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政改——中国没有榜样

政治体制改革可以说是人类出现社会、建立制度之后永恒的话题。一个制度为适应时代需求应运而生之后，随后将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从而进行不断的调整和变革。纵观人类历史，中外皆然。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有言：“正如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再不能穿儿时的衣服一样，那么我们国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也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符合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但各个朝代都吸取前代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不同程度的体制改革。以权力的传承为例。清朝就以“传贤”取代了历代的“传长子”——这也是为什么清朝是英主辈出的时代。西方现代民主制度自英国诞生之后，其政改主要体现在投票权的逐步扩大，直至实现全民普选。政改，对于今天的世界和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新中国1949年成立以来，在时代需求和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不断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在权力传接、监督和制约方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这种特色，与目前深陷经济危机的西方和激发革命动荡的阿拉伯世界对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阿拉伯社会既不换人也不换党。从目前看，中国的模式表现最佳。原因在于，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转，不仅要做到灵活性，还要做到延续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灵活性，但缺乏延续性，往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现大幅度的改变。而阿拉伯世界有连续性，但缺乏灵活性，最后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说中国的政改是未雨绸缪，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则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中国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长期、内生性演变的结果。中国几千年就是一个政治核心，人才全国性选拔。最高权力传承的典范则是“禅让制”。到当代，人才全国性选拔的适用范围已扩展到最高领导层。最高权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传统的“禅让”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禅让”终身制的局限。即：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年龄限制、定期的更替。这其中“一党领导、全国选拔、长期的培养”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年龄限制”则是中国独创，“定期的更替”则是对西方的借鉴。这种模式基本综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缺点。一党领导，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全国选拔和长期的培养可以在产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定期更替则可以带来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强人的出现。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尚处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特殊时期，而且恰又处于矛盾高发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再加上人类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国家同时进行双重转轨、转型的先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也是为什么政改依然是全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

应该说中国社会对是否进行政改是有共识的，但分歧在于政改的方向。一派主张继续坚持和完善经过三十多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一派主张以西方为榜样。

从历史和现实环境来看，以西方为师的主张正日益受到质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华民国的历史教训，另一方面更有整个西方持续陷入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有关。但综合来说，西方的制度之所以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政改方向，有如下原因。

第一，中国的政改必须符合中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叆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无独有偶，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这方面中国有过相当惨重的教训。这也是中华民国这种完全移槙于西方的制度模式在中国失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