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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艾枚在研讨会上讲话摘录
（注：在高伐林先生主持的“中国研究院”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上，2018.9.28）
有一次调查印象太深了，我不能不提。那是1982年7月，发展组（？听不清）的两位成员还有我（我当时在人民大学已经读上研究生了），带上中央书记处的介绍信，到安徽凤阳县的档案馆去调查1960年到1962年的死人情况。那个时候翁永曦在那儿当县委书记，我们一块儿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在县城的档案馆启封了已经封存了20多年布满了灰尘的纸箱子。纸箱子里都是手写的当年死人情况的上报资料。所有的文件上都印着两个红头大字“绝密”。这些材料既不能拷贝，也不能拿走，我们只能在那儿抄写，一份一份地抄写。其中有一份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位妇女生了孩子以后，把自己的孩子吃了。象这样悲惨的情况在那里数不胜数。当时的凤阳县一共有40万人口，在那三年的大饥荒里就死了40%。所有的这些数据后来都出现在杨继绳的《墓碑》里。
程晓农：张艾枚讲的这个情况是完全真实的。她调查的那个县是我插队的那个县的邻县。在安徽肥东县，我插队的那个村子，饿死50%，我是一家一户点着人头算的。
张艾枚：所以在全国死亡的人口一共是三千多万，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注：张艾枚所说的凤阳一共40万人口，饿死了40% ，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比较准确一点的说法是农村人口（不包括非农业人口）饿死了30-40%，各个公社情况不同，有的村庄饿死40-50%，有的不到20%。具体情况见下面的材料）。
二、1961年1月《中共凤阳县委五级干部扩大会议简报》摘录
武店公社山王大队代表李金明说：“1959年我们收35000斤粮食，叫征购58000斤，结果我们交33000斤，社员只吃2000斤。真的没有粮食了，群众吃麻叶子，什么都吃光了，我向董安春(县委副书记)汇报：我们没有吃的了。他说我带头闹粮，要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我们280人，死了110 人。我家5口人，死掉4个，就剩下我自己，你叫哪个不痛心!”
武店公社全心大队代表说：“1959年秋，一点吃的也没有，天天死人，他(董安春)到我们那检查工作，还向干部说：目前是大好形势。我们大队原有2500多人，现在只剩1300多人。死那么多，我们向董安春汇报，他还说我们玩花样。我们带他去看死人 ，他说：‘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
三、县委书记在三级干部会上的讲话摘录
1961年凤阳县委书记马维民（前任书记已经被撤职）在总结两年经验教训的三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对死人的情况，我们大家基本是了解的，开始个别死人的时候，认为是个别情况，对上不讲，自己想办法解决了就算了。以后死的人多了，问题搞大了，就惊慌失措起来，对上更不敢讲了。死人明明是饿死的，而说成是年老死的，疾病死的，把非正常死亡说成是正常死亡。有些地方还不允许死者家属哭丧带孝，不准埋坟，对反映死人情况的来信加以扣压，甚至对来信者进行打击；有的干部因为如实向组织反映了死人的情况还挨了斗争。” “因为怕犯错误，怕受处分，怕摘掉乌纱帽，而不敢暴露真实情况；越不敢暴露，问题就发展越大；问题越大，就越不敢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