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毅: 民族自大神话膨胀与幻灭的历史教训

　　从义和团运动前后的国民心态看非理性狂热对民族精神的危害

　　王毅，广州《开放时代》1998年1月号


　　作者简介
　　王毅，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辑、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现已退休。
　　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文学、史学、民间宗教、古典园林、古典版画雕塑、“文化大革命”机理等等。近二十年来主要从事对中国专制社会晚期制度形态的研究，已经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内容包括对下列问题的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法权关系、法哲学、行政权力运行体制、制度结构的演变机理、国民政治诉求模式和社会行为模式、“权力经济形态”及其法理基础、赋税体系的运行机制及其演变方向，等等；尤其注重说明：中国传统政体与宪政政体的制度分野。


　　内容提要
　　近年来，中国已日益开放和融入世界，但与这一大潮流有意无意相反的，是某些国民和知识分子的心中一种非理性民族主义思潮的时时涌动。这种思潮的产生当然有许多现实的原因，但是如果从近代以来历史的角度观察，它们的出现也并非偶然。本文从本世纪初义和团运动前后，国民心理由非理性的盲目排外到运动失败后争相崇洋恐洋的急遽变化，具体分析这种非理性民族主义产生的文化基因、以及它在本世纪中国史上一次又一次重演的轮回定势。 
 
　　在近年来中国大陆提倡爱国主义、反对殖民文化心态的舆论呼声中，常有一些学者宣扬：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领导世界的时代。亦有人强调近代以来中国流行的崇洋心态，完全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压迫的结果；中国民族精神的弘扬，首先要依靠警惕西方文化的影响。而1996年以来，类似见解似乎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例如一本激烈抨击中国人殖民文化心态的畅销书，其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直接袭用近两千年前黄巾军的造反口号而题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其中“苍天”喻指西方，而“黄天”喻指中国[1]。诸如此类的宣传愈演愈烈，于是提醒我们认真思考：近代以来殖民文化心态在中国究竟是如何发展到那样严重不堪、甚至令人作呕的程度，这难道仅仅是西方文化压迫中国的简单结果吗？我们在努力弘扬民族精神的时候，除了警惕外来的不良影响之外，还应该防范什么危险？为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本文从一个非常具体的角度——本世纪初，国民心态从义和团运动中的极端自大、狂热排外，到义和团运动之后普遍恐外、争先媚外的急遽转变，来看一下民族自大神话的非理性精神，曾经如何与列强的压迫一样对国民心理造成了巨大的戕害。而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现代社会中，理性的民族精神应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
　　笔者曾指出：义和团运动对外文化观念的特征主要有二：一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空前强烈、而国民对近代以来世界的变化懵然无知的情况下，承袭氏族和图腾时代以来以异族、异教为魔鬼的原始观念，而将列强的侵略与一切西方文化混在一起，统统视之为充满无限邪恶的“鬼教妖法”，视为异神对“天朝”固有的神圣宇宙秩序的致命蛊毒；二是为了抗御“鬼教”和“妖邪”对圣朝的侵害，义和团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动员了本土文化中具有强烈排异性的原始信仰、民间宗教、群体性“除妖灭鬼”的狂热等文化因素，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壁垒机制空前强化。[2]而本文的叙述则说明：这些观念的强烈非理性特质，非但在义和团运动的盛期充分表现出来，而且在其由高潮向失败的转折中、以及失败之后的社会文化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并由此使国民的民族精神普遍受到极大的损害和销蚀。而在此基础上，国民心态也就必然在一夜之间由盲目、炽热的民族自大狂，急遽蜕变为万分的恐洋、崇洋，即如蔡元培先生曾经指出的：“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然一经庚子联军之压迫，则向之排外者，一转而反为媚外；凡为外人，不问贤否，悉崇拜之；凡为外俗，不问是非，悉仿效之。”[3]那么，这种“向之排外者，一转而反为媚外”的可悲剧变究竟是如何具体发生的呢？下文做一简要的介绍和分析。 

　　一、义和团对中外文化关系的非理性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狂热行为方式
 
　　义和团运动中的非理性特征有一系列强烈的表现，例如人们沿袭着《山海经》等古代巫术典籍中的原始观念而将一切异族和西方文化视为无比险恶的妖邪魔鬼：“有如逆夷英咭利者，僻处海澨，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畜，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鯷人”者也。……为虺弗摧，为蛇奈何（王毅注：“山书”即《山海经》；“虺”即毒蛇）！[4]这些鬼怪的侵入不仅直接危害着圣朝的道德秩序，而且更破坏了天地宇宙的和谐。因此中国的生存前提，就在于彻底剿灭这些牛鬼蛇神以及随其而来的“洋货”、“洋教”、“西法”等等一切最邪恶的东西：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王注：“子母”即是“鬼子母”，原为佛教神名，民间泛指害人的恶魔）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5]
　　耶稣猪精，西洋之主。……其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诡如鼠。遍告世人：谨守门户；……莫吃迷药（王注：指西药），吃则中蛊。”[6]
　　（洋）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故彼国人死，无取睛事，独中国人入教则有之。……（洋人）能咒水飞符，摄生人魂与奸宿，曰神合。又能取妇女发爪置席底，令其自至。取男童女童生辰粘树上，咒之，摄其魂为耳报神，……甚或割女子子宫、小儿肾子，及以术取小儿脑髓心肝。”[7]
　　人们甚至根据中国固有的原始宗教信仰而编造出“洋鬼”们更加骇人听闻的鬼域伎俩：“（西什库教堂）墙壁，具用人皮粘贴，人血涂抹，又有无数妇人赤身露体，手持秽物站于墙头，又以孕妇剖腹钉于楼上，故（义和团）团民请神上体，行至楼前，被邪秽所冲，神即下法，不能前进，是以难以焚烧。又兼教堂有老鬼子在内，专用邪术伤人，固难取胜，反多受伤。’”[8]在义和团文献中，对于类似笃信的记述很多。
　　在这种原始蒙昧思想的基础之上，国民心理在两个方面得到了非理性的膨胀：一是竭力夸张自己民族固有文化的神圣性，例如义和团文献中充斥了义和团宣扬的从玉帝老君到关圣孙猴儿等等普天万千诸神，尽皆下界剿灭洋鬼、维护大清国一统天下的神话；与此同时，全社会到处弥漫着对本土文化中各种“除妖灭鬼”神圣方法的狂热迷信：
　　（山西巡抚）毓贤六百里加紧一奏：请将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术）升高，灌入西什库教堂，以毙洋人之类。[9]
　　谓洋船来者宽广数里，大师兄一指，炮皆反击，船尽沉。日本长街五十里，皆为红灯照所焚；各国义和团并起，（洋人）皆自顾不暇，必不能远涉重洋。[10]
　　（义和团）妄称已遣神将出洋，往西洋扫灭各国。[11]

　　第二，就是将一切西方文化混同于列强的侵略而加以狂热的诅咒和扫荡：
　　教堂则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以电　　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亦毁之。呼华人之识洋人、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龙江土语，羊一岁谓之库尔布子，二岁谓之二毛子，见《黑龙江外纪》。拳匪之谓信耶教或办洋务之人，曰二毛子，语盖本此，羊、洋同音也），其他三毛四毛等则以其所业者为等差，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12]
　　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13]
　　义和团的志愿是反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反对。……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14]
　　可见，本民族神话的膨胀必然是与对异民族文化非理性的仇恨互为表里的。 
　　　　 
　　二、非理性狂热破灭后民族精神的急遽失落和恐洋崇洋心理的风靡
 
　　义和团对中外文化非理性认识和狂热行为的结果，无疑只能是悲剧性的。例如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包括士大夫们在内的绝大多数国人对当时中外军事力量的对比以及战争发展的形势，都不可能有起码的了解，他们心中充满的只能是虚妄可笑的自大神话：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御史徐道焜奏曰：“洪均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王注：即关帝）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言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灭尽之，时不可失。[15]
　　所以山河倾覆般的灭顶之灾，就以非常戏剧性的方式突然降临在高枕无忧的国人头上：
　　京城失守之事，两宫实未料及，因各官奏胜仗者居多。及二十一日，洋兵入城，则圣驾适才起跸。时约早晨八点钟，京官各宅多熟睡未醒。[16]
　　北京城破，……禁军皆溃。……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军大捷，夷兵已退天津矣。及城破，印度兵屯于道，都人尚谓回部救兵来也。[17]
　　而北京城中无数中国军队和义和团们在“洋兵”破城时的望风披靡则更让人触目惊心：
　　二十日，黎明城破，……禁军皆溃，城中无一兵。……拳匪在城中者尚数万人，俄倾而尽，墙阴屋壁，掊视往往得红巾。[18]
　　同样，由于义和团运动盛期的民族信仰狂热和“剿灭洋鬼”的狂热都是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之上，所以它们不仅在运动失败之后急遽瓦解，而且更进一步普遍堕落为极端的恐洋和无耻的崇洋；而这种国民心态和世风，恰好与不久以前全民对任何与“洋”相关事物的盲目仇恨和扫荡形成强烈的对比。当时对此加以详细记述的文献史料很多，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转变发生的具体过程，例如：
　　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枝、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团民）顾以为乐，……其痛恨洋物如此。今乃大异：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憙。嗟吾北民，岂知人世有羞耻事邪！[19]
　　（天）津有董姓者富户也，曾有一（义和团）大师兄入宅，持刀吓之。董焚香顶礼，始免。后于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师兄执小白旗，上书“大日本顺民”。董问大师兄此旗何用？大师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曩者为拳匪者，今多自称奉（洋）教，恫吓愚弱，诬指曰：“尔是拳匪，将扭送外国衙门。”愚弱者惧而赂之，即免，又顾而之他。[20]
　　天津陷，残（拳）匪争解巾带，……且多有迎降引导者。向者目洋人为“大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风变而媚外，盖自此始。[21]
　　又比如，与义和团风靡北京时“市中店铺招牌，亦互题新名曰‘义和昌’、曰‘义和兴’、曰‘义和泰’，皆以媚（拳）匪”[22]的风气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众多市民竭力为这些侵略者旌扬功德的可耻景象：
　　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遍悬门巷，……迨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万民匾联衣伞，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睹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又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街巷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士大夫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德厚”、“长胜”等，甚至不相连属之字，而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意诸界，亦莫不皆然。[23]
　　所以梁启超在揭示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对国民心理的戕害时，特别以此为例说：“不见乎联军入北京，而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衔（衙）千百，呜呼痛哉！”[24]
　　还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神话由膨胀到幻灭的剧变，造成了国民信仰心理的巨大失落和动摇，由此人们对于自己昔日信仰的神圣性发生了深深的怀疑。例如：“民国初年钱玄同在北京做教员，雇有一个包车夫，他自己承认做过拳匪，但是其时已经是热心的天主教徒了，在他的房里供有耶稣和圣母马利亚的像，每早祷告礼拜很是虔诚，问他什么原因改信宗教的呢？他回答得很是直捷了当道：‘因为他们的菩萨灵，我们的菩萨不灵嘛。’”[25]又比如，与义和团运动盛期人们对中国民间诸神之灵威的狂热呼唤和无限崇拜（当时北京家家日夜烧香，祈祷神明下界帮助剿灭“洋鬼”，以至店铺出售的香烛等物全被抢购一空[26]）形成强烈对比，在此时人们眼中，中国的神灵们也都成了无能的懦夫：
　　凡（洋兵）驻扎之庙宇，经卷器皿，沿街掷弃窗格桌凳劈碎烧火，佛象打毁堆泥秽中。……琉璃厂吕祖祠素著灵感，圣象被洋人毁坏，抛在庙前，任人作践；仙师平日最灵，至此何一无显应乎？土地娘娘财神诸象，亦均打碎，想神灵亦遭劫数耶？抑神灵亦畏洋人暴虐耶？[27]
　　地安门内之西弘仁寺，由明至清之古寺也，亦化为灰烬矣。则神佛亦无灵验也。余思之，俗语云：“神鬼怕恶人”者，此寺系俄国之人而焚之也。怕恶人者，即俄人也。[28]
　　可见，与其膨胀时的极端狂热一样，非理性民族神话的在随之而来的幻灭和腐溃之过程中，也必然依旧要对整个民族精神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造成巨大的戕害。 
　　　　　　  
　　三、民族自大神话膨胀与幻灭之间的轮回定势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在狂热的非理性意识基础上鼓荡起来的对外来侵略和西方文化的拒斥及其转瞬间的烟消云灭，不仅在当时对整个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还使人们的心理沉溺于封闭的怪圈和执迷的思维定势，由此极大地阻绝了国人吸取教训、走出深渊的可能，从而又为民族自大神话膨胀与幻灭之间再一次的轮回准备了前提。比如慈禧仓皇出逃后的情况：“当在行在时，下诏罪己，……太后每见臣工，恒涕泣引咎，臣下请行新政，多所采纳。及还都，中外渐安辑，渐益奢恣，大修颐和园，穷极奢丽，日费四万金，歌舞无休日，已忘丧乱矣。”[29]再比如一些国人见到洋兵占领北京时观赏国子监内的孔子像之后，又不觉沾沾自喜地以为这是由于明如日月的孔教感化了野兽般洋人，所以称之为：“日月同天化鳄蛟”，并说：“西兵入（国子监）瞻仰者，皆于先师前免冠致敬。朱（隽瀛）填《金缕曲》述之，有云：‘五洲教尚同文秉。见频番，兜鍪手脱，庙堂致敬。”[30]又如一些人反而把义和团运动中国惨痛的失败归结为打开国门、学习西法的结果，并进一步幻想着禽兽般不懂礼义的洋人之最终覆灭和中国决不能“竞效西法”的理由：
　　海禁不开，洋夷莫能入我疆；洋夷不来中华，中华何能有教民？……当此之时，泰西各国竞尚机巧，富强其国，而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并置不讲。此大乱之道也，立国焉能久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外洋各国必难免矣。虽现在富强，横行海上，凌侮中国，肆其毒害。而再阅数年，彼皆内乱不暇自保。何暇航海梯山，扰乱中国乎？中国之人不思遵行王道，以固国本而培国脉，乃竞效西洋之机巧，求国之富强，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之类也。若仍竞效西法，不思挽回我王道，实事求是，则天下大坏，必日甚一日矣。[31]
　　经过了那样深重的国耻之后，人们竟然得出了如此的“教训”，这真是让人扼腕不已。
　　在“五四”前后，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等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在内的新文化运动思想家，他们在宣传学习民主和科学的迫切性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义和团上述种种非理性狂热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仇恨，作为最典型反面例证。只是由于后来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他们这一系列严厉的批评才被人们加倍故意地遗忘了。于是义和团运动前后国民心态的上述翻覆颠倒及其文化内因，非但没有得到思想界充分的总结和全民族清醒的认识，反而被后人在笼统的“爱国主义”口号之下掩盖过去、甚至加以进一步的颂扬[32]。其结果当然只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再次产生灾难性后果，这主要是文革时对民族神话的狂热崇奉和对一切西方文化的盲目仇恨再度膨胀，以及在对待中外关系中采取义和团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例如红卫兵“扫除一切害人虫”、向世界进军的“革命理想”，就与当年义和团所谓“日本长街五十里，皆为红灯照所焚，各国义和团并起”、“已遣神将出洋，往西洋扫灭各国”等等虚妄信念几乎一模一样：
　　杀！向莫斯科、华盛顿进军！杀他个人仰马翻而已，打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33]
　　……我们的毛主席立在马列主义的珠穆朗玛峰巅，文化大革命的号角调遣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大军，从中国这块红色根据地出发，向旧世界举行全面的围歼！这是最后的斗争，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整个地球必将在斗争的烈火中炼得红光闪闪！[34]
　　……到处是人群、干戈、遍地是军号、战鼓、红旗，从波特兰到底特律，从华盛顿到洛杉矶……烧起无边的火海，筑起层层的街垒，手榴弹隆隆爆炸，机关枪哒哒响起，强盗们的乐园纷纷夷为瓦砾，马路上堆满了吸血鬼的尸体……毛主席的伟大声明发表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亿万只拳头指向一个目标，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35]
　　众所周知，此类极端的自大神话对民族精神向着非理性化方向的膨胀，以及它必然的破灭之后国民信仰心理的急遽失落、这种失落导致崇洋思潮的甚嚣尘上等等一切与义和团运动覆辙完全相同的恶果，无一不是历史的轮回在文革之后再次原样重演过的。
　　总之，近代以来在中国反复流行的殖民主义文化和崇洋心理，固然最终源于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压迫和强制输入，但从中国这应受一方来看，其一而再、再而三地采取与现代文明进程完全相悖的回应方式，也是重要而以前人们多不愿提及的原因。本世纪中，中国以理性的态度和广泛的国际合作赢得了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以义和团、文革等等非理性的对外回应方式导致了深重的民族灾难，这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也证明了这一点。
　　康德曾指出，理性社会中建设性的对外关系，是与完美的国内政治随时相互依存：“建立一部完美的公民宪法这个问题，有赖于国家合法的对外关系这个问题，并且缺少了后者前一个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36]显然，不论是本世纪初的守旧派因为对内“仇视新法”的需要而借助义和团排外等等较远的历史，还是中国现、当代史，都一次又一次地印证了这种依存关系。所以，在１９００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过去将近一百年而中国再一次面临新的世纪，同时关于民族主义、文化冲突、中国国内改革与对外政策的关系等等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之际，我们回顾义和团运动前后民族自大神话膨胀与幻灭的历史教训，就同崇尚民族自信和爱国主义一样，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现在确实存在着相当相当大的危险，即中国成为一个权威性的民族主义国家”[37][36]；而对义和团时代国民心态的回顾，则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这种潜在危险不仅可能具有直接的现实政治原因，而且还可能具有源于深厚信仰传统的民族心理原因。

　　注释：
　　[1] 宋强等著：《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北京，1996）第3-51页；这个口号的出处，还很自然地让人想到那种在狂热信仰驱动下鼓荡而起，向敌人“造反”的“群众运动”方式：“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黄老道，……百姓信向之。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杀人以祠天。所在燔官府，劫略聚邑，……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第2299-2230页）
　　[2]  详见拙文：《“文化大革命”与巫术文化》，《社会学研究》（北京）1993年第3期第75-78页；《“鬼教”的来龙去脉》，《东方》（北京）创刊号第35-38页。
　　[3]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6年），《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北京，1984）第二卷第436页。
　　[4]  《湖南合省公檄》，《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第1页。
　　[5]  《义和团乩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８页。
　　[6]  《江西省刊布揭帖》，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２１页。
　　[7]  《天主邪教集说》，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９页。
　　[8]  仲芳氏：《庚子纪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中华书局，１９７８）２８页。
　　[9]  赵声伯：《庚子纪事长札》，《义和团史料》６５６页。
　　[10]  黄曾源《义和团事实》，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１９６４）第一辑，１３７页。
　　[11]  佚名：《庸扰录》，《庚子记事》２６１页。
　　[12]  柴萼：《庚辛纪事》，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第一册３０５页。
　　[13]  罗ＸＸ：《庚子国变记》，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中华书局，１９５９）９４６页。
　　[14]  《宁津义和团反帝运动》，《义和团史料》９７３页。
　　[15]  罗ＸＸ：《庚子国变记》，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９４６-９４９页。
　　[16]  佚名：《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１７７页。
　　[17]  罗ＸＸ：《庚子国变记》，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９５５页。
　　[18]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一册２３页。
　　[19]  佐原笃介：《拳事杂记》，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一册２８９页。
　　[20]  佚名：《综论义和团》，《义和团史料》１８８页。
　　[21]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７４页。
　　[22]  柴萼：《庚辛纪事》，翦伯赞等编：《义和团》第一册３０７页。
　　[23]  狄平子：《庚子纪事》，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１００１页。
　　[24]   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饮冰室专集》之四，２２页。
　　[25]  《周作人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４６页。
　　[26]  详见《庚子记事》２６页、２５２页。
　　[27]  仲芳氏：《庚子记事》，《庚子记事》４３页。
　　[28]  洪寿山：《时事志略》，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６９５页。
　　[29]  罗ＸＸ：《庚子国变记》，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９５８页。
　　[30]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９３页。
　　[31]  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义和团史料》７９８—８０８页。
　　[32]  详见拙文：《“五四”以来对义和团运动的不同评价及其文化导向》，将刊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二十一世纪》。
　　[33]  见杨健著：《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１９９３）４９页。
　　[34]  东方：《神圣的十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 红卫兵诗选》（１９６８年版）２０８页。
　　[35]  鸿耶：《五月之歌献给美国的黑人兄弟》，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写在火红的战旗上 红卫兵诗选》２１４—２１５页。
　　[36]  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理性观念》，康德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１１页。
　　[37]  （法）杜兰：《文革是一场反社会运动》，《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９６年８月号３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