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应向中国学什么 (ZT)

在外界看来，中国似乎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大国。大多数中国城市可以说是单调的统一，不像欧洲的城市，尽管处于全球趋于同化的洪流之中，却能够保留一定的特性及文化个性。

但实质上，中国比表象看起来更像欧洲。从经济方面来看，中国更是由一些半自主城市（一些城市甚至拥有与一个欧洲国家同样多的居民人数）组成的政治淡化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全能的、在全国统一发布号令的集权政府。

这些大城市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大城市的统一表象掩盖了各城市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犹同于欧洲各国之间的激烈竞赛。

中国的城市经济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繁荣，当时中国的沿海城市首先开始市场化改革。深圳作为第一个特区，1979年时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渔村，而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千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很快，广州、天津等其他城市也都向市场化改革方向发展。

如今，中国各大城市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竞争，它们纷纷利用减税和其他激励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在大城市展示其教育能力及文化吸引力的同时，一些小型城市在特色产品也狠下一番功夫。这样的竞争促成了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城市“经济奇迹”。

但是这个“奇迹”也带来了不尽人意的副作用：在城区与乡村之间的贫富差距。中国13亿人口中有54%是农民，这个庞大的数字相当于欧洲的总人口。中国农村中还有一些人处于赤贫状态，其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间的迁移，当然还有其他对城市优惠的政策未惠及到农村的发展。

要消除收入差距，更多的城市竞争势在必行。在过去十年，中国政府让各大城市灵活试验各种措施以解决城乡贫富差距问题。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由重庆市党委书记薄熙来牵头的“重庆模式”的试验。重庆是一个拥有3300万人口的大城市，其土地面积等同于奥地利，常常被称作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但实际上，其2300万居民是农民。现今，800多万农民已移居到城区各地工作，而在未来十年大约每年会有100万人迁居到城区。重庆还实施了住房补贴项目，这一项目将使惠及其30-40%的居民。

重庆还通过放松户籍制度，提高农民福利。如今，重庆市的农民们如果选择放弃农村户口和土地使用权，他们可以选择注册成为“市民”，而且三年后他们将享受与城区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养老权利。

在重庆模式大放异彩的同时，也有其他模式同样引人关注。四川省最大的城市成都，它拥有1400万人口，一半人口是农村人，较之重庆压力稍轻。过去十年里成都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还能将减少城区居民的收入差距，这项成就在中国城市中独一无二。

成都并没有鼓励大规模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它更为注重发展城郊。政府将其30%的资源转移到农村并鼓励发展开发区，在这儿农村居民能够赚取高额收入并且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教育、文化和医疗福利。

我最近去一个开发区，这儿有一些出口辣椒酱的小公司。大多农民将他们的土地出租后在开发区工作，当然也允许农民们继续保留他们的土地。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区三分之一的农田转换为大型农业化经营，效率大大提高。

成都90%多的农村居民都有医疗保险，当地政府还提出了一个更广泛的养老方案。在成都，农村的学校也得以升级改造，设施甚至优于市区学校，而且农村学校的老师们也都送往城市培训。

通过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好的福利提高了农村居民的购买能力，也拉动了中国的内需。2012年，成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消除城乡居民在法律上差别的城市，能使农村居民自由迁居城市。

全面长期的行动促成了成都的成功，这种行动包括从下而上的协商和参与及清晰的财产权方案。与之相比，重庆则是依赖于国家权力和上百万人的迁徙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如果成都的“温和”模式在减少收入差距方面被认可为更有效，那么它就为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榜样，如同深圳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树立了一个楷模。

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根本不同：相比于重庆险峻的地势和炽热的炎夏，成都的土地更肥沃，天气更为适宜。成都的生活节奏较为缓慢，甚至辣椒的辣味也更温和些。一个地方取得成功的元素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地方。

最终还是得由中央政府去决定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它鼓励了地方的多样性和内部的竞争。

欧洲领导人应该引起注意。中央政府拥有的权利不应只是像欧洲对待希腊那样谴责“失败者”，还应该奖励为其他组织树立好榜样的“胜利者”。

（作者贝淡宁，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合著有《城市的精神》一书；朱晓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