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国到强国的修炼：以英帝国史为证

换个视角看“崛起”（系列之四）

王三义

　　在世界历史上，小国崛起成为大国并不稀罕，而地区性大国变成世界强国的例子，屈指可数。英帝国作为第一个世界强国，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经济、制度、文化、军事全面领先，世界各国随后模仿和跟进。成为欧洲大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58-1603）已经实现。到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统治的第二个十年，英国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这期间大约二百六十年（1590s-1850s），是一个慢慢“修炼”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用南京大学陈晓律教授的话说：英国的发展，如同一艘航船，它是在世界大潮的惊涛骇浪中奋力前行的。在这样的航行中，既需要打理好自己的航船，创造一个良好的内部环境，同时也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充分把握外部环境的信息，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冷静地选好航路，才不至于在风浪中沉没。众所周知的工业革命、世界霸权，是英国“修炼内功”、避开险滩的结果。

　　近代殖民帝国的建立，西班牙走在英国前面，是第一个从美洲获得大量财富的国家，但西班牙帝国迅速衰落。英国成为欧洲大国并海外扩张之后，面临着和西班牙一样的问题：如何避免社会财富的浪费，如何遏制全社会的逐利行为，如何防止工农业生产的萎缩，如何分配社会利益，如何化解社会冲突，如何避免四面树敌。英国的成功，恰恰是解决了西班牙遇到过的难题，摆脱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国宿命。英国的做法、英国的独特经验，总是吸引人们去反复探究。

确立法规以协调社会利益

　　由一个岛国变成欧洲大国，而且成为大西洋上的航运中心，英国获得资源和的财富能力，成几何级数增长，同时，英国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膨胀，社会财富面临一次重新分配，权力需要重新洗牌。

　　英国崛起为大国时，就面临一些列社会难题。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后期，政府官僚机构变得臃肿，经济和政治领域出现腐败，偷税漏税、卖官鬻爵，特权和垄断盛行，社会贫富悬殊，下层人处于贫困状态。此后一个多世纪，英国社会流动加快，社会阶层的边界模糊，出身、地位、财富、职位、生活方式等，难以用法律界定，可变因素太多。农村里乡绅、富农日渐富裕，穷人贫困无助。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人口拥挤，住房紧张，拔地而起的豪华住宅，和拥挤不堪的平民窟形成鲜明对照。多数人沉迷于头衔和服饰，爱炫耀。奢侈、放荡、赌博、无节制地追求欢乐，不健康的风气影响着城市生活。在查理二世之前，对权力的贪婪，伤害无辜者的残忍，甚至背信弃义，也是随处可见的。至于强征消费税、没收、屠杀、做伪证、欺骗，各种暴行无奇不有。个人信仰没有保障，国家安全没有保障。直到王政复辟，才得以纠正。

　　长期的经济繁荣，大量财富涌入，使英国私人资本不断积聚，投资机会却有限，大量闲置资金迫切寻找出路，以致于酿成“南海泡沫事件”。1689年到1714年，英国政府因为战争欠了1000万英镑债务。1720年“南海公司”承诺接收全部国债，拉高股价，投资者趋之若鹜，惟恐错过捞一把的机会。1720年春天到秋天，南海公司的股票价格飙升，6个月涨幅高达700%。为了制止“泡沫”膨胀，英国国会通过了《泡沫法案》。从7月开始，投资者纷纷抛售南海股票，股价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灭。高价买进南海股票的投资者包括一些财主、富商，损失惨重，有的竟一贫如洗。投资狂潮引发股价暴涨和暴跌，这就是“南海泡沫事件”。这场泡沫事件中，南海公司、英国政府、社会公众都是利益受损者。

　　上述事件只是一例。在两个多世纪里，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英国人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法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最终通过市场化运作，渐渐形成合理的经济秩序，达到引导投资和消费，均衡分配社会财富的目的，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持续繁荣。

　　首先是私有财产和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在英国，未经法律的许可，个人不得被逮捕、监禁，这就是“人身自由”，即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英国人很早就享有种种个人权利，懂得维护个人权利。在光荣革命后，英国人可以自由发财而不受干扰，个人集聚财产的权利受到国家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已成为社会公认的准则。而且，议会取消了土地监护制，废除了监护法庭，大土地所有者免除封建义务，也不需要向国王赔偿，以前得到的土地成了自有土地，并获得了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土地私有制确立了。英国式民主的核心是在法制基础上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此外，英国的城市在都铎王朝之前获得自主权，包括选择官员的权利，司法自主，并按照自己的习惯决定内部事务，这极有利于英国经济的自由发展。

　　其次是不断化解新出现的社会矛盾。英国的产业革命，世界通史教科书总是强调它的影响和意义，实际上，对英国人来说，产业革命带来的是的巨大挑战。例如，机器的使用，不是受到工人的欢迎，而是引起疑惧和愤怒情绪。工人的唯一资本是劳动力和职业技能，而机器使用节约了劳动力，工人的理解是，机器剥夺了他们生活基础，从而认定必须破坏机器，各种骚乱由此而生。1769年颁行了第一个制止骚乱的法律，但骚乱并未制止，兰开夏、曼彻斯特等地的骚乱规模不小。工厂制度建立后，车间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工人工资低，加上战争、物价飞涨，贫困面扩大，因此工人普遍憎恨工厂劳动。1782年政府实行“吉尔伯特法”，改善公共救济的管理，制定了一些更为宽松、仁慈的规定。1795年实行“斯皮纳姆兰法”，确定了现金救济的最低数额，虽是临时应变的办法，却具有法律效力，后来推广到全国。政府增加了济贫税，则引起有产阶级的抱怨。（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产业革命后，工人阶级通过抗争，维护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的权利，工人组织之间、工人与工厂主之间有冲突。政府面对此起彼伏的罢工、抗议、情愿，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出台相应的法令。1799年6月提出的“工人同盟法案”被议会通过、国王批准。但有议员反对，工人组织进行抗议，到1800年7月这个法案得到修正，不过，主要条款没有改变，后被称为“迫害时代”的纪念。工人组织提出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斗争持续时间较长。

　　前工业社会，1563年就颁布过工匠条例，并且是一个真正的劳动法典。到18世纪中叶，工匠们起来争取权利，提出的质疑：一是学徒条例，二是法定工资。如果严格执行1563年条例，会阻碍工业发展的，但议会不想放弃对工业的监督权。1768年颁布了关于成衣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时间的法令。1773年颁布了斯皮塔尔菲尔兹法，这项法令颁布的背景是1763—1769年的罢工和暴动。斯皮塔尔菲尔兹法规定：制定一套规章和工资表，由保安审判官定期监督。此外，矿山、港口的工人都发生过暴动和罢工。1803-1804年，花布印染工人为了获得一项法令来改革他们行业的学徒制度，掀起了一场暴动，最终引起政府的重视和调查。

　　棉纺织工人因为工资下降，不断地同工厂主发生争端，故而恳求议会，希望得到一个花费少而速度快的仲裁方式，来解决劳资争议。工厂主也希望尽快结束纠纷，支持纺织工人向议会的请求。1800年终于有了仲裁法（尽管很不完善）。工厂主想办法摆脱或抵制。他们不能完全逃避仲裁，就设法废止。1804年仲裁法成为修正对象，但修正法案仍然没有效力。为了得到斯皮塔尔菲尔兹法基础上的最低限度的工资，纺纱工人签名、情愿，最终未获得新的立法支持。

　　1802年通过了保护“学徒身体和精神”的法令。该法令针对的是童工生活条件恶劣，工作时间长、传染病、健康受损等状况，罗伯特·皮尔爵士向议会提出议案。1802年6月，这项被议会通过的法令得到国王批准。法令规定了车间的安全和卫生条件、学徒的住宿条件、最长工作时间、学徒头四年应受的教育，等等。为了监督法令的执行，任命两名视察员。对违反法令的工厂主的惩罚也作了明确规定。这项法令创立了一个在英国19世纪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在各国使用的制度：对工厂的监督。尽管法令的实际推行效果不理想，但毕竟确定了近代劳动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正如保尔·芒图所说，“产业革命通过自己的经济后果来加速旧规章的毁灭，同时又通过自己的社会后果来制定新的必要的规章。”（《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激发创造性以保持社会活力

　　商业迅速发展，海外殖民带来巨大财富，英国社会被卷入激烈竞争的洪流。这样的环境况下，“安分守己”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美德，相反会被当作懦弱无能。普通民众渴望发财致富，很容易导致16世纪西班牙国内曾出现的现象：整个社会追逐财富，轻视劳动，社会凝聚力丧失，没有人愿意从事生产劳动，动力价格上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萎缩。英国没有重蹈西班牙覆辙。相反，英国由掠夺式的财富获取，转向大规模的生产，同时遏制了奢侈消费，保持了社会活力，激发了英国人旺盛的创造力。

　　首先，英国贵族虽享有政治特权，却不享有免税特权，这就迫使他们重视经济活动，想尽办法改良农业生产，并经营工、矿、商业，以避免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中等阶级的竞争和威胁。其次要看到，经济层面，英国自都铎王朝以来的城市自治，为市民阶层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而繁荣的海外贸易给工业发展创造了机会。由于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化分工；而专业化分工，产生众多新式技术，也催生更多的市场（陈晓律《1500年以来的英国和世界》,三联书店2013年版）。这是一种互利共生模式，使英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

　　重要的是，英国新兴阶级经过几十年抗争，在光荣革命后获得宽松的政治环境。而这个政治环境，释放并激发了人的创造力，也有利于知识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史家希克斯指出：“科学的影响使有技艺的人奋发进取，使新的能源得到开发；它利用动力来创造，比人工要精确；它能把机器的成本降低，直到它能适用于多种用途。”希克斯认为，“经济总是由于新的投资机会的发现而增长；而机会总是通过一个探索过程，通过知识的增进而被揭示出来。”“正是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为工业开辟了如此宏伟的前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与工业的关系已经变得愈来愈明显了。”（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有了发明创造，不一定能转化为生产力，科技造福人类，关键的是奖励措施和法规保障。1623年英国颁布《垄断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而完整的专利法。该法令规定，专利权应当授予第一个真正的发明人；发明必须是就新产品而做出的；专利权人享有独家生产或制造该产品的权利，有效期为14年；他人在此期间不得利用该项发明。1709年英国安娜女王颁布《安娜法令》（也称“安娜女王法令”），全名为《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内之权利的法》，1710年生效，是世界上第一部保护著作者权益的法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

　　英国人争取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革命时期长老派害怕革命继续深入，竭力控制人们的思想、言论，弥尔顿为了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于1644年向国会提出议案，针对《出版管制法》发表了长篇演说（即后来整理出版的《论出版自由》）。当时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弥尔顿的演说中，引经据典，竭力证明古代一切法度清明、珍视书籍的国家都不采用这种管制办法，并指出：管制法令虽然主要是禁止诽谤性的和煽动性的书籍，但因噎废食，妨碍了宗教与世俗的学术中应有的进步，破坏了学术，也窒息了真理（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后来，英国有识之士为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做了不懈的努力。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17世纪英国发生内战，硝烟弥漫几十年，但思想和科学没有停止进步。英国哲学学会成立于1640年，是由约翰·威尔金斯（1614-1672）倡导下建立的学术团体。学会的骨干有数学家瓦里士、物理学家波义耳等。其成员定期会晤，讨论科学问题。1660年建立、1662年得到特许权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第一批成员41人，宗旨是促进物理和数学知识的增长。皇家学会成为大不列颠最早的科学学会，也是欧洲最早的学会之一。虽然名义上是皇室支持，英王是科学、技术的庇护人，但它是民间机构，言论自由，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皇家学会汇集了大批人才，成为英国科学和学术的阵地，出版《哲学会刊》等刊物，组织了太平洋科学考察等，有力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

　　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自然科学成就，17-19世纪的英国，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等方面蓬勃发展，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霍布斯（1588-1679）论证了个人权利、私有财产保护等重要概念和新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弥尔顿（1608-1674）呼吁自由，抨击君主专制，宣传共和国恢复人民的权利；哈林顿（1611-1677）、李尔本（1614-1657）都赞同共和制，李尔本坚持人民主权说。洛克（1632-1704）的天赋人权说、分权学说、劳动价值学说，为英国工业民族精神的形成奠定了一块最重要的基石。亚当·斯密（1723-1790）认为，文明社会的改进不是人类的先知和预见的结果，而是注重经济活动的人类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亚当·斯密思想的产生标志着一个工业阶级灵魂的形成。还有思想家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等，思想界人才辈出。17-18世纪英国的文学，弥尔顿、蒲伯、约瑟夫·艾迪生、理查德·斯梯尔、约翰·班扬、丹尼尔·笛福、斯威夫特、劳伦斯·斯泰恩、塞缪尔·理查逊、亨利·菲尔丁等，已经走在欧洲前列。著名艺术家有雷诺兹（1723-1792）、根斯博罗（1727-1788），建筑学家罗伯特·亚当。值得一提的是，1706年英国首家日报诞生（名称为《日报》），1710年诞生了《晚邮报》，后来《周刊》、《工匠报》、《斗士》、《绅士期刊》等相继问世。文学家丹尼尔·笛福创办的《评论》，约瑟夫·艾迪生创办的《旁观者报》影响非常大。

　　原来，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出现“欧陆游学”热潮。经济变革的英国社会中上层纷纷奔赴欧洲大陆参观、访问、学习、游览。巴黎、罗马、威尼斯、弗罗伦萨、日内瓦、洛桑、柏林、维也纳、雅典、伊斯坦布尔，是他们必去的地方。他们走出国门，为了开阔视野，学习大陆的文化和管理。英国人长期崇尚经验主义哲学，相信实践和实地考察的意义，通过游学方式增长见闻，提高能力，了解异国风土人情，以检验学识。赴欧陆游学过程中，富有资财的人获得丰富的收藏品，意大利等地丰富的艺术品，尤其希腊、罗马的绘画、雕塑和建筑，对英国人的冲击很大。游历者把见闻写成文章和书，在英国发表和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可见，英国人经历了向欧洲大陆学习和借鉴的过程，既增进了英国人对域外的了解，也促使英国人抛弃狭隘保守和盲目自大的心态；对自然对艺术的赞美，有利于英国人养成宽容的素质。英国社会的人文环境，滋养了英国社会的文化层，有利于保持社会活力，激发创造力，这样形成良性循环。

宽容和妥协以化解社会矛盾

　　大国有大国的难题。英帝国和世界上其他大帝国一样，有王室与贵族的权力斗争，有中央政府与地方郡县的利益冲突，有新权贵阶层与旧贵族集团的争夺，也有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至于社会各民族、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冲突，更是盘根错节，不绝如缕。显然，从历史事实看，英国人能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接受变革，可贵的还是善于妥协、让步。经过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后，1660年接受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激发的矛盾，竟然通过1688年的不流血的政变来解决。

　　仔细看，一方面，英国人“认死理”：法律就是经议会两院通过，并得到国王批准的法律，英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要受法规的制约；另一方面，英国人“很灵活”：新贵族接受旧君主和旧政权，普通民众也接受革命后的保守和“倒退”，这在其他大国是不多见的。更可贵的，是贵族和掌握权力的政治集团能向平民派让步，通过妥协解决问题。当然，英国君主也接受“虚君”地位，而不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借助外国势力）挽回权力。英国插手欧洲大陆的事务，多少次都失败了，但英国君主并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倾全国之力去与大陆国家争高低。

　　英国历史的变动往往在细微处。比如，内战期间被没收的地产，不是通过政府统一强制的方案来解决，而是通过个别调解、谈判、妥协，或诉讼，得到妥善解决。这要在其他君主制国家，王政复辟会迅速演变成一场报复性的惩罚行动，或者有组织的侵夺和翻盘。革命时期征收的消费税和土地税，在王政复辟时被保留下来，而且成为新财政制度的基础，这在其他君主制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套班子一套新政策，推倒重来，甚至会底儿朝天）。

　　不得不说到英国的保守主义。英国的保守主义者尊重传统，尊重权威和秩序，还重视宗教和道德的社会作用。不过，他们认为社会要按照合理的等级。他们不仅仅关注社会变革在原则上是否正确，而是极为关注其具体细节。在他们看来，任何一个内容很好的变革计划，如果在细节上没有扎扎实实推敲，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保守主义者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很强的责任感（陈晓律《1500年以来的英国和世界》）。保守主义与社会上层、贵族阶级、宪政民主、代议制政府以及民众的自治传统密切相关。

　　18世纪英国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流动加快，但并不构成对贵族传统的挑战或否定。克拉克指出，18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可以替代乡绅统治的力量，旧制度在延续，离不开强大的舆论支持。按照克拉克的说法，1660年王政复辟到1832年议会改革，英国社会拥有自身的统一、完整的体制，是一个旧制度下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三大支柱：君主制、贵族和教会。漫长的18世纪结束了原始的、复古的、破坏性的宗教战争和民众反抗（J.克拉克《1660-1832年英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1832年的旧制度危机并不是“外来压力”的结果，而是内部退让的结果。改革前的1828-1829年议会通过了有利于不奉国教的新教徒和天主教的立法。可以说，英国的贵族统治确立了社会关系中的“文明”准则，趋同代替冲突，国教的统治，使“宽容”精神得以发展。

　　从另一方面看，清教徒虔敬的宗教意识制约人们的谋利行为，促使人们用正当、合理的行动去谋利，也就是说，宗教有利于英国新道德规范的形成。清教徒自己，把经济上的成就看作拜上帝所赐，也当作幸福和永恒的标识。国教的至高无上和社会对政治权威的服从，两者似乎都不可或缺，互不冲突。宽容和自由的观念，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得到体现。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新兴市民阶级是一个极有活力、极为重要的占人口少数的群体，主要包括手工匠人、商人、雇工、作坊老板，以及所有居住在城镇里的人。在英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农业社会对“稳定”的追求，让位于市民社会对“变化”的追求。自由、自治的市民社会，取代原来的庄园，成为新的文明中心。新兴市民阶级追求财富，但坚持“合理谋利”的信念，遵守规则，遵守契约。

　　英国的富足和强大取决于多种因素，但不可否认，合理谋利的思想、英国的工业民族精神形成，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陈晓律教授认为：英国的经济扩张与工业民族精神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清教的虔信，使英国人合理追求财富，推动了英国的经济起飞；经济繁荣反过来又促使人们寻找自身行动的世俗与合理的解释，导致了精神层面的革命；而精神上的革命巩固了经济成果，使英国人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民族的心理素质上发生了巨变；合理谋利的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由此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工业民族精神。英国著名学者克拉克把1660-1832年称为“漫长的18世纪”（延长了的18世纪），他认为，1660-1832年英国社会经历了不断的冲突，最终确立了一个成功的国家体制，它以最小的冲突将王权与自由、宗教与科学、贸易与土地财富结合起来。

结 论

　　制度建设，利益协调，矛盾化解，商业扩张，发明创造，“工业精神”的形成，这是英国从欧洲大国变成世界强国的步骤。英国人的做法是：完善法律法规，维持社会正义；创造宽松的政治环境，激发人的创造力；倡导宽容和妥协，随时化解社会矛盾；鼓励生产并扩大贸易，创造财富而又反对奢侈浪费。同时，尽量少卷入欧洲大陆的争端，保持低调和灵活，放眼世界。这一进程是16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完成的。

　　英国的进步体现在细微的社会生活中，“修炼内功”的结果是，英国人处理好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英国史专家们已有结论：首先，英国的政治文化中，政府的合法性不用质疑，民众的价值观和信念与国家发展目标一致。其次，英国的政治机构保障了民主，限制了特权，避免了专制。其三，英国社会没有严重的种族、教派、阶级、文化的冲突，整个国家的政治一体化程度高。众所周知，19世纪末的英国，已是世界上商业领先、殖民地广阔、海外实力最强的国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已显露出来。但这一切，是经过十几代英国人的艰苦努力才得到的。

　　研究英国崛起的原因、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原因，各类著作连篇累牍，有的着眼于法律制度，有的着眼于海外贸易，有的着眼于资产阶级革命，有的着眼于工业革命，有的着眼于清教运动或新教伦理。本文讨论英国从大国到世界强国的发展过程，只涉及诸多因素中的“内因”，暂未论及英国的地缘优势或区位优势等“外因”。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