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回想——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韦　然·

 　　３０年前——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１３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我想，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于是向北京的奶奶报知我的去向，就爬上火车奔向上海。

 　　１７岁的我，趴在小桌上茫然呆望着窗外苍凉冷寂的大地，火车仿佛一直围着远处的一个点在没完没了地转啊转，我的思绪也开始不停地兜起了圈子。

 　　　　　　　　　　　　　　　　　（一）

 　　一定是妈妈。

 　　是病情恶化了？还是别的什么意外？我不敢想下去。

 　　在我刚刚４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母亲从上海到了北京，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除了学校放假回上海以外，和妈妈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妈妈只要有机会到北京，一定会接我一起住上几天，共享天伦之乐。１９６２年，妈妈在北京拍《早春二月》，住在北京白塔寺当时电影局的招待所里，从上海来的道临叔叔、高博叔叔还有谢芳阿姨等几位主要演员也住在这儿，这段时间，我就和妈妈住在一起。平时，他们拍戏，我去上学，星期天，大家一块儿去远足，沿着后海漫步，寻访大观园门前那唯一干净的石狮子；中秋夜，几个人分头采购食品饮料，摆了一乒乓球台，邀来在京的亲友，共享团圆。王文娟阿姨主演的越剧影片《红楼梦》上映，大伙儿一致推举我出面，要求道临叔叔买票请大家看电影……所有这一切，好象就在昨天。

　　１９６６年２月，妈妈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借回上海休假的机会进行例行体检，发现乳房上有肿块，确认为乳腺癌后不久，在华东医院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得也很快。但是两个月后，她突然昏倒，检查结果是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这次可是动了大手术，十几个小时，等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妈妈谁也不认得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术后一个多月，妈妈才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仍旧是她那向右倾斜的字体和习惯用的绿色墨水，告诉我，已经认识３００个字了。

　　时隔３０多年后再来追想，我倒宁愿妈妈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睡上十年，直睡到浑浊疯狂的世界重新清凉宁静的那一天！

 　　可是，生活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中国人，又有谁躲得过这场劫难呢？

 　　就在妈妈第一次手术时，社会上已经在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了，是医生的干预，才把她留在了医院，没有过早地卷入汹涌的漩涡。她在华山医院动过脑手术，马上转入华东医院，躲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一个浪头。但是，到了可怕的“红八月”，偌大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妈妈是被一瘸一拐赶出医院的！一个刚刚动了癌切除大手术的病人啊，哪有半点人道可言！那时候的她，人是半傻的，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半年内连续两个大手术，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马上又被投入更大的虎口。

 　　那些日子里，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２９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妈妈病弱的身躯倚靠在床上，木然呆望随意进进出出的红卫兵，心中充满恐惧，头脑一片空白……

 　　她到底怎么样了？

 　　　　　　　　　　　　　　　　（二）

 　　到了上海，我立即去找姐姐。她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这时候，不用再多问什么，我只有紧紧地、紧紧地抱住她。

 　　妈妈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打得很重。

 　　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但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是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２日的凌晨。

 　　那一年妈妈４８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

 　　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同学、男友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我一直视他为姐夫的人，高大，英俊，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那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送姐姐去部队农场之后，返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１９７０年３月８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２４岁。

 　　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作出过杰出贡献。１９７１年深秋，在天文台被隔离关押时，他用最简单的物理方法——触电自杀，那一年，他４２岁。

 　　我的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１９７５年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四处奔波，在９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３１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全都走了。

 　　　　　　　　　　　　　　　　　（三）

 　　３０年前的１１月２２日，妈妈被逼迫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是不情愿的。

 　　燕凯和叔叔，我深信，也是不情愿的。

 　　我不知道妈妈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她都想了些什么。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象妈妈一样义无反顾地辞世而去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老舍、傅雷、田家英、穆宏……以及数不清的燕凯和叔叔们。中国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从来具有这样的传统——可杀，不可辱！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人民没有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起码权利。任何一个人，今天给你罗织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明天就可以肆意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其手法之残酷和恶劣，真可谓集世界之大成。面对这种非人性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身心羞辱，他（她）们只有以死抗争。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在这成千上万以自杀来抗争世道不公的人群中，以及为数更多的被各种方式迫害致死的人群中，包含了多少对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精英！他们的死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有没有人认真计算过？有没有人追根寻源去究其原因？巴金先生创建“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倡议，不是没有人去理会，至今没有下文嘛！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象也不喜欢别人回答……如果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

 　　２０世纪马上就要结束了。本世纪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如此罕见、触及了几亿人灵魂的大变故，为什么事隔３０年还不能有一个彻底的交代呢？难道不该让年轻的、更年轻的一代人汲取教训，不要让这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重演吗？

 　　妈妈离开我们３０年了，３０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她，所有热爱她的电影艺术的观众也没有忘记她。１９９５年纪念世界电影１００年暨中国电影９０年的活动中，妈妈荣幸地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在我心中更为渴望的，是能够把妈妈为什么会遭此恶难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以告慰她屈死的冤魂。

 □　摘自《中国妇女报》，来源：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１日《采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