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属史(节选)

作者:Brigade  于 2018-10-29 00:2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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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亚·
〔编者按:本文节选自国亚著:“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属史”一书中有关文革的第四、五两章,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 红色恐怖
由于运输秩序的混乱,再加上挤满了串联的人群,火车上拥挤不堪,定员一百一十八人的车厢里,往往挤进三、四百人,空气中弥漫令人窒息的体臭。即便是这样,革命情绪高涨的列车员还时不时地都出现在车厢门口,“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预备——齐!”于是人们就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也不乏父亲这样滥竽充数、言不由衷的人。背诵完以后,乘务员又手握“红宝书”,“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人们有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一九六六年夏末,我父亲从郑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车走到石家庄,上来一些红卫兵,挨个问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挨着父亲坐的两个人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一个报了“地主”,另一个报了“富农”,结果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凭什么抓我们?我们可都是党员啊”。红卫兵骂道:“党员算个屁?都他妈的是地主阶级狗崽子!再不老老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那两个干部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又查到父亲,看到父亲穿着铁路制服,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问道:“你什么成分?”我父亲灵机一动,马上报道:“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我父亲心中暗骂:“呸!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什么玩意!”列车到丰台,父亲看到刚才在自己身边坐的报地主出身的两个共产党员和其他一些人窜成一窜,被麻绳牵着,身上贴着“地主狗崽子”、“富农狗崽子”的纸条,被红卫兵押送下车,个个垂头丧气。
一出北京车站,我父亲就看到站前搭起了戏台子,一群身穿绿军装的人在台上扭来扭去。只见他们有的做忠心状,有的做决裂状,有的做满腔仇恨状,煞是过瘾。父亲明白了,那是在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呢。不过,这些革命群众实在是缺乏舞蹈细胞,把个“忠字舞”硬是弄成了群魔乱舞,让父亲不禁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诗词:“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到北京后我父亲饿了,于是找了家饭馆吃麻酱面。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喊人也没人搭理,于是只好自己动手洗干净。等面条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饭时,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是这样写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他妈的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他妈的动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远健康!”
吃完饭,我父亲到《解放军报》报社找大姑父,在报社门口看到两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押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脚老太太,估计是押回农村。三轮车上放着行李,一个红卫兵手里牵着根麻绳,绑着老太太的双手。每当老太太跟不上三轮车时,牵绳的红卫兵就猛拉几下绳子,于是老太太就是一个趔趄。后来从北京到大兴安岭,也遇到几个红卫兵押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大约八十岁,满头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脸上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父亲发现老太太双手还被反剪着绑着。经历这两件事以后,父亲对红卫兵十分反感,直到现在当他看到有些文学作品描写文革红卫兵后来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还说:这是罪有应得,那帮红卫兵干过的坏事实在是罄竹难书,毛泽东让他们上山下乡也是活该,这就叫“兔死狗烹”啊!
此时,在郑州的祖母因为是“地主婆”而被红卫兵抄家,要把她赶回乡下。因此,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避避风头。接她们来那天,我父亲去联系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可不象现在在街上溜达,招手就停,而是必须到个什么“管理机构”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用。父亲去登记时恰好碰到一个一脸横肉的中年胖女人在值班,双腿叉开站着以表示自己阶级立场站得稳。当父亲说想用出租车时,那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鼻音很重的京腔,仿佛感冒没好、鼻子不通似的:“你什么成分?”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这才给登记上。如果说是“地主”成分,那么恐怕除了登记不上,没准还得挨一阵批判。
在北京那阵子,我父亲有一天到前门逛街。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两个人在低着头筛沙子。当父亲从他们身边经过时,发现他俩每人胸前都缝有一个白底黑框黑字的胸牌,类似他当年当兵时的那种,只是当兵时是红框。胸牌上分别写着:“资本家”和“小业主”。此后在北京街头,在其他城市街头,我父亲曾多次见到这种情景,有的是戴着胸牌,有的是背上别着个白布条。每当看到这些标志,我父亲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三个字:犹太人。(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屠杀犹太人,强迫犹太人在胸前缝上黄色大卫星标志,以便于同一般人区分)
◇ “红色公主”在《解放军报》社
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了记者,化名“肖力”。这位“红色公主”来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名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先后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赵易亚,让社长华楠靠边站,成为当时的《解放军报》的最高主宰。大姑父看准了李讷这匹“黑马”,都四十岁的人了还每天一口一个“肖力同志说了”、“肖力同志对我的这个建议很满意”之类的话,我父亲很是不爱听。他的这种情绪还影响到他的儿子,当时他儿子有一个很大的毛泽东像章,做得非常精致,拿出来向我父亲炫耀,还神气活现地说:“别碰坏了,这可是肖力同志送给我的!”
“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期间还颁布了一条圣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个字出现时,必须透过专门的设备看清楚,以保证背面上的同一个位置,没有“打”、“死”、“灭”、“杀”之类任何带有贬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泽东照片,那么就必须得审查清楚,以保证该版别的照片不能有人把枪口指着毛泽东的方向。《解放军报》是军队的报纸,照片上扛枪的多,“打”、“死”、“灭”、“杀”之类的字也多,于是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每天都忙忙碌碌的,眼睛都瞪绿了。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社前后,其党羽们还捏造了一个“阴谋绑架肖力同志案”,为此株连、陷害了不少人。
由于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当我把魏巍写的那篇《壮哉!李讷》拿给我父亲看时,我父亲微微一笑,说:“壮什么壮?不过是过了气罢了,当年她风光的时候,厉害得狠呢!”凑巧的是,这位魏老先生的一位堂侄以前也在铁Z局工作,而且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
大姑他们家就住在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院子里。《解放军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政治地位不亚于一个大军区,因此,来的大人物也多。有一次,我父亲和大姑父一起从外面回来,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大姑父一看,就露出无限景仰的神色,小声对我父亲说:“看,那是林副统帅的车,他到报社来了……”不过,从院子里经过的那段时间,林副统帅始终没从大楼里出来,我父亲也就没见到他本人。
当时大姑的一个上中学儿子参加了红卫兵,烧书、破四旧、抄家都参加了。大姑父懂得自我保护,总是教育他:抄家时千万别走在前头啊,有人万一拼起命来可不得了。当时被打倒的华楠他们每天在院子里扫地、扫厕所,大姑的小儿子见到他们就走上前去,恶狠狠地说:“好好扫!扫干净!好好接受改造!”一天大姑恰好看到了,把他硬拽回家,打了两巴掌,教训道:“你小孩子家懂个屁!少搀和这些事!”那小子还挺委屈,申辩道:“阶级敌人么……”
◇ 农村“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秋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也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河南这个地方很怪,什么政治运动来了都表现得异常积极,甚至还花样翻新。于是农村也成立了以郑八为首的造反组织,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斗。起初,造反派还把我的母亲划作“可教育好的子女”,因此让她进学习班,唆使我母亲与外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我的外公外婆。而这个学习班的“毕业证”就是在批斗大会上踹上自己的父母一脚。有一些人顶不住压力,的确这么做了。
当时造反派们还许诺说,如果我母亲跟父母划清了界限,不但可以免于挨斗,甚至还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去革别人的命。但是,我的母亲虽然当时年仅十五岁,但是却特别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何恫吓与打骂也不肯屈服。于是,我的母亲作为“地主阶级狗崽子”也要去陪着外公、外婆挨斗。在批斗会上,灭绝人性的造反派给她的脖子挂上一个十斤重的大木牌,看了看,觉得还不够刺激,于是又加挂了两块砖头。麻绳深深勒进这个十五岁少女稚嫩的脖子里。
郑八他们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的外婆聪明,知道这是个圈套,于是对外公和母亲都做了交代:无论造反派怎么劝、怎么打,都坚决不能喊。有些老实人就上当了,喊蒋介石“爹”,造反派一听,就把他们往死里打。造反派还给他们戴上高达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着他们在各个村巡回游街示众,有时要连续不断地游上三五天,连续不断地被驱赶走上几百里路。
郑八为大姨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家庭一直怀恨在心,于是格外“优待”我们家。在批斗大会上,他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一脚踢翻;再连打带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斗之前,我们外公、外婆、母亲三个人都要和犹太人进集中营那样做一次诀别。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对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禽兽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悠闲地坐在一家咖啡厅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心平气和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如此冷漠、麻木?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残忍和缺乏人性?为什么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发财不顾道义与良心、不择手段?为什么搞传销的人专事“杀熟”,连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为什么当官的只要一有权就大肆贪污腐败?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没有骨气,一味歌功颂德?我说,要想揭开这个谜底,就请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看看那时统治者鼓励的是什么,扼杀的又是什么……
在文革前的几年,虽然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人们有少许自留地,因此几年之中农村还是出现了微小的贫富分化。勤俭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要穷一些。前面提到的郑八虽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因为好吃懒做,家里吃的虽好却很贫穷,他的几个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文革,居然没有盖过被子。文革一开始,郑八就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来我们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几个儿子晚上把被子一盖,兴奋地说,原来盖被子竟然这么舒服。其实当时中国除了少数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以外,多数人都是赤贫的,也非常可怜。但高明的统治者恩赐给这些可怜的人一个乐趣:从人群中划出更可怜的一群来让这些人折磨、虐待,从受虐者的惨状中让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随着造反派日复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体越来越差,腹部肿得像一口大锅。但是造反派们却依旧不依不饶,批斗的手段越来越毒辣:在游街时,把这些戴着木牌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声音响的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伴随着“嘭嘭”的巨响,一边是这些老弱妇孺们惊恐万状地躲避,一边是造反派们开怀大笑。每到此时,外公和外婆都紧紧地护住我的母亲,生怕她太小,禁不住吓出个三长两短。有好几个精神脆弱的批斗对象,从此吓疯了。
恐怖的利斧不仅仅砸落到我们家头上。当时大队长的女儿小名叫改珍,就是那个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经常欺负我母亲的女孩。改珍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红卫兵,最初抄家、批斗我们家的时候也是耀武扬威。结果过了几个月,他爹因为粮食关时贪污引起众怒被整倒了,改珍也霎时从神气活现的批斗者、红五类成了惊恐不安的批斗对象、黑七类,和我们家一起受刑。改珍他爹脾气大,挨批斗没几天就气死了,改珍也慌忙在离家五六十里地开外的一个村子里找了一个婆家嫁了。改珍人长的不怎么样,又是黑七类,正经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个瘸子。
在一次批斗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脚在我母亲耳边轰然炸响,把她的右耳炸聋了。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母亲说:“秀菊(我母亲的小名),这老家实在是没法活了,我和你叔(滑县方言管父亲叫“叔”,母亲叫“婶”)也算是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没命了!”当时我的母亲已经被吓得神情恍惚,茫然地点点头答应了。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家是“贱民”,然而当外婆放出话来给母亲寻婆家时,前来说媒的人却络绎不绝。很多提亲的对象,不是这个村的支书,就是那个村的民兵队长。其实原由就是我的母亲长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极为贤惠。但是我的外婆对滑县这块土地早已恐惧万分,宁死也要把母亲送得远远的。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郑州拾破烂的老乡张大娘,由她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的父亲。那是一九六七年,我的母亲十六岁,我的父亲三十二岁。
◇ 批斗常香玉
家里确实是这个纷纷乱世之中的避风港,尽管外面风云变幻,但父亲每天足不出户,在家看书、睡觉,兴致来了就喝两口小酒。当时单位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旅社里租了间房子当办事处,每个月头父亲他们都到单位办事处领工资,日子倒也过得逍遥自在。就这么着在家里待了两个月以后,有父亲的郑州籍工友王××来找父亲,二人约好去街上看看热闹。
二人刚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半大孩子突然指着一个正在走路的中年妇女喊道:“她撕了毛主席像!”于是大街上素不相识的“群众”一拥而上,把那妇女打得躺在地上求饶,还申辩着:“我没有,我没有啊……”打了以后,人们四散而去,那个妇女躺了半天,挣扎着站了起来,扶着墙慢慢远去了。父亲再找那个可恶的半大孩子,可是早已不知去向。
走到德化街,又看到造反派在烧书,各种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父亲爱看书,于是挤过去看到底要烧什么毒草,发现里面竟然有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简直是莫名其妙。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拎着个塑料桶往书上倒汽油,另一个则点燃个纸捻子扔在书堆上。顿时烈焰熊熊,人类进步的阶梯化做缕缕青烟。旁边则是砸唱片、摔瓷器、烧油画的,随着此起彼伏的“砰、砰”、“咔、咔”的响声,无数珍贵的艺术品成为一堆废物。
又往前走了一会,碰到了造反派押着天主教徒、修女游街。郑州的天主教徒多系穷人,以养奶牛为生,按理说也都是劳苦大众。此时的造反派让他们牵着自己的奶牛示众,还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个牌子,上面写四个字:天主教徒。
走到一个单位门前时,已经快中午了。恰好里面由造反派押出来一批专政对象,脖子上挂着木牌,赤着脚在烤得烫人的柏油路上走着。其中一个女干部模样的人,身上被人糊满了报纸做的盔甲,胸前挂着两只破鞋。
等到他们走到郑州市百货大楼对面的河南省人民剧院门口时,看到门前人山人海。抬头一看,竟然是在批斗著名艺术家常香玉和她的丈夫陈宪章。造反派让他们两口子站在剧院门廊的平台上(注:河南省人民剧院建于五十年代,具有俄式建筑风格,门口有一排大柱子,柱子顶上是个平台),两人戴的大高帽足足有两米高,没办法戴稳,只好用手扶着。常香玉胸前挂着一个大木牌,上写:“大戏霸常香玉”,陈宪章胸前木牌则写着:“反革命分子陈宪章”。楼下,造反派正忙着烧常香玉的戏装、行头。当时的戏装不象今天的戏装那样,是由尼龙绸、塑料片制成的。那时戏装非常考究:布料完全用真丝绸,上面闪闪发亮的部分,都是用老鼠的筋或者很细的金线,一针一针绣上去的,价格十分昂贵。那些做工精细的蟒袍、凤冠、乌纱帽等东西付之一炬,实在令人惋惜。
常香玉是人们喜爱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她所唱的《花木兰》、《拷红》、《断桥》、《大祭桩》等在河南脍炙人口、妇孺皆知。常香玉是苦出身,而且她非常爱国,抗美援朝时期还曾经捐献了一架飞机。就这么一个有口皆碑的优秀艺术家,为什么要如此对待她?我的父亲看着汗如雨下的陈宪章、常香玉夫妇,陷入了沉思。突然,他想明白了——是嫉妒!批斗常香玉最积极的,就是那些跟她朝夕相处的同事。平时这些人没有她那样高的艺术造诣,看到她功成名就,心中妒火中烧,但在正常秩序下也只好忍着。如今碰上文化大革命,这些艺术上无甚成就的半瓶子醋们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嫉妒就是这样可怕,比仇恨要可怕得多。
◇ 河南文革的“三国志”
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自己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控诉“大跃进”和“信阳事件”搞起来的。在“大跃进”和“粮食关”期间,河南的领导人吴芝圃“左”得出奇,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老百姓恨在心里、痛在身上。其实,无论是河南的吴芝圃,四川的李井泉,上海的柯庆施,其“左”得出奇,根源都在上面。上面本来就需要忠实的、不具有任何独立思考的执行者,敢直言说真话的干部,如同彭德怀、周小舟之类,在双轮双铧犁事件、反右派、反右倾等一浪接一浪的运动中,早就反掉了。因此,河南人从对毛泽东的迷信出发,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记忆归咎于吴芝圃,等河南造反派一起来,就把当时已调到广东的吴芝圃给揪了回来,也算大快人心事。
郑州最早的造反派组织是郑州大学里出来的,叫“郑大联委”,得到了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支持,其头头就是在文革时期河南省大名鼎鼎的党言川。“郑大联委”联合了河南全境的大大小小七十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二七公社派”。刘建勋调走以后,代理省委书记文敏生反对“二七公社派”,一度把党言川等“二七公社派”头头们给抓了起来。文革初期我的父亲尚在东北,对郑州几个造反派分分合合的过程不太清楚,也懒得打听,但还是有所耳闻。反正到了一九六七年,郑州三大造反组织的形势有点像“三国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三足鼎立,后二者在河南省军区的支持下常常联合起来对付二七公社。当时的郑州市已被三者搅得地覆天翻、乌烟瘴气了,经常有武斗事件发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五月间,二七公社、十大总部之间武斗最为激烈、频繁。
从五月初开始,“十大总部”就派人将“二七公社”的人围困在一栋大楼内,断水断电,日夜攻打。可楼内的“二七公社”的人坚守不出。外面“十大总部”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硬是把大楼撞塌。先开始让吊车主司机撞楼,主司机是个老工人,知道这事的分量,于是他拒绝了。 “十大总部”的造反派打了他一顿,并高唱“革命的站出来,谁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于是他滚蛋了。他的徒弟年轻,革命态度积极,头脑一热主动请缨开吊车。攻进去后,把还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真的要就义似的。
后来“二七公社”死于武斗的人被自己一方埋葬在郑州大学校园里,并立上“革命烈士×××”的墓碑,文革结束之后就被炸掉了。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底,中央明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形势迅速明朗化了,“十大总部”作鸟兽散,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枪毙了,父亲在郑州街头看到过枪毙他的布告。接着成立了以一些老干部和“二七公社”头头们为骨干的革委会,局势渐渐才平静下来。后来,“二七公社”头头之一,大姨父所在单位的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头头申茂功在中共“九大”时还被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国棉六厂的工人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说申茂功长、申茂功短,仿佛是他们自己当了中央委员一样。
◇ 武斗——血洗戴子营
在家里放假好几个月以后,我父亲接到单位通知:单位派性问题基本解决,可以回来上班了。于是,我的父亲又返回了孟塬。回到工地才发现,单位内的武斗虽然解决了,但现在武斗成了枪口一致对外了,而且已经换成了真枪实弹。原来,是当地军分区支持铁Z局,要他们去攻打一个叫做戴子营的村寨。
戴子营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寨,甚至还有土城墙、壕沟,不知道为什么得罪了军分区和铁Z局。那天中午,单位里的工人民兵在军分区代表的暗中指挥下,手持半自动冲锋枪、手榴弹,向戴子营杀去。碰到这种事,我的父亲肯定是根本不沾的,但是他有几个熟悉的工友却去了。这些人回来时死了两个,几个受伤,剩下来的则把攻打戴子营的经历讲给了我父亲听。
那天他们乘着汽车来到戴子营时,村里早已壁垒森严,寨门紧闭。原来人家也有民兵,也有半自动步枪和土炮。外面人“嗒嗒嗒”往里面打枪,里面人则以牙还牙。这时穿着工人劳动制服化装成工人的军分区的参谋们,已经制订了调虎离山的计策,用大量工人民兵佯攻寨门,加强火力配置,造成寨门吃紧的假象。戴子营的人都是农民,哪懂战略战术,于是傻乎乎地一股脑往寨门那里跑。此时,已经挑选出来的铁Z局敢死队员们则从另外的方向悄悄翻过寨墙,进了寨内,来了个“敌群开花”。戴子营的农民民兵就以寨内房屋、院落作为堡垒,继续与工人民兵激战。我父亲的工友史××当时与另一个工友孙××二人一组,躲在街道拐角往前推进,孙××在前面,史××在后面。突然孙××一顿,接着往后踉跄退了两步,倒在史××肩膀上。史××连忙将其扶起抱在怀中一看,孙××腹部中弹,鲜血从的弹孔里直往外喷,只几分钟就断气了。另外死掉的一个工友是个学徒工,姓卢,那年才十八岁,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他是在翻越一堵院墙时被土炮轰死的。他母亲是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儿子。
经过大半天激战,到天黑时戴子营投降了,俘虏们被五花大绑地押送回铁Z局,还进行了审讯、拷打,又打死一个俘虏。是役,铁Z局的工人民兵死九人,伤数十人;戴子营的农民民兵死伤不详,但肯定比工人更多。死于武斗的九个人,后来都被埋葬在黄河大桥南岸的沙滩上,永远注视着大桥上南来北往的列车。
◇ 政治犯
当时,单位还组织工人们到陕西省华阴县参加了一次公审大会,当场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的有一个政治犯和几个刑事犯。公审大会是那个时代惯用的政治手段,以起到杀鸡骇猴的奇效。那一个政治犯是原孟塬收容站站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鲜(注:据说此人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朝鲜也因为跟苏联关系比较密切而被称作“朝修”,因此这个人对朝鲜人说,自己想去苏联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可朝鲜人把他的话做了笔录,连人带笔录一齐送回来了,因此犯了“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因为怕他喊口号,他还被用一种专门的铁夹子夹着舌头,由一个解放军牵着。类似处决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分流行,后来张志新处决前被割了气管。其他刑事犯则没有这个“殊荣”。后来不久,父亲工地附近村子镇阳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因为刚在学校学会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写有“毛主席万岁”标语的墙上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 走,不知所终。
当时单位里有一位叫王××的女工人,不知道为什么,她的一本《林彪语录》少了一页,竟然被人给汇报了。造反派审问她,她也说不清楚。当时,有个跟她不对的人私下向造反派告发,说看见她用《林彪语录》擦屁股。于是王××被遣送农村改造了四年,直到林彪“九·一三”折戟沉沙,才把她给放了。
◇ 崇拜芒果 那个高高在上的太阳,经常发出一些“最高指示”。不知为什么,这些“最高指示”总是要等到深更半夜才传达到父亲单位。于是,人们不得不从睡梦中被叫醒,迷迷糊糊地敲起锣、打起鼓,有时还要燃放鞭炮,在举着大红纸写的“最高指示”的造反派头头带领下游行,以显示革命群众的伟大力量。
在孟塬时有一次,游行是因为听说“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毛主席他老人家完全可以活到一百五十岁,甚至更长”这个特大喜讯。当时半夜起来先是在工地折腾了一阵子,又觉得这个喜讯实在是太重要了,几个头头凑到一起一合计,打算到几十里外的陕西省华阴县去游行庆祝。等大伙浩浩荡荡、敲锣打鼓坐汽车来到华阴县时,当地已经庆祝过又去睡觉了,街上一片漆黑,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听到锣鼓声声,只有一个人从一间商店里探出脑袋来往外看了看,旋即把门关了。见此情景,大家只得悻悻然地回去了。而这次庆祝活动的主角毛主席,也并没有和喜讯上说的那样活到一百五十岁。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半夜起来传达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的最高指示。虽然这句最高指示让人听着感觉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反正只要是毛泽东说的话,理解的要庆祝,不理解的也要庆祝,在庆祝中加深理解。文革结束后才知道,这句最高指示竟然是毛泽东批评自己老婆江青的。
在他老人家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芒果之后,又兴起了“芒果崇拜”,全国到处都充满了用蜡做的假芒果,人们就对着这些假玩意顶礼膜拜。在铁Z局,由于没人会使用蜡做芒果,就有心灵手巧的木工用木头雕成芒果的样子,再由油漆工上色,供人们崇拜,倒也惟妙惟肖。
◇ 彻底的无产者 因为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奴隶的子女自然也是奴隶,所以我的姐姐也是农村户口。当时,我的父亲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大约是六十来块,按当时标准说已经比较不算低了。但是父亲所在的铁Z局是流动单位,经常需要外出吃饭,无形中多了很多开销;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强行扭送回农村,父亲帮她安家欠了三百元外债,每月都需要还债;祖母回到郑州以后,花钱依旧大手大脚,经常请人帮着写信要钱,还时不时地发来电报,谎称自己“病危”,实际也是要钱。我父亲孝顺,一接到电报就六神无主、长吁短叹,赶紧跑回郑州去,这么折腾着,也花掉不少钱。此时,家里又添了两张吃“高价粮”的嘴,日子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求生,我的母亲背着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红薯,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运气不好时,曾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但我的母亲为了这个女儿,自己豁出去了,爱游街就游街,爱斗争就斗争;不过,有时运气好,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
离父母所在的工地十来里地有一座山,山上农民种了一片红薯地。红薯收割完毕以后,我母亲就拿了一把铁锹,背着我姐姐上山挖红薯,每天挖不到几个。由于山高路远,我母亲每天爬山走路,腿都肿起来了。那天我母亲背着姐姐一瘸一拐地刨红薯时,正好有几个农民在犁地。我姐姐当时在母亲背上睡着了,母亲低下头刨一下,姐姐的头就顿一下。那几个农民见状,也觉得可怜,说道:“娃儿呀,俺们可真没想到你们当工人的还这么困难,你那么刨,刨一天也刨不到几个红薯,这样,你跟在我们后面,翻出来的红薯你就捡着。”母亲一听,就跟在人家后面,一天居然捡了几十斤红薯,背了十来里地回家,还挺高兴。
此时我们的家庭,用“彻底的无产者”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当时全家三口住在父亲用木板和油毛毡钉成的简易房子里,用枕木锯成大大小小的木墩子埋在地上充当桌椅板凳。当时的卫生状况也非常差,臭虫遍地,晚上咬得人根本无法睡觉。臭虫这东西,今天的人们多已见不到了,但那时却非常普遍。臭虫是一种菱形的寄生虫,专门靠吸人畜的血过活,未吸血时呈扁平状,吸饱人血之后,则像人指头肚子似的圆圆鼓鼓。
◇ 咄咄怪事
丰沙线靠近北京,因此我父亲偶尔也利用星期天带母亲到北京转转。一天,他们俩到颐和园去玩,转到了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筑的石舫时想上去看看,却被公园的管理员拦住不让进。父亲抬头看见石舫上面有几个外国人在游览,于是就问:“我看到上面明明有人嘛,怎么就是不让我们进呢?”工作人员回答说:“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踩来踩去,石舫早就垮了。”对这件事,我父亲一回忆起来就很气愤,说:这不是“华人和狗不得入内”的翻版吗?改革开放后,颐和园的石舫也对普通老百姓开放了,也并没有见被踩垮。
那个年代的标语口号也算一绝。那年我父亲他们路过长治市,在附近农村的墙上看到这么一个大标语:“肝脑涂地学大寨,开肠破肚赶昔阳”。我父亲当时就想,妈的,要学大寨你就学呗,干吗非要弄得血淋淋的?今天,我也看到过一些地方农村的墙上,写着诸如“一胎生,二胎扎,三胎四胎,刮!刮!刮”之类血淋淋的标语。每当此时,也不得不感慨历史还在延续。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苏联前领导人赫鲁晓夫逝世。我的父亲从一张《人民日报》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看到这么几个字:赫鲁晓夫死了。当他看到这则“爱憎分明”的标题时,一方面为赫鲁晓夫这位解放者的辞世感到有一些难过,另一方面禁不住产生出一种对当时统治者异常的厌恶情绪,并打心底里嘲笑着他的狭隘与无聊。后来到了一九七五年,当蒋介石去世时,《人民日报》仍旧如法炮制,又刊登了一条标题叫《蒋介石死了》的消息。
当时的统治者对学文史的人特别不放心,文革第一个受迫害的对象,就是历史学家、《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轻文史,重理工,有“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因此,当时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很多人缺乏起码的文史修养。一次,我的父亲和他的几个工友,以及一位大学毕业不久分到铁Z局的刘××工程师一起到故宫去玩。一个工人问道:清朝的皇帝姓什么?刘工程师回答道:姓康,康熙么。我的父亲说不对,姓爱新觉罗,他竟然还不信。
◇ 援建坦赞铁路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人民虽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统治者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七十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一万多个纪念碑、三万座碉堡(注:当时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才二百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除了“明灯”以外,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注:这个政权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的短短三年之内,消灭掉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越南、朝鲜……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Z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一千八百六十公里,全部由中国出钱、出人一手建成。这条铁路大部分位于坦桑尼亚境内,沿线遍布高山急流、森林峡谷,到处不见人畜炊烟、惟见毒虫猛兽;更可怕的是当地疟疾流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比如说萃萃蝇,人一旦被它咬了就会总是昏昏欲睡,再也无法苏醒。铁Z局的工人们到了以后,因为没有条件运输施工设备,只得从位于坦桑尼亚境内的起点站开始修路,修好一段就往前挪动一段,工程浩大,条件艰难,前前后后修了将近十年才最后完工。
坦赞铁路据说是到现在为止我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全线建筑桥梁三百多座,火车站九十多个。为了修建这条铁路,有六十多个工人献出了生命。如今这些工人埋在异国他乡,据说现在连坟墓都无人打扫。一次无偿援助人家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已经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国力承受能力,因此当卡翁达(当时的赞比亚总统)和尼雷尔(当时的坦桑尼亚总统)向我国提出这项请求时,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赞成。不但是中国人难以承受,就连国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拒绝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领导人的援助请求。于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跑到中国来,对伟大领袖说了一番恭维话之后,伟大领袖一言九鼎、语惊四座:“这条铁路投资不过才一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话虽这么说,真等到动工修建,才发现实际的总投资远远超过了预算,总计达二十亿元人民币(当时的币值),相当于三百三十三万中国工人一年的全部收入总额。
那时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虽然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红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亲自然没有份儿了。就是这些“根正苗红”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处在民兵和政工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些工人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趣闻:当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别懒,没有任何储蓄观念——一句话就是还没开化。当地的工资是每天下工时发放的,黑人白天干上十小时活,晚上发工钱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个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离去;很多黑人工人连房子都没有,就用芭蕉叶加树枝搭起个窝棚睡;白天再去干活,午饭没钱买就爬到树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么果实,用火一烧就吃。坦赞铁路修好之后移交给当地人管理,但其管理却始终混乱不堪:列车经常晚点,事故接连不断,运量严重不足。中国不但要援助修建这条铁路,而且之后的三十年里还要不断地援助他们更新设备。这条铁路修好之前,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修好三十年以后,仍旧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这些“亚非拉人民”为什么总是处于贫穷落后之中,光归咎于“帝国主义掠夺”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那个时代国内修建各类建筑时也要讲阶级路线,讲“无产阶级审美观”,只准修那种呆板、灰暗的“火柴盒”,不许修带有“资产阶级美学”倾向的华丽建筑。因此当时铁Z局在国内盖的那些火车站不管大小,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千篇一律。那些学建筑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国内不敢搞创新,一个个憋坏了。到了坦桑尼亚以后,人家不搞“无产阶级审美观”,于是这些设计师们如同鱼儿游进大海,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铁Z局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了九十多个火车站,一个车站一个样子,没有一个风格是雷同的。缤纷别致的建筑令铁Z局的工人们大开眼界,很多人都回国多少年了还赞不绝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报纸早就公开报导,早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可咱们国内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后,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秘密召集起来到森林深处开会传达,还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实别说去开会的,连没开会的哪个不知道呢?那时就是这样,什么都要“保密”,什么都算秘密,统治者就是靠这种无处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盗铃来维持自己统治的魔力。
后来,这些工人回国时,也往国内捎了很多东西,竟然是……中国产的白面。因为当时山西省的细粮供应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比世界上最穷的坦桑尼亚还糟糕,而且还必须要凭票才能买到。坦桑尼亚是不用凭票供应的,于是很多工人把出国当成了买细粮的绝佳机会,把全部收入都买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于连很多非洲朋友都很奇怪地问:“你们不是还援助我们吗?怎么还往回捎这些东西?你们应该不缺粮呀!”这种现象严重地抹黑了当时中国的“胖子”形象,于是后来政工人员专门向工人下达了命令:严禁捎白面回国,违者一律没收白面,并给行政处分。等“革命”闹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你再唱什么高调、再玩什么把戏,再自欺欺人地谈论“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的人民”,再自暴自弃地提什么“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没几个人会真信了。
◇ 偷听敌台
到了一九七五年,由于父母辛苦的劳作和省吃俭用,渐渐地家里稍微宽松了一点,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买了一台“春蕾”牌收音机,用来偷听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由于“收听敌台”在当时是能够吓死人的弥天大罪,因此我的父亲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躲在被窝里抱着收音机搜索。听完之后还要赶紧把收音机调到别的频段,以防万一被人发觉。当时的统治者虽然用尽一切办法把老百姓与世界孤立开来,但还是百密一疏,给老百姓留下了这个了解世界的小小缝隙。现在,朝鲜的金氏父子显然吸取了经验教训,把所有的收音机都弄成只能接收一个频段。 有一次莫斯科电台播放了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播音员说:“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我们知道,你们被剥夺了享受艺术的权利……”当时还有一个“火花”广播电台,每次广播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头,并对“导师”和“四人帮”进行讨伐。父亲猜测这是一个有军队背景的秘密电台,因为每次广播时间都很短,几分钟念完一篇文章马上静默,播出时间也不确定。
当时我国正在“批林批孔”,于是国内的广播内容全部都是“批林批孔”的:“文艺栏目”广播文艺战线批林批孔,“农村节目”广播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军事节目”广播解放军指战员批林批孔,甚至连“少儿节目”也居然是“红小兵批林批孔”,正可谓“无所不至,无孔不入”。一位“红小兵”在广播中煞有介事地念叨:“听到林彪宣扬克己复礼,我们红小兵的肺都气炸了!”我的父亲后来嘲讽说:那还穿着开裆裤的红小兵们,明白什么叫“克己复礼”吗?
当时的各种报纸,也是“满纸荒唐言”,成天除了什么“儒家”“法家”以外,就是诸如“拉美一位农民说:毛泽东思想鼓舞着我们进行斗争”、“非洲一位工人在得到记者赠予的毛主席像章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当时没有穿上衣,这位工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肉里。记者问他疼不疼,这位工人流着眼泪说:只想到毛主席的温暖”这一类的“新闻”。天天如此,不是“非洲的一位工人”,就是“拉美的一位农民”。莫斯科电台对此嘲讽道:“这种只敢说‘拉美一位农民’之类的新闻,无名无姓,地址只能精确到一个大洲,让人们连最起码的核实都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新闻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
◇ 强弩之末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本人的打击是很大的,从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这短短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就两度中风。本来文革初期毛泽东还能畅游长江,给人一种至少可以再活好几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毛泽东就成为一个整日流着涎水、只能依靠别人搀扶着走路的耋耄老人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已不象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充斥混乱局面。文革最乱的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这些年,因此民间也有“三年文革”一说。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文革”主要表现在上层人物的权力斗争,广大老百姓已经闹够了、乱够了,因此再也不怎么积极参与,而是忙于解决更为窘迫和直观的生活问题。当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的时候,尽管上面的人摇唇鼓舌、不亦乐乎,但剃头担子一头热,工人阶级已经实在没有兴趣再折腾了。
当时单位也安排政治学习,但都安排在上班时间。大家嘻嘻哈哈地凑在一堆,互相之间开着玩笑,谁也没真正学习一下文件精神。有时,领导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就干咳两声,说:“安静啦,安静啦,来,念段报纸。”于是乎就念一段报纸,随后领导就宣布:“好啦,散会!下去深刻体会!”于是“政治学习”就算结束了。当时单位也有个“工人理论小组”,经常在《铁路工程报》或者《工人日报》之类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们的捉刀代笔之作;忙于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的。
文革期间,铁Z局机械厂的每个车间都有一个“红宝台”,毛泽东的标准像悬挂在墙上,下面是漆成红色的木桌,桌上摆着几本毛泽东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下午下班要“晚汇报”。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离县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远而天天迟到。于是,他每天都在毛泽东像下低头认罪,口中还念念有词:“毛主席,我今天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迟到了,于是又低头认罪:“毛主席,我今天又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还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红宝台”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再去“汇报”和“请示”了。
那时还常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贫下中农上台控诉血泪史,要大家牢记阶级恨、不忘血泪仇。可是铁Z局机械厂工人大多数是东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农,家底比较殷实,贫农和当过地主长工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工人员费了好大周折,才找来了一个五十多岁、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工人周××来忆苦思甜。会前,政工人员事先已经为他编好了台词,还规定只许回忆解放前的苦、不许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等等。但这位老周同志太实在是老实了,性子又特别倔强,偏要实话实说。因此,当组织者问:“地主给你吃啥?”他照实回答说:“苞米面大茬子,有时吃粘豆包。”下面顿时有些窃窃私语,因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启发他:“地主是不是总不让你吃饱?”老周回答:“哪里的话!从来都是管饱吃,不吃饱咋干活呀。”主持人一看,连忙又问:“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说:“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觉得味儿不对了,又问:“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儿子吃啥?”问到这里老周来了精神:“他们吃得不行,总是吃苞米粥加点咸菜,吃不上粘豆包。”这时下面已经是一片喧哗了,主持人也觉得口里发干,于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过年吃啥?”老周回答道:“过年能吃猪肉炖粉条,还有粘豆包。”接着,老周不等政工人员开口,又主动发挥说,东家不但一直对他好,而且还给他做媒娶了个媳妇。听到这里,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了。政工人员一看,连忙训他:“行了,行了!没问你这个!”老周一脸疑惑,说:“不是你让我来说的吗?”此时,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肚子疼,主持人只好请老周回到座位上,尴尬地总结说:“虽然……地主给老周吃粘豆包,还给他找媳妇,但是……这也是地主阶级的阴谋诡计,是为了麻痹老周以便更好地剥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现在,大会结束!”从此老周有了个绰号叫“粘豆包”,名扬全局。
除了老周以外,铁Z局还有一位叫王宝成的炊事员,解放前给地主喂过猪,解放后则给公家喂猪。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宝成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猪娃在猪圈里冻得瑟瑟发抖,于是生了怜悯之心,把那些猪娃抱进自己的被窝里。这事被《铁路工程报》的记者知道了,赶紧来采访他。问了一些细节以后,记者还要引导他的阶级情感,就问:“那以前你给地主喂猪时会不会这样做?”王宝成说:“那当然了,地主的猪娃也怕冷。”那个记者一听,也就不报导他了。
统治者的政治衰败还表现在工人之间相互称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们总是互相称呼“同志”,表现出一种为了某项远大理想共同奋斗的愿望。到了七十年代,人们间私下的称呼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毫无任何政治意味的“师傅”。铁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个人,互相之间私下以“同志”相称了。假如有谁私下称呼别人“同志”,那么被称呼为“同志”的那个人不是觉得这人有毛病,就是觉得这个人准备找自己的碴。因为,那时侯假如要对谁进行批评或者组织处理时,领导总是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人称呼为“同志”,说“×××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文革后期,“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号召各级干部“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所谓“白天一把锁”,就是指干部白天下基层、蹲点;所谓“晚上一盏灯”,就是干部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地办公。这种貌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人当成人来看待,能做到这样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会被真正执行。当时我父亲见到的干部们,白天办公室确实是“一把锁”,但都在家里呼呼睡觉;晚上也确实是“一盏灯”,但都是几个人凑在一堆打扑克。一九七六年我父亲他们出去汇演,到了附近的榆社县革委会、还有好几个公社,每到晚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干部们都无一例外地在里面打扑克,还声称在学习“五十四号文件”。当时也不兴赌钱,输了的要么钻桌子,要么脸上贴纸条,要么头顶洗脸盆。他们还在一些平原地区看到一些土堆起来的“人造梯田”,是“农业学大寨”时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劳民伤财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这也算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来势汹汹、席卷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时,的的确确成了强弩之末了。
◇ “七五·八”洪灾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一九七五年八月发生的“七五·八”水库垮坝事件,可以说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开始,形成于太平洋上的第三号台风移至河南西南部淮河上游一带。台风带来了超强降雨,从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的短短三天时间里,降雨量竟然达一千六百毫米,超过了该地区年均降雨量的两倍。
这次暴雨发生之前的几个月,恰逢当地持续干旱,因此当八月四日下雨时,各大小水库都开始蓄水。由于雨量太大,水库又只蓄水不放水,导致水位转眼就超过了警戒线。当水库的人们惊慌失措地去开启泄洪闸时,却发现铁闸早已锈死,无法泄洪。结果,到了八月八日凌晨,当下游的人们还处于睡梦之中时,板桥水库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发生漫顶、溃堤。霎时间,滔天洪水如万马奔腾般倾泻而下,几十米高的水墙将沿途的村庄、房屋、人畜一扫而光,漯河、西平、遂平、临泉、新蔡、汝南、平兴等七个市县被水淹达数米深,共有二十九个县市受灾,涉及一千二百万人,造成了惨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垮坝后,在炸开下游蓄洪区堤坝分洪时,也因时间仓促没有通知蓄洪区内的群众转移,再次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然而,当时全国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形势下,对这次特大洪灾的详细情况却没有给予公开报导。查找当年的报纸,也只能发现几段关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慰问河南省军民》和《河南省军民奋力抵抗洪水灾害》之类的报导,给人的感觉是似乎那里有水灾,但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死亡人数,现场惨状,则一律绝口不提。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惯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可以对别的国家发生的灾难或幸灾乐祸,或慷慨解囊,独独见不到自己国度里的灾难。
我的大姑父作为《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乘坐河南省军区派遣的直升飞机飞到了灾区上空。当时洪水已渐渐退去,飞机飞行的几个小时之内的范围之内,大地上所见满目疮痍,村庄荡然无存;水面上漂浮着人畜的尸体,以及箱子、木板等家什;在一洼一洼如同湖泊大的水边上,则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白花花的、淹殁者的尸体,浸泡在水里;那些露出水面的大树上,全都爬满了绿头苍蝇,黑压压的,把树枝都压弯了。
如今,“七五·八”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滔天的洪水,至今却还是一个迷。民间对死亡人数的争论从未停息,从一万人、十万人到三十万人的说法都有,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官方机构,去认真地调查一下当时究竟死了多少人。
◇ “公物还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伴随着对政权的厌恶和失望,铁Z局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那么大公无私了。那时,车间里偶尔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着给自己添置家当。好在车间里木料、钢铁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于是大家每天打柜子的打柜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发的做沙发。连那些做沙发用的弹簧,都是心灵手巧的工人们自制的。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等东西。当时也没多想,现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卖破烂挣点钱。后来才知道,这种现象在当时居然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公物还家”。铁Z局内普遍的枕木、铁轨、各类工具就不必说了,几乎家家都有;有几家东西特别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几百个上海产的“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拆开拿出铜丝去卖;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铲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锈钢板做的,我们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动;还有一家,则用无缝钢管当柱子盖棚子。这些偷来的东西就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没人管,因为领导们自己也并不干净。
盗窃公共财物的风气,逐渐地成为了一种人们看来非常正常的事情,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没有被刹住。领导蚕食鲸吞,工人小偷小摸。无论是多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的蛀蚀。无数国有企业,就这样被慢慢地被偷盗一空,千疮百孔。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讲效益利润。于是乎这些空壳企业的问题终于大面积地暴露出来,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和工人下岗失业大潮。统治者前面搞即兴试验,成功了算人家的功劳,失败了算人家交了学费,酿成的苦酒却要老百姓来吞下。
假如不考虑一贫如洗、物资匮乏、吃不饱饭这几条,那么当时工人们上班倒也还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四岁刚记事的时候,常随父亲一起去单位上班。通常在点个名以后,就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躲在树阴下乘凉,把报纸撕成细条,卷进散烟叶抽。要么海阔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么用石头子在地上画个格子,下“十八子围老虎”棋。还没到下班,工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从单位偷回家的各种物品。
◇ 短缺时代
如果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政治迫害、户口歧视之外,还有什么让人刻骨铭心的,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对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轻人除了缺钱,感觉不到什么物资的短缺。是的,最珍贵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东西,平时人们只看得到金银珍贵,但没有人去多想,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和到处流淌着的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才最珍贵,如果没有空气和水,多少金银都是无用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基本生活物资的短缺是家常便饭,影响到了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当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当别论)。为此,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专门研究了这种现象,还写出了一本《短缺经济学》。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长12.5%”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我国人民的生活仍然极度贫困。当时的粮食供应是根据不同工种来的,重体力劳动如铁工、木工就多一点,脑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的就少许多。当时我父亲定量是四十五斤,母亲只有二十多斤。供应的粮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粗砺得难以下咽的玉米面和高粱面,故而吃上一顿纯粹由白面做成的馒头,都成了很多人家难以实现的梦想。副食供应更差,每人每个季度定量仅供应肉五两(二百五十克),食用油五两。不但粮食和肉类和食用油要定量,连布、糖、蛋,甚至豆腐……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应。而农村户口的家属,却是连这一点可怜的供应也是没有的。
时至今日,我常看到有少数人回忆以往毛泽东时代“幸福生活”时还经常念叨说,那时猪肉几毛一斤,粮食几分一斤,没有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乍听起来确实感到挺便宜。可这些人独独“忘记”了,这个价格只是理论上的价格,或者说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价格。因为,当时只是按定量供应发放票证,如果没有这小小的票证,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些东西。而一个月一两、二两的猪肉配给,不到一两的食用油,如何满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当时中国老百姓不仅收入低,而且就这么可怜的收入也并不能购买到可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用品,这为以后发生通货膨胀早已打下了基础。
近一些年以来,随着对出版控制的放松,一些能够真实反映中国老百姓真实生活情况的统计数据被披露出来,下面我就摘录一段: 一九七六年,人均占有粮食381斤,低于1952年395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食用油为3.2斤(平均每月2.66两,每天0.88钱),低于1952年(4.2斤),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9斤;棉布23.6尺,低于1956年(25.9尺),比最高的一九五九年低5.6尺。人均住房面积,则从1952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3.2平方米。(资料来源: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一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看到这些少的可怜的数据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当时中国这个官僚队伍庞大的国家里,身居高位的官僚们,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几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给份额,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东西比这些统计数据反映得还要少。这就是那个时代经济“每年增长12.5%”的真相。
铁Z局作为一个大企业,是工人阶级中排名最靠前的“铁老大”,特别是与当时特别短缺的铁路运输方面关系密切,单位也有不少运输汽车,因而在物资供应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单位好得多的待遇。当时,单位有个供应段,专门有采购员在过节之前从外地运来一些生活物资,缓解物资匮乏的情况。有时从东北运来一些大米,有时又从四川运来一些猪肉,有时又从青岛运来一些带鱼。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竟然运回了价格昂贵的鲳鱼。那时还很少听说什么冰箱冰柜,因此生鲜猪肉一般过年天冷的时候才会有,物资运来以后,往往是先按记账方式分发,等节过了以后才挨个收钱。每当当地老百姓看到铁Z局发放物资时的热闹情景,无不嫉妒得要死。
一九七六年,随着大刮“批邓”风,国民经济又开始下滑,特别是交通运输不畅。体现在老百姓那里,就是物资供应极度紧张。一九七六年元旦,太谷县街上竟然没有一处卖肉的。除夕下午,我的父亲和几个工人在街上转了一大圈,无功而返。想着过元旦家里却没有一丁点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几个工人郁闷地回家去了,我的父亲不甘心,又来到处机关院内。一走进处机关大院,就发现一大群人围在一辆解放汽车旁,人声鼎沸。原来,供应段刚刚从外地运回了一车猪头。我父亲一看人太多挤不进去,就对卖猪头的工友任××大喊一声:“老任,帮我留个猪头!肥一点的!”任师傅是父亲的老相识,听到以后就从车上挑了一个大猪头,放在自己柜台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亲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里,正看到我的母亲坐在家里发愁:快过节了,什么食品都没有。此时一见父亲提着那一个猪头回来了,顿时非常兴奋,一家人算是过了一个有肉的元旦。
到了一九七六年春节,我父亲为了买上定量的二斤豆腐,从早上四点排队一直排到下午才买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队买肉……买回的都是瘦肉,因为肥肉都被“走后门”的人买回去了。有人肯定会惊奇地问:卖给你瘦肉还不好?我就喜欢吃瘦肉啊!不过,那时的人们既缺肉、又缺油,喜欢买肥肉解馋或者炼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卖肉的、卖豆腐的,简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人人都得向他们陪笑脸以巴望能弄点肥肉解馋——然而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最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恶劣的服务态度让人难以忍受。文革时期随着物资的长期短缺,“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后来发展到“不正之风”,又发展到今天的腐败。如今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吃惊地说:“人的适应性可真强,当时那么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当时就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头排十几个小时的队?”
尽管有人说文革是为了“整腐败分子、特权阶级”,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照样有腐败分子、特权阶级,而且为数不少。虽然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与今日腐败分子、特权阶级同日而语,但是与当时的普通工人相比,干部们的生活就是强得多。那时的白糖异常紧俏,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的父亲就曾亲眼见到,单位头头们家里的白糖放得时间太久而变质,竟然被白白扔掉。此外,头头家里还有不少上海产的巧克力奶糖、麦乳精、名烟名酒等等,这在普通工人家里是根本见不到的。
不仅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时间里,全国一度“八亿人民八部戏”,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文艺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尔有几部文艺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贯穿“两条路线斗争”,无论是描写大庆油田的,描写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还是描写农村的,除了环境变变,情节、人物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我在上大学时候,买了学校处理的图书馆藏的几本书,其他几本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长江大桥》。这几本书尽管描写的事情不同,但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却是一样公式化:一个存在糊涂认识的老革命,一般担任正职;一个苦大仇深的造反派,虽然不担任很高职务,但革命路线站的稳,在工人或农民里威望很高,一呼百应;一个走资派或者阶级敌人,一般担任副职,副总指挥、副厂长之类角色,总是搞破坏,甚至执着到了冒着生命危险搞破坏的变态程度;一个头脑简单的革命群众,特别容易被坏人蒙蔽,被教育后又幡然悔悟,又变成特别坚强的革命战士。这类“文艺作品”情节大体相似:阶级斗争特别复杂,坏人隐藏很深,除了火眼金睛的造反派以外谁也识不破,造反派觉得困难时都在半夜学毛著,学着学着豁然开朗,于是往往站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窗外万家灯火”。结局千篇一律:坏人想尽办法破坏,最后狗急跳墙,结果被造反派带领革命群众抓个现行;老革命受到教育,头脑简单的群众获得成长。人物也没有个性,只有“好”与“坏”的面具和标签。
◇ 也有值得怀念之处
不过,那个时代治安倒是很好。一九七六年春节期间我们家两次遭了盗窃,小偷别的什么都没动(不过,除了那台收音机以外,当时也是一贫如洗的我们家也的确没什么东西值得偷),只偷走了放在桌上的两盘饺子。虽然父母为这两盘饺子的丢失也心疼(那可是来之不易的细粮和肉啊!),但想到那个小偷定是家里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才会铤而走险的,因此反而可怜起他了。另一次,小偷在大年三十晚上偷走了家里挂在外屋的一块肉。那个小偷定是个走投无路的老实人,当时家里买了两块肉,一块大一点,新鲜一点;另一块小一点,不太新鲜了。山西冬天外边冷,屋里暖和,为了保鲜就把两块肉挂在冷一点的外屋。小偷只拣那块小一点的肉偷走了。我父母发现后,不但不骂那个小偷,反而感叹,那是一个好人。
我三、四岁时父母每天上班,就把我和姐姐锁在家里。那时也没什么防盗网、防盗门,调皮的我就把窗户玻璃上的钉子拔下来,跑出去玩。姐姐不敢跑,我就独自上街。有一次我自己跑到离家好几里外的电影院去,人家不让进,我就在门口玩起来。等到中午父母回家不见了我,急的发疯,全城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后来邻居跟父母说我临走时跟他们说了句“影影”,于是父母猜我会不会跑到电影院了?等心急火燎地到了电影院,看到我正在和几个小孩坐在地上玩呢!还有一次,父亲跟母亲说要随单位文工团去“七五三”兵工厂调演,他们说话时我听到了,知道又可以吃上些肉啦,就自己跑到去那“七五三”兵工厂的必经之路旁等着,等到父亲单位的大客车来到这条路上,大家异常惊讶地发现了我,于是我就上了车,吃上了一顿大肉——当今,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让自己的小孩这样单独行动。
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值得留恋的地方,比如说公费医疗。七十年代,父亲的一名姓赵的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转送到北京的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一直到痊愈。还有一位段姓工人,一九七二年因为肠癌被送到上海铁路医院,开刀后截去了一段肠子。但是由于肠道缩短而导致吸收很差,人饿得不成样子。后来单位又把他送到上海铁道医院,植入了一段动物肠子,手术很成功,至今还健在。还有一位姓苏的工人,一九七六年脑部因绦虫孵化而导致腹水压迫视神经失明并经常性昏厥,转至上海铁路医院植入永久性水泵(国产),抽出腹水后眼睛复明,一年后水泵坏了,又送到上海铁路医院植入美国进口的永久性水泵,健康存活了十七年,也是分文不收。
虽然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农民没有公费医疗,但当时的医疗费用是非常低廉的,一个感冒之类的疾病,一两块钱就治好了。而且那时医生的职业道德非常好,例如我的姐姐出生时我母亲难产,那样的情况医生也不用产钳(用产钳容易导致胎儿畸形),而是慢慢地用宽布带子一点点往下勒,前后折腾了好十几个小时。结帐时,仅仅花了十二块钱。此外,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医院也是先救人,再收钱,有些确实没有钱的,也就算了。那时的人们尽管穷,但很少有从事坑、蒙、拐、骗、抢的。因此,建国后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从三十五岁提高到六十七岁,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经济建设搞得不错,但人均寿命却基本没有提高,甚至已经不及斯里兰卡等贫穷国家。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再看看“医疗产业化”的今天:据《××晚报》报导,一位七岁的小男孩三年前由于阑尾炎引起的肠粘连而动了造瘘手术,将其两截小肠留在体外进行排泄引流。由于无钱进行第二期手术,三年多来,小孩的肠子一直挂在体外!看了这个报导,不知读者有什么感想。我本人可以断言:我刚才列举的三位普通工人,如果在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可以幸存下来,因为他们和这个小男孩一样,没有钱。——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存状况,一些人反而又怀念起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 编造新闻
前面提到过,我的父亲参军以后,就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转业后又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乐。以后虽然当了工人,但在音乐方面水平还是有的。因此,我的父亲就被吸收参加了铁Z局的宣传队。此时的中国,正在刻意营造“莺歌燕舞”和“形势大好”的氛围,来证明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胜利的、必要的。各个大企业、机关、学校、厂矿、军队竞相办起了宣传队,每天唱来跳去,营造歌舞升平的气氛。
在那一段,我的父亲还被安排参加拍摄一条假新闻。那新闻的题目叫做《铁Z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文艺工作搞的好》。我父亲在这则“新闻”里边,装扮成一个到群众中采风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突出气氛,那个记者让我父亲穿上借来的一身中山装、弄副眼镜戴着,尽管当时我父亲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花。此外,我父亲还必须背着手风琴。拍我父亲从面包车里下来的镜头连续拍了好几次:每次下来,和“群众”握手;由于记者不是很满意,于是父亲一行重回车上,再下来,再和“群众”握手……直到记者满意为止。本来父亲和扮演“群众”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还得假装成不认识。接着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交谈的镜头,根据记者的安排,父亲必须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断地边听边记,还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其实父亲完全是胡写乱画,而“群众”则对父亲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据记者的安排,张嘴就行了,解说员早就定好怎么解说了。后来,单位还组织工人收看这则“新闻”,扮演“主角”的我父亲去都没去。这就是中国“新闻”的真 实面目。 ◇ 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四人帮”乘机翻云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达到极限,暗暗积聚着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细流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汇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说“不!”尽管后来这场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它宣告了离“四人帮”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这场运动中,铁Z局的工人阶级冲在了最前列。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声讨“四人帮”的檄文《扬眉剑出鞘》,就是出自铁Z局建筑处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正在北京探亲的王立山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贴出了那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被亿万中国人民传诵的檄文,引起“四人帮”的阵阵恐慌。他们把该诗列为“四五”事件中的“001号反革命案件”,可见这把锐利的长矛,确实刺痛了“四人帮”的要害和心脏。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深夜,发生了二十世纪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强烈的摇动中,连太谷县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强烈。强烈的震动把父母惊醒,他们迅速抱着我和姐姐逃到了户外,然后父亲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贵的收音机抢救出来。不过,这次震动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房子也并没有倒塌下来。不久,太谷县医院里转来了一些地震中的伤员。接着市面上谣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个活人”,“地裂缝把整个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全弄成了惊弓之鸟。唐山大地震时,我已经依稀记事。那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全县的地震警报就发出“呜,呜”的鸣响,此起彼伏。当时,谁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着被褥、椅子坐在远离高大房屋的旷野。那时虽是夏天,但到了夜里还是感觉颇冷,我父母抱着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胧中我记得邻居家的大哥哥,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穿着军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对着我。不仅是太谷县,当时整个北方,人们都露宿街头。后来,我的父亲找到了单位一辆报废以后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车,每天晚上,父亲都把那台收音机用棉被包好放到床下,然后全家人步行几里地到那辆破吉普车里睡觉。
唐山大地震隐隐露出了经历“文革”洗礼之后,中国人道德沦丧的苗头。地震发生之后,有很多人不是去抢救伤员,而是忙着摘取死人身上的手表;在地震中倒塌的商店中的的物资遭到抢劫,不仅是粮食、衣物,连跟救灾一点关系都没有自行车、缝纫机也被抢走。附近郊区的农民,更是开着拖拉机,成群结队地进城趁火打劫。还有一些人,趁机浑水摸鱼,乘着人们无衣物遮身敝体大肆强奸。经过了几十年的“仇恨教育”,中国人淳朴善良的本色被一点点夺去,变得异常残忍而冷酷。
一九七六年九月,全中国大街小巷,突然间同时响起了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一天,我的母亲正领着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线材厂走,猛然听到哀乐和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当时,我母亲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他老人家”死了?难道……他这样的人也会死?于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这不是在做梦。以后半个月里,街上到处挂满了是白花,到处是戴黑纱的人。当然,我的母亲、父亲也戴了,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敢不戴。
我的母亲带着我参加了太谷县手工业局工会组织的毛泽东追悼会,会场设在离线材厂不远的太谷县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记得当时电视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宫、以及躺在花丛中的毛泽东。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拍着小巴掌哈哈地笑,于是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来,整个会场数我的哭声最响。追悼会场中有几个中、老年妇女就跟死了亲爹一样“呃呃”地嚎啕大哭。其中有一个临时工,是个党员,都五十多岁了还转不了正,哭着哭着,竟然昏了过去。其余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能挤出眼泪的挤眼泪,挤不出来的怕别人说对毛泽东感情不深,就偷偷弄点唾沫沾到脸上,装做流泪的样子。我不哭时,就偷偷四下张望,看到好些人都乘人不备往眼睛上擦唾沫。大人个子高,低着头互相看不见,可瞒不过我这个小孩子。
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工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比地方上明显淡薄多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时,马上就有一个女声“呃,呃”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有几个胆大的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是谁在“呃,呃”,于是那“呃,呃”声也没了。
这就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家刚刚从地震棚里搬回来。我的父亲仍然像往常一样,搜索着莫斯科电台的广播。突然,一则江青被抓的新闻传入父亲耳中。据父亲后来回忆,刚听到这则消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只是不大相信。第二天上班,父亲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位与父亲关系很好的工友走到父亲面前,压低嗓子对父亲说:“江青被抓起来啦!”父亲还假装糊涂,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互不信任,说不准出言不慎被谁告发了呢?那工友见父亲不信,急切地说:“真的!昨天我听外国电台说的!”于是父亲与他相对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后的几天里,人们都小心地传递消息,暗暗喜悦着,直到得到官方证实。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锣鼓声。那天,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原来母亲是参加游行时掉到沟里扭伤了脚。“四人帮”被“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给“一举粉碎”了!当时大人们都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最坏。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当时我们那里,很多工人家庭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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