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谁应对法国负债累累负责？

郑若麟先生是我在法国最好的文友之一。但这并不意味，我不可以和他商榷问题。现在我想就郑先生发表于《欧洲时报》本月3日的《“福利社会”是法国巨额债务的真正原因吗？》一文提出商榷。

郑先生的文章的中心意思大体是：法国官方认为“福利社会”是法国陷入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的说法不确。以往积欠下的国债利息、位居世界第三的军费开支、公共行政开支、还有（比如医疗）资本的贪婪，都比国民的健保、退休、失业开支对公共债务的形成负有更大责任。

我的答案与郑先生是略有不同的。我认为应对这个巨额债务直接负责的当然是历届的政府。但历届政府则受制于历届的议会，历届的议会则受制于历届选举这些议会的选民。说到底，在民主制度下，选民的意志和选民由之表达意志的制度，是造成现在这个难以摆脱的债务危机的最终责任者。

郑先生说的那些就算都是事实，也都只是一些可以直接看到的症状。而病根则要通过深入的分析才能找出。我们必须把病根挖出来，才有可能治愈病患，消除那些症状。或者，这些病已经进入膏肓，非药石可治了。

这里提供一些数据（所有数据都来自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网站）。其实国债成为问题，对法国历史并不悠久。不过33年前的1978年，国债仅折合欧元720亿，占GDP的21.2%。以后一路飙升，到2010年底已达15912亿，占GDP的82.3%。再可以引用的数据是自1974年以来，法国的预算就从来都是赤字，2010年创-7.5%的最低谷。

下面开始具体分析。首先，选民的意志，能不能控制议会，议会的意志能不能控制政府？或者极言之，总统需不需要向民意低头？我不得不承认，在法国这样已经成熟的民主国家，大体还是这样的。

再远的我们就不说了，就从第五共和的创始者，当代最伟大的法国人戴高乐说起吧。

戴高乐曾在二战中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两度拯救法国。但在1968年的学潮之后，戴高乐发现他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就老老实实地辞职了。自他以后，法国就再没有出一个有类似声望的领袖。

在死于5年任上的蓬皮杜之后，德斯坦当政7年。就我所知，他做过一件当时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不妥，但今天才知道后患无穷，无法改正的大错，就是大量引进移民，以承担已经被1945-1975“光荣的30年”养得娇贵起来的法国人不愿意做的环卫、建筑、守夜、安保等一系列低级劳动。精英们都没有这个远见，你如何能指望民众未卜先知。

然后就是法国左派社会党领袖的密特朗的14年。密特朗是第五共和至今54年中唯一的左派总统。他的任期是1981年到1995年。在那已经不见好的经济大环境中，密特朗为法国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一下子就把退休年龄从65岁改到60岁，成为欧洲最低的法定退休年龄。

在接任的希拉克总统任内（1995-2007），左派的若斯潘曾赢得议会选举，任过共治的总理。并在那仅有的不过两年的经济好景中，争分夺秒，为法国人谋下了一项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福利，就是把以前的39小时周工作制不许减一分工钱地改到35小时。

我看得很清楚，左派为法国人做出这两项“伟大”贡献时，法国百姓一片欢声，没有几个法国人去想到，这会对法国的国际竞争力造成巨大伤害。这些伤害在以后的年代慢慢地显现出来。可是要想改回去，真是比登天还难。比如萨科奇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退休年龄推迟了两年。左派已经扬言，一旦上台，立马废除。

这里再接着提供一组INSEE的数据。2005年，法国财政的支出总额是9197亿欧元。占GDP的53.8%。（据知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64%！）支出最大项是社会保障（退休、失业、家庭、残疾……）占9197亿总额的42.2%（3881亿），第二是健康13.7%。第三是一般行政开支13.4%。第四是教育11.5%。第五是经济5.4%，第六是国防3.6%，第七住房和地方设施3.4%，第八娱乐文化宗教2.8%，第九治安2.6%。

可以看到，直接的社会保障加上健康就已经占到国家全部开支的55.9%，再加教育就是67.4%。直接的行政开支只占13.4%，再加上郑先生批评认为可以大大撙节的国防也才占17%，再加上治安也不到20%。可以想见，如果国家财政超支，主要出问题，可以撙节的地方在哪里。须知社保开支是国防开支的15倍。就算把国防开支全都裁了（336亿），也远不够社保填亏空，而且也不够法国付国债利息（现在是490亿。）有人合情理地指出。社保开支的绝大部分是由社保机构单独专门征收。如果社保少了，这部分收入也会减。这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国家财政收支。

但是据我所知，社保机构的收入从来都不够花，所欠部分，从来都是用国家和地方财政补足。其比重在2005年占到全部社保开支的21.7%，即733亿欧元。这个数目已经远超全部国债的利息，相当于2005年新增国债746亿欧元的98%，国防开支总额的2.2倍。

5年以前，法国人用罕见的54%的选票把有好些明显缺点的萨科奇送进爱丽舍宫，指望他能拯法国于危难。可惜他仅上任一年美国就爆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以后法国就和全世界一样在运行危机对策。长远的降低债务的任务让位于为了拯救眼下经济的继续的赤字财政。债台继续往高里筑。终于在去年年中，首先在希腊，整个西方已经运用了三十多年的用债务延缓危机的政策终于撞到了铁板而无法再使。

以上陈述的所有向左转的行动真是如同幼儿园的小朋友坐滑梯那样容易。而相反的一切举措则像迫使人把已经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一般的艰难，非经街道上多次对抗绝不能成。

这就是我花了好几年的功夫才总结出来的那个根深蒂固的毛病叫做“公众贪欲”。西方现行的普选制度显然至少至今无法抵御这个贪欲。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不得不竭尽全力，向只顾眼前的公众允诺更多的利益。今后西方的公众会不会在危机面前幡然醒悟，痛改前非，我们等着一起看事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是：按照人民主权的学说，位居公仆的政府，有无权力抵制多数公众支持的贪欲？我觉得正确的答案应当是：政府绝不能仅仅满足于当公仆。在太多的时候，它必须是人民的领路人。

郑先生所说的其它一些毛病，比如官员们的贪欲，一如在中国，也无法治。因为行政开支数量，议员们的工资福利，都是由议员们说了算。

事实证明，民选体制，也无法约束官员们的自肥自利。对资本的监管不力，不也是这个关进笼子的制度过于软弱的责任吗？至于那个历史上积欠下来的巨额债务利息，那不该由法国的下一代付又该由谁付呢？郑先生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国家行政机构大大花超了钱。国家欠债，却要百姓买单，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真的不明白。政府是法国人选出来的。政府欠的钱，法国百姓不还，还可以由谁还？政府自己还？政府的每一分收入都来自税收，政府还与百姓还，有什么区别？郑先生说的公平与否其实只涉及到一个道德判断。

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这笔钱的本金和利息都必须由法国换言之法国人民用税收去偿还这个更严肃的事实。

有人说北欧国家的税收和社会福利比法国还重，却没有造成严重债务。可见债务不是由福利造成。这个推理的逻辑漏洞就如同说：大雨在甘肃并没有造成洪灾，所以湖南的洪灾也与大雨无关。北欧的国情与法国和南欧大不相同。在西方有政治正确，媒体上不敢公然讨论种族问题。但这类问题并不因为不敢讨论就不存在，就如同挪威那个骇人听闻的布雷维克枪杀案还是会发生一样。北欧的非洲移民比法国和南欧国家少得多。而且北欧人本身就比法国和南欧的人要严谨勤劳得多。

比如德国人的平均实际年工时据《欧洲时报》介绍比法国人多出三百多个小时。那么类似的福利水平对经济的压力能类似吗？况且，据调查，2000年到2007年之间，所有欧洲国家的社保负担都在收缩，只有法国还有增加。

适度的社会福利自然可以大大增加社会的和谐度。但过度的社会福利付出的代价可不仅仅是财政赤字。更甚者是过度加重企业负担，损伤法国整体经济竞争力。大批的知识精英和有能力投资者不堪重负逃离法国。还养出大批懒汉，招来大批的偷渡者。总之，整一个逆向淘汰。大家都知道，美国是聪明人、勤劳的人、有钱人、年轻人的天堂。而法国则是笨人、懒人、穷人和老人的福地。法国人实在太善良。可是如果没有了钱，这些善良的愿望不就都成空中楼阁了吗？自顾不暇，如何再去顾别人呢？

法国马上就要大选。我们且看法国人在这个危难的时刻会选谁上台，而这位新上任者又会把法国领向何方。我们还要看法国的制度怎样让法国脱困。如果脱不了困，这个制度可不可能变？近日我和郑若麟先生通过电话。他说就此他正在写系列文章。他的观点我还没有听完。我还要找机会与他进一步讨论。我们显然有很多共同见解，也有许多歧见。我们很可能还有机会进一步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