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兰沁：女儿心目中的饶漱石

我1938年出生在巴黎，当时父亲和母亲陆璀被党派到法国工作。而后不久，他们又被派到美国工作，只得将我寄养在我出生的医院的附属婴儿所里，并由中共巴黎支部的同志临时加以照顾。1939年，父母从美国奉调回国参加抗战时，本想取道巴黎把我一同带回，不料动身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上交通中断，他们只得改道回国，而我不得不一直留在了法国。我们一家人也就这样天各一方近十年之久。

　　直到1947年，我母亲又被派往巴黎的国际民主妇联工作，我们母女才得以相见。1949年，母亲离开国际民主妇联，将我带回中国。那年我11岁。当年7月1日到达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我们7月7日到达北京，7月中旬到达刚解放不久的上海。

到达上海那天，我们母女俩从火车站被直接接到父亲办公的大楼。记得当我们走进办公室时，父亲正在和几个人商谈事情。见我们进来，大家都高兴地站起来。我因见过父亲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面带微笑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他中等个子，身体微胖，一头浓浓的黑发，双眸大而炯炯有神，嘴上留着的胡须为他增添了不少威严和帅气。我胆怯地站在母亲旁边看着他越来越近。突然，也许是本能吧，我向前了一步，踮起脚，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我的这个突如其来的“洋礼节”使父亲不觉一怔，但很快他和在场的其他人一起会心地笑了起来。这情这景仍历历在目，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据母亲后来对我说，她把我这个独生女儿带回到父亲身边的那些日子，是她见过的我父亲心情最愉快的一段时光。当时，我一句汉语都不会讲，父女沟通，只能靠母亲做翻译。当母亲不在跟前时，不管我和他用法文讲什么，他总是微笑着回答：“好好好。”后来我发现他不仅对我说“好好好”，而且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会常说“好”、“好好”，所以我曾多次开玩笑地叫他“好好爸爸”，而他总是以笑容和慈祥的眼神回应我。人生常常如此，对于父母的爱，做儿女的，往往感觉很迟钝；而等到很久以后体会到了这份爱并想要回报的时候，才发现为时已晚，已无法报答。我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女儿！如今想来，和父亲那为数不多的相聚时光，竟成了我一生难以表怀的珍贵记忆！

　　渐渐的我发现，父亲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对己对人要求都很严格。平时，他话不多，不苟言笑。虽然他和人说话时语调不高，文质彬彬，也没有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但我总感受到在他身上有一种威严，也总能感觉到大家对他很尊重，所以当时的我对他还真有点敬而畏之。

　　我回来后不久，他就开始抓紧对我的教育。他和母亲在一个练习本上工工整整地给我写了四句话：“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作为练习汉语的字帖。母亲手把手教我一笔一画地写，父亲抽空检查我的作业，他们边检查边给我解释每个句子的意思。就这样，我边接受父母的爱国爱党的启蒙教育边学习汉语，这四句话便成了我最早会写会念并能理解的汉语句子。我虽然在法国学校已念到初中，但由于不懂汉语，回国后不能立即上学，他们就托人在机关里找到了一位懂法语的同志――秦老师，给我上汉语补习课。从此父亲又有新规定：凡是我学过的汉语口语，都要在日常生活中练习着说，不许我再用法语讲，也不许母亲再给我做翻译。在他这样严格的要求下，紧张的学习使我落下了头疼的毛病，但我的汉语确实有了明显的进步，很快我就插进了华东保育院小学部5年级上学。

　　进入学校后，我高兴地穿上了和同学们一样的统一发的服装，开始过集体的生活，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家，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更少了。每次回家，总看到他在伏案工作、看书，很少休息。他似乎没有时间休息，也不会休息。有时看到母亲硬拉他才去散散步，偶然也见过他打打台球，但除此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娱乐爱好。他生活简朴、从没有因为生活上的事向组织提出要求，组织上怎么安排他都说“好”。当时，我们在上海的励志社住的那个套间条件很一般，而且在楼里位置比较靠后面，但作为华东局一把手的他，却住得心安理得。据母亲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巴黎工作时，父亲也是把正规的卧室让给其他同志住，而他们自己却住在一个很不方便的近乎是过道的空间里。

　　刚解放时，因为实行供给制，父亲要求大家办事都要按规定按制度办，不能破例，不能搞特殊化。他对自己严格、对母亲、特别对我更是如此。他曾担心我长期在国外生活，可能养成了娇生惯养的坏毛病，总是经常对我说：“新中国刚刚建立，人民生活还很艰苦，我们革命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艰苦朴素；你作为一名干部子女，生活一定要节俭，不要搞特殊，要注意影响”等等。实际上，我在法国时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那里的生活也很动荡艰难，我并不娇气，但我知道父亲的教导是对的。住校期间念书之外，我学会了缝被、补袜子、补衣服、织毛衣等生活技能，努力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后来，父亲还把他在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时用过的马褡子送给我用，要我继承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父亲的不断教诲，促使了我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培养简朴的生活作风和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思想作风。父亲送我的马褡子是用黄绿色粗军布做的。它不但一直陪着我上了小学、中学、大学，而且“文革”期间还陪着我上了“五七”干校，参加“拉练”等活动。如今，它已成了我家的革命文物和传家宝。

　　父亲对母亲的要求也很严。记得我们搬到北京之后，有一次母亲用自己的津贴费给我买了几个桔子。等到晚饭后她拿出来给我吃时，父亲看见了很不高兴。他批评母亲“破坏制度”、“搞特殊”、“不注意影响”，弄得那天晚上家里气氛很紧张。花自己的钱买几个桔子吃都要受批评，这样的事放在今天，真的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作为党的重要干部，他真的是率先垂范，都有点不近人情了。

　　父亲从不愿意对我讲他革命的过去，怕我出去炫耀，所以过去我对他的革命经历了解很少。直到很久以后，我才从母亲那里听说一些。她特别提到父亲在“皖南事变”中表现得很坚强、勇敢，经受住了考验的事情。她告诉我，在项、袁二人不辞而别万分危急的时刻，父亲挺身而出、勇挑重担，给中央发报并与叶挺军长一起临危受命，负责指挥新四军剩余部队突围。特别令我感动敬佩的是父亲在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所表达的决心“我为革命牺牲，正我初衷”。

　　父亲是个“工作狂”。在紧张而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和在建国后为巩固人民政权、发展国民经济，他持续不断地超负荷工作，终于积劳成疾。他面部神经痉挛，眼睛周围的肌肉常常不停地跳动，他看书报和批阅文件、写东西都很困难，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烦躁。1952年初，遵从组织决定，他很不情愿地停止了工作离开上海到北京治病；而到北京后，在不少中央领导同志的好心劝说下，他又极不情愿地接受了当时时兴的苏式“睡眠疗法”。不幸的是事后神经系统留下了些后遗症，这或许导致了他在后来的政治风暴中的一些“不正常”表现。

　　在父亲治病和养病期间，不少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他、关心他。由于父亲的关系，我有幸多次去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的家里。我还曾分别在朱德、粟裕、张鼎丞等人家里住过不短的时间，得到过他们及其家人令人难忘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和粟裕、张鼎丞、曾山等同志比较谈得来，他们过去一起战斗过、性格相近、互相敬重、来往相对多些，各家的大人小孩也都彼此很熟。然而令我不解的是后来揭发父亲和高岗结成了“反党联盟”，而据我所知，高、饶之间除了工作关系外，二人私下没有交往。他们过去未曾一起工作、关系生疏，他们性格不同、兴趣爱好也不同，我们两家也不曾有过什么往来、都互不认识，连他们二人的秘书也都是事发后很久才相互认识的。

　　1952年，我随父亲来到北京后，依然住校，周末才回家。谁能想到，1954年暑假期间，我这个刚刚入团不久的初中生，在和学校其他共青团员一起高高兴兴地去公安部礼堂听中央文件传达时，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得知“高饶反党联盟”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一直以来被大家称赞为“党性最强”、“原则性最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父亲竟然一下子变成了“阴谋家”、“野心家”、“反党分子”！但结论是党中央、毛主席做的，在那个年代，它是不容怀疑的。我只能用给父亲扣的那顶帽子――“伪君子”来强解我所有的疑团。在社会、学校、家庭里所受到的党的教育影响下，我向党、团组织明确表态：坚决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和父亲划清界线。（然而曾令我不解的是“伪君子”一语竟然出自曾任我父亲政治秘书的艾丁同志之口。最近才得知，艾丁逝世前曾为在揭发批判“高饶反党联盟”时的政治压力下无奈说出的这个违心不实之语，和它后来成为中央文件里形容饶漱石人格的定语而痛哭流涕、悔恨不已。）

　　据我和母亲当时了解的情况，党中央在对父亲的“反党”问题进行揭发、批判、教育之后还是准备保留他的党籍的。然而，在这期间又先后冒出了扬帆、潘汉年的“内奸”问题，父亲即被认定为“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犯。1955年，他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入狱。从此，我们父女真的一刀两断，再没有见过面，也从此杳无音信。同一年，母亲也因受牵连，第一次被捕接受隔离审查（文革期间又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近7年之久）。从此，背着家庭“黑锅”包袱的我，也开始不断地经受种种考验。记得文革前夕，我工作单位的一位领导曾试探式地问我：“想不想见你父亲？”我心里一怔，想这是不是组织上又一次在考验我的立场，就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想见。”“如果他想见你呢？”他追问，我坚决回答：“也不见。”这个回答确实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想法。一直到文革后，偶然从一些材料中得知，被关押10年之久的父亲于1965年才被判刑，而后有一段时间被假释出狱。从时间上来看，正好是我被询问见不见父亲的那段时间。难道真的是他在那时提出过要见我？但那位领导已经去世，详情已无从得知。我也许就这样失去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成为终身遗憾！而令我同样遗憾和懊悔的是，文革期间，当我母亲再次被关押入狱后，在担心随时有可能再被抄家的恐惧心情下，我把自己一直保存的和父亲合影的照片，全部销毁了。

　　文革结束后，全国掀起一个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然而一位中央领导在几次讲话中都强调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为了“顾全大局”，我和母亲决定耐心等待。这期间，我爱人曾主动与我商量决定：父亲革命一生又久经磨难，一定是年老体衰之人……即使不能平反，只要他能被假释出狱，就接他回家和我们一起生活，安度晚年。我爱人那善良朴实的心使我当时非常非常感动。岂知那时父亲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公布的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材料中，我看到了在“文革”中父亲为刘少奇写的一份证明材料。从其中一条注释里，我才得知，父亲早已于1975年3月屈死狱中。一刹那，我欲哭无泪，只觉得自己那颗对父亲的亲情已几近麻木的心，一下子被一股强烈的刺骨的悲凉紧紧裹住而无法跳动，我感到窒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

　　在那份写于1967年6月1日的证明材料里，父亲以当年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和代理党的满洲省委书记的身份，证明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后，党组织没有遭到破坏，也没有人因此被捕。证明里写道：“我只记得他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党员接头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被捕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监狱住了十天左右即获释放。”并“即到我家”。“当时，我们对秘密工作都缺乏经验，故发生刘被捕后，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刘释放后即到我家的事情。……”从而证明少奇同志没有叛变。这当然不会被当时的专案组采用，但却成为后来为刘少奇平反的有力证明。尽管父亲自己当年被扣的罪名就是反对刘少奇，可是他不计前嫌，即使身陷囹圄，在文革高压之下和全国上下一片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叫喊声中，也没有落井下石，仍然能够实事求是写出那样的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党史军史工作者和一些熟识了解父亲的同志或公开或内部撰文介绍他的革命经历、对他的评价和对那场“高饶事件”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的看法。中央正式文件里，早已将“高饶反党联盟”改称为“高饶事件”，而“饶潘扬反革命集团”中的潘汉年和扬帆也早已相继正式平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新近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21年7月―2011年6月）》里把1955年全国党代会上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改称为“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多年来，我母亲和我曾先后分别给党中央、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写过申诉信，大多无人理睬，但2004年6月4日，中组部一位副部长率中央纪委同志到我母亲家里答复我母亲2001年4月的申诉信时，连称“饶漱石同志”，并历数了他为我党我军的发展及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然而，那位副部长最后还是说：“可惜，他后来附和了高岗，反对了刘少奇同志，故原来的基本结论维持不变。”实在叫人寒心和难以理解。而后来再写信，就都石沉大海了。

今年11月是我父亲的110周年诞辰。千言万语，我最想说的是：我为过去对父亲的误解伤害感到内疚，更为有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

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