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贝：文革中嚣张的“联动”

“联动”又叫“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全称应当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联动”的成立时间。

　　“联动”公开成立时间为1966年12月６日，它自己文件里讲的成立时间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还有种说法首次酝酿时间是1966年11月27日。

　　“联动”组织构成。

　　“联动”组织包括当时已经存在的，由各区中学“保皇派”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的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和海淀红卫兵纠察队。

　　“联动”主要成员包括那些人。

　　主要成员包括牛皖平、于增寿（总联络员，京工附中）、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彭小蒙、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卜大华、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任志明、邹平、赵战平、董良翮、孔丹、陈小鲁、董良翮、贺鹏飞、贺邯生等，几乎清一色的高干子弟。这个组织并无固定成员，也无统一且正规的加入手续。而且在“联动”正式成立时，“西纠”尚未解散（解散时间为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６日）。

　　联动的核心部分是首都红卫兵纠察队海淀分队（“海纠”）。当时海淀区集中了101中、八一中学、十一中学等中学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高校附中，这些中学内干部子弟“成堆”。联动的发起人牛皖平（北大附中，中共党员）、于增寿（京工附中）、卜大华（清华附中）、宫小吉（北大附中）等均来自这些学校。这也是为什么“联动”不是由孔丹和陈小鲁这两位“西纠”风云人物控制的原因。

　　“联动”的宗旨和政治取向。

　　“联动”组织的宗旨和政治取向，可以从1966年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口号中看出。此次大会由“联动”负责人马晓军、贺邯生等人走上主席台，开始宣读这份传单上的口号：

　　“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近几天发表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讲话！”

　　“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干、军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

　　“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

　　同时，由联动发出的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通告中提出“联动”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任务是：

　　（１）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副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②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③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中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④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⑤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⑴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
⑵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⑶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显然，联动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矛头对准的是以两个副主席（时任党的副主席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联动”反对的其中之一是林彪，另一位可能是陈云）、中央文革、以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
　联动都干了些什么。

　　“联动”继承了“西纠”的打砸抢抄斗传统，以谭力夫“血统论”为理论，对“七类分子”进行了更加残酷的迫害。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否定了谭力夫提出的“黑七类”的说法，说“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对谭力夫的观点大加挞伐。10月24日，毛主席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这是对“联动”在政治理论上判了死刑，但“联动”依仗靠山，根本不把这些当回事。

　　１２月６日，“联动”宣告成立次日，牛皖平带领十几名“联动”成员到朱成昭任一把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俗称“三司”）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结果在三司门口被几十名大学红卫兵围攻，被迫撤走。

　　12月7日，“联动”再次到“三司”总部，准备进行辩论。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劝说调解， “三司”终于同意放人，但要求得到明确答复：“联动”不得再冲击“三司”总部。

　　12月，两名“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时被老对头“北航红旗”的人逮住，扭送到公安局。

　　1966年12月16日到1967年1月11日，“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抓的联动成员，并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力”，要“火烧谢富治”。提出“公安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公安部执行了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干革军子弟！”

　　1967年1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说：“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1月17日，在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包括北航“红旗”在内的十三个大专院校红卫兵突然出现在会场，抓走了“联动”头目赵战平、邹建平等三人

　　1月19日下午，上万红卫兵包围了“联动”组织部所在地石油附中地下室。以公安部的名义把任志明、马晓军等十名“联动”成员逮捕了

　　1月25日下午四时，公安部指挥三万余名红卫兵，拔掉了“联动”的最后一个据点——“八一”学校了。抓走32名。　　１月２１日，清华大学、北航等红卫兵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号召广大中学生同“联动”划清界线，从内部瓦解“联动”组织。会后，在公安局的指挥下，捣毁了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

　　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

　　前后共抓捕“联动”骨干139人。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带着毛泽东的指示来到关押“联动“的红卫兵监狱。江青一句“你们受委屈了”，让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红色贵族们热泪盈眶。

　　5月29日以联动为核心，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红卫兵万岁”的红卫兵一周年纪念会。作为组织的联动从此结束了活动。

　　“联动”的平反。

　　1979年2月，胡耀邦在牛皖平、马晓军等人的申诉书上批示道：有关部门应对“联动”问题，“做一个实事求是的善后”。

　　1984年2月，一位中央负责同志指示将孔丹、董志雄的一封来信印发后给政治局、书记处，同时明确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

　　同年4月，中央以“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给“西纠”和“联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联动”评价。

　　“联动”以‘唯成份论’为宗旨，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召唤下，以保护父辈和自身利益为目标，对于出身不好的人，不管是他们的老师、老干部还是老百姓，一律打成“黑七类”。他们依仗权势，有恃无恐地采取抄家、批斗、毒打、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等手段，无法无天达到了极点。他们是文革中真正的‘打、砸、抢、抄、斗’者，他们的疯狂比原来的“西纠”、“东纠”更甚，行为更狂妄，罪行更令人发指。
他们的灭亡是自作孽，他们的失落只是失去了暂时整人的资格。对他们的平反不是按照是非对错，而是老子给子女平反。是极端的自私自利行为，是利用公权力的谋私。
公开打起干部子弟的旗号，成立组织。挑战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冲击司法机关。他们的嚣张和当权们的保护以及后来的公开平反，这种行为即使在封建社会也从来没有过，也没有敢这样明目张胆。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教训和惩罚，反而英雄般的在文革后走上社会舞台。这些有名有姓的人后来大部分成为政坛高官、军界将军层级、国有经济的掌门人，或者知识界精英。
按官方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然而文化大革命借机起事的是那些有法权思想的特权阶层，林彪还不管事，四人帮中三个人还在上海撩撅子。
　历史向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是以高干子弟为中心的“西纠”和“联动”错了？还是以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为代表的文革派错了？然而就事论事的看，这里面肯定有是非曲直。
2011年12月26日，北京东郊京城梨园大戏楼餐厅举行《联合行动》45周年纪念会。参加聚会的有近二百多人，多数是文革中，北京海淀区各中学的老红卫兵及联动成员。当年首都中学红卫兵的风云人物卜大华、牛皖平、彭晓蒙、马小军、贺邯生、邹建平等出席。聚会上还特别读了《联动事件始末》，其中只截选1966年12月反中央文革。既没有提他们１９６６年充当文革开路先锋的造反，也没有提他们8、9、10月主导的红色恐怖。而是通过编撰历史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他们确实有嚣张的资本，因为现今的他们与当年一样风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称，都有一双眼睛。称的是良心，看到的是是非曲直。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无论是那些当年作恶者还是为他们平反的父辈，得到的只是一时的快感，历史总会审判他们。
陈小鲁“文化大革命再搞是找死”这句话说的没有错，只不过是谁死值得思量。
文化大革命最早起事的是以高干子弟为代表的第一代红卫兵，作孽最大的是以干部子弟为主力的“西纠”和“联动”，没有他们的疯狂和嚣张，以后的“保皇”与“造反”之争，夺权与反夺权很可能没有如此激烈。
有一点是肯定的，谭力夫“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在今天被证实是正确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