浪费……，所有的社会丑恶和经济危机都和水坝连在了一起。此书副标题是《大坝的生态和政治学》。全书以漫谈的散文体方式，引述了许多资料来诉说水坝给人类及自然带来的各种弊端和不幸。在2003年的再版加页中，也忘不了把三峡工程评点一番。了解三峡工程的人可以把书中所讲的情况和实际对照，从而感觉这本“权威著作”中的水分有几何。此书并不包含坝工学或是经济学的理论，却在翻译成中文时，安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大坝经济学》，不知个中缘由。

　　考察世界反坝运动的队列变化，有些地方令人回味。美国一度最为强大的反坝力量是核电利益集团，二战后到六十年代，核电产业加入反坝同盟军，“山地俱乐部”当时的口号就是“atoms-not-dams”。当反坝矛头转向发展中国家时，人权组织又加入进来，今日全球反坝统帅国际河网的网站题头就是“人权连系环保”。当前，欧美国家的反坝拆坝运动宣传中又开始出现风电、太阳能等新兴能源的支持者，这同反坝者要为其所反的水电找替代品的需求有关。反坝组织大肆抨击水电，讲水电肮脏（dirty）、不可靠（unreliable）、昂贵（expensive）、不能再生（因为水库和大坝寿命有限）。国内舆论界关于水电建设的争论中已经可以听到上述观点在国内的阵阵回声。

　　水电是否经济、可靠，业界有许多标准和共识，在此略过不表。而水电是否属于可再生清洁能源，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却是关联到水电建设决策最基本的立足点，需要学术界和舆论界特别慎重地客观评述。在这里，我谨列举世纪之交前后十几年来各种官方的正式表述，来考察国际社会特别是负责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组织和会议给水电确定的地位，介绍给大家，作为本文的结尾。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有关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会议，也称为地球峰会（Earth Summit 1992 Rio de Janeiro）。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成为指导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其中关于鼓励发展的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定义为：太阳热能、太阳光电能、风能、水力、沼气、地热、海洋能、畜力和人力。

　　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基本国情出发，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依据、战略目标和实施方案。在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一节中列示的措施有：大力发展天然气、水电、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清洁能源……；实施“西气东送”、“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改善能源布局。

　　2002年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2 Johannesburg）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大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实施计划(Plan of Implementation)，其第三节第e条策略是：依靠开发先进、清洁、高效、低廉的能源技术以及包括水电在内的可再生能源来分散能源供给。

　　2003年世界第三次水资源论坛(3rd World Water Forum 2003 Kyoto)在日本京都举办。其间部长级会议发表的宣言第15条指出：认识到水电作为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地位，应在考虑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平等的条件下开发其潜能。

　　2004年波恩可再生能源国际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or Renewable Energy 2004 Bonn）发表的政治宣言中特别定义，可再生能源资源和技术包括：太阳能、风能、水电、生物能以及地热能。

　　2004年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会议发表了北京宣言。摘录如下：我们，来自各个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代表，国营和私营部门的代表，联合国各机构、多边金融机构、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科技学术团体以及国际工业协会的代表，于2004年10月27日至29日相聚中国北京，参加了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会议；谨此，我们重申实现新千年发展目标、21世纪议程和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中的任务和目标的共同决心；水电是一种重要的能源，占世界电力供应总量的20%左右；发达国家的经验已表明了水电对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大部分技术及经济可行的水电资源都得到了开发，同样，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水电区域开发和工业化发展，对减轻贫困、实现经济增长也做出了贡献；我们注意到，2/3的经济可行的水电资源仍待开发，其中90%在发展中国家；在非洲，水电开发率还不足5%；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经济转型的国家，巨大的潜在的水能资源能被开发利用，以造福人类。

　　上述就是国际社会的主流声音。我们的媒体难道没有责任去传播这些声音？水电被视为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而予以鼓励开发，正是源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一系列官方国际会议、签约文件和国际组织所认同的。基于此，联合国、世界银行、美国能源部等国际机构或政府机构在其出版物、宣传品、互联网网站上均非常明确地将水电列为鼓励开发的可再生能源。 洋洋万言，意犹未尽。非常希望水电业界能和环保专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媒体一起就如何在中国进行水电开发进行深入讨论。只有以科学的态度、理性的方式评议水电建设的有关问题，正视水电给人类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带来种种负面影响，研究如何更合理恰当地开发水电，尽量把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关于水电的讨论才真正有意义。我们讨论的命题是如何更好地建坝，而“让江河自由地奔腾”本质是任何大坝都不让建，还讨论什么呢？如果以上关于美国反坝和拆坝情况的介绍，能使我们对中国水电建设有关问题讨论的背景有所认识，特别是能够澄清一些被歪曲的事实，解除部分读者的疑惑，本文写作发表的目的就达到了。

   （成稿于2003年底，2005年初在媒体上正式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