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为何被送上“文革”祭坛

作者:Brigade  于 2018-10-9 01:0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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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云国·
                  一   
吴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缘起于毛泽东倡导海瑞精神。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 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也许是不满干部中“报喜不报忧”的风气,他认为应该提倡学习海瑞刚直敢言的精神,还建议找一位历史学家写这方面 的文章。按照他的一贯风格,就在全会上说古论今,号召学习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职 、降级、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与会的胡乔木回京让人找到了吴晗。吴晗便在6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这篇千余字短文是他 海瑞研究的禁脔初尝。
  文章发表后,吴晗意犹未尽,还准备写一篇全面论述海瑞的论文,这就是当年9月21日才刊出的《论海瑞》。这篇论文起稿于庐山会议前,成文后却传来了庐山会议的结局 。彭德怀在会上刚直敢言之举,是否也受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毛泽 东知道自己的号召覆水难收,就在会上强调: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 真海瑞,不是假海瑞。得知庐山会议的消息,吴晗在待刊的《论海瑞》结尾,特地加了一段声明:“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今天 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吴晗站在毛泽东一边指责彭 德怀,无论出于真心,还是迫于形势,都是一种政治表态。也许还有一种隐忧,不希望人们把这篇文章与彭德怀挂上钩。值得注意的是,庐山会议后发表的还有署名冯兵、立康的 《真假海瑞辨》,也与吴晗持同样论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的海瑞,右派的海瑞 ”,与“真正的海瑞,左派的海瑞毫无共同之处”。由此可证毛泽东关于真假海瑞的讲话已在内部传达。
  当年岁末,也许受到沪上周信芳主演《海瑞上疏》的感染,马连良在北京也力邀吴晗为他写一台海瑞戏,用吴晗的话说,他自此就“和历史剧发生了深刻的关系”。1961 年2月,《海瑞罢官》公演,叫好之声一片。连毛泽东也请马连良为他清唱海瑞的段子, 并频频颔首道:“戏好,海瑞真是个好人。”毛泽东还对他提到吴晗:“《海瑞罢官》的 文字写得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成功了!”当晚,马连良就把毛泽东的这番话电话转告吴晗。可见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挂上钩。
                  二
  那么,毛泽东究竟何时才决定要批判《海瑞罢官》的呢?
  据江青在1968年《为人民立新功》中披露,她早在1962年就找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准备批《海瑞罢官》,“当时彭真拼命保吴晗,主席心里是清楚的,但 就是不明说。”江青讲话虽有自我标榜的成分,但不至于无中生有,足见毛泽东是知道此 事的。这年,“七千人大会”刚开过,并对近年在所谓“反右倾”中被错误处分的绝大多 数人甄别平反。已经不清楚江青对毛泽东建议的批《海瑞罢官》的具体理由,但肯定将其 与纠正“反右倾”扩大化联系起来。不过,“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的权威正处于低潮 期,何况他一年前刚称赞过《海瑞罢官》,言犹在耳,自然不便马上对其进行批判。
  另据康生在1966年5月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早在1964年就向毛泽东说过,“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彭德怀向党进攻是一回事”。这点,1966年2月 ,毛泽东在武汉讲话中也证实:“要害是罢官,发明权是康生的”。相比江青的理由,康生的“要害是罢官”,指责吴晗为彭德怀罢官鸣不平,更触动毛泽东的痛处。彭德怀问题 ,始终是他难以挥去的阴霾。据《彭德怀自述》,直到1965年9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后第一次召见彭德怀谈话,一方面对他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一方面仍维护自己的正确性,认定自己“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大约就在1964年冬天,周恩来也许听说了有关流言,问过吴晗:“有人说你写《海瑞罢官》有影射?”听了吴晗的辩白,周恩来让他去写个报告,把整个情况讲清楚。
  1970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来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在上海,我说:出个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
  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时候”,可以与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交代相参证:“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江青奉命到上海组织此文应在这年三四月间,则北京三次找人未果,应在1965年二三月间。而毛泽东之所以在这时决定批判吴晗与《海瑞罢官》, 则与吴晗当时推出的最新版《朱元璋传》密切相关。
                  三
  《朱元璋传》是吴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43年。吴晗后来对这一版深致不满,他在1962年时承认:“1943年,我就写了《朱元璋传》。通过明太祖攻击蒋介石,指桑骂槐,强调明朝的特务统治,以攻击蒋介石的特务统治。”1965年新版 《朱元璋传》自序重复了类似的话。
  1948年11月,吴晗进入解放区,在西柏坡呈上了《朱元璋传》的修改稿,受到了毛泽东两次召见。据吴晗说,“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朱元璋传》的原稿,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毛泽东还给他写了一封信: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从向吴晗指出“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并在“完全 ”下加上着重号,毛泽东对这一稿《朱元璋传》并不充分肯定。尽管这一稿在次年正式出 版,但吴晗对这一批评显然十分在意,便在1954年再次对《朱元璋传》进行修改,分发了百来本油印征求意见稿。从毛泽东处反馈过来的意见很明确:“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也许察觉了毛泽东仍不满意,吴晗这一稿没有公开出版。
  时隔十年,1964年吴晗再次改写《朱元璋传》,显然想给伟大领袖一份满意的答卷,企盼给他“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发一张毕业证书。但吴晗毕竟 是书生,完全没有领会毛泽东关于“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 ”的真髓所在。其失察还不止一端。首先,吴晗完全忽略了毛泽东领导的从农村包围城市 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仍有农民革命的强烈色彩。因此之故,早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就热情讴歌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大小数百次的起义”,1949年以 后,在他的推毂下;农民战争研究成为史学界的显学,因为他认为:“多数朝代的更换, 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其次,吴晗似乎也没有发现毛泽东潜意识里的帝王情结。对此,吴晗虽未活到毛泽东一再以秦始皇自比的70年代,但从其在《沁园 春·咏雪》中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挥斥评骘,也不难略窥端倪的。关键的是,毛 泽东一生倘若以1949年建国为界标,这时也应该算是步入晚年了。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在史学上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力图贯彻伟大领袖的指示 ,跟上现实政治的需要,一方面,他仍然保持着尊重史实的史家良知。在新版《朱元璋传 》里,吴晗从历史真实出发,对朱元璋该肯定的自然肯定,该否定的还是否定。在新版《 朱元璋传》的结论部份,他在肯定朱元璋历史地位的同时,几乎以相近的篇幅指出朱元璋的“缺点也很多”,完全不符合毛泽东“应该写得好点”的谕旨。吴晗归纳了朱元璋的五条缺点,许多表述都容易引起毛泽东的联想与猜忌,原书俱在,有兴趣者自可观览吟味。 要命的是,其中两条几乎是针对着毛泽东1949年以后在政治与文化两方面运动而发的 ,不妨照录如下,并在关键表述下加标着重号:
  “其次,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惨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卓著勋劳的大将和文人, 毫无道理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
  第四,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
  曾经严格的史学训练让吴晗还不至于说出有违史实的昏话,但也正是这些真话,却招来了致命的一击。
  最新版《朱元璋传》是1965年2月出版的,书一出版,江青就扬言要批判。据她在一次讲话中透露,她当时不让毛泽东看《朱元璋传》,遭到反驳,说“他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由此可证,吴晗对朱元璋的盖棺论定最终激怒了毛泽东,决定把他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但毛泽东没有拿《朱元璋传》做文章,因为这样的文章不好做,总不方便点明吴晗以朱元璋影射毛泽东,于是就拿《海瑞罢官》开刀。由此推算,毛泽东是在1965年二三月间读到新版《朱元璋传》的结语,才下决心批判吴晗与《海瑞 罢官》的,并完成了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总体构想。
                  四
  但是,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对江青也未必交代得一清二楚,故而由江青组织的批判文章居然没能点出“罢官的要害”。还需由毛泽东在1965年12月21日杭州谈话中加 以揭出:
  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 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吴晗一再申辩,他的研究只是为了歌颂海瑞的精神,并没有影射讽刺任何人物。他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不仅举出《海瑞骂皇帝》 刊发在庐山会议前,撇清了与彭德怀的关系;连《论海瑞》那个后来加上的蛇足式结语, 也拿来证明自己是“反右倾”的。但说到庐山会议后的海瑞研究,尤其是《海瑞罢官》时 ,吴晗就进退失据了。他说:
  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是什么,在当时是不清楚的,糊涂的,虽然自以为写的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这个剧本和1959年,1 960年的现实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
  吴晗不能解释为什么《论海瑞》是“反右倾”的,而《海瑞罢官》连目的性也“不清楚”,于是只能反问自己:
  为什么不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而写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呢?回忆起来,那时候想 的只是要写一个在封建时代有正义感有斗争性的人物,……“古为今用”、“厚今薄古” 的原则在当时一点也没有想起过,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
   实际上,在这场关于海瑞的公案中,不管吴晗如何解释,他已经走进了一个怪圈。史学的社会功能当然可以有现实的关怀。吴晗关于海瑞的所有文章与剧本,他对海瑞精神的讴歌赞美,客观上就具备了现实的指向性。他写《海瑞罢官》,用他在该书前言中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海瑞精神,“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压倒”,“办一些对当 时人民有利的好事”。也许,写戏之时,在显性的主观层面,吴晗确实没有用海瑞比照彭德怀的用心。但彭德怀因直言民生而获罪罢官,其后全国因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陷入困境,彭德怀也就有了海瑞式的品格。联系到吴晗被批后曾对秘书愤愤道:“彭德怀也是好 人啊!即使为彭德怀说几句话,也不能算是敌人啊!”因而写戏之际,在潜意识层面,吴晗是否绝对没有从海瑞联想到彭德怀,就是殊难梳理辨清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拿吴晗与《海瑞罢官》开刀,已有研究者指出:“毛泽东当然清楚 ,批吴晗的斗争并不是吴晗有多大错误,也不是吴晗该不该批,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掀起一 个大的运动,最终达到打击党内的‘异己’力量,即被称为刘邓司令部的一大批人”(苏 双碧《浪中纪事》72页)。除了对新版《朱元璋传》结论的耿耿于怀,主要因为吴晗在政治上是北京市副市长,在文化上又是史学名家,这种双重身份,正合适拿他来祭文化大革命的旗,即通过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再波及到政治上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吴晗首版《朱元璋传》是影射史学,那是专制时代的产物。而他关于海瑞的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新时代的奉命之作,那是现实政治干预史学研究的产物。但奉命史学与影 射史学在表现手法上并无二致,都是以史料或史实屈就于预设的对象与结论。惟其如此, 深谙史学的毛泽东就有理由把奉命与影射视为一体,甚至从求实的史著里也读出影射的成分来。于是,尽管吴晗最新版《朱元璋传》力图实事求是,洗刷影射的污垢,却仍被视为影射领袖与现实,最终与《海瑞罢官》缠夹在一起,锻就了中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大公案。
□ 原载《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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