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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一九九零年夏天來美，身不由己一直有國難歸。去年十月，有友人約我從華盛頓回北京去講學，我一口就答應了。
八年中，多少至親好友一個接一個謝世了。遠一些的不說，前年六月，董樂山從北京寄來《汪曾祺悄然歸去》的剪報。曾祺和我相知六十多年，九零年夏我離京前曾到他家去告別，本以為不過是又一次小別，相約重見時一醉方休，誰料到竟成永訣。
十月六日抵京，安頓下來，安排好有關講學的事宜後，十日就由老友、《英語世界》主編陳羽綸驅車陪我和怡楷一道去探望樂山。他還住在老地方，中國社科院在團結湖北里的宿舍。
八年不見，房子和主人都老了不少，但樂山還是那副溫文爾雅的老樣子。雖然面容清瞿，卻並無病入膏肓的跡象，說話仍是那麼平和喜人，談到自己的病情也毫無怨艾。我們沒有久坐，因為事前聽說他已尊醫囑謝客了。臨別前，他送我事前已簽好名的兩本譯著、《一九四八》和《奧威爾文集》，兩本散文集、《文化的兆x》和《邊緣人語》。
我們久別重逢，又是他惡疾纏身的時刻，自然都感到依依不舍。我說過幾天再來看他，他立即喜形於色。十五日上午，沒有安排講學。我又搭了計程車去他家，他和夫人都十分高興，談了一陣之後，他們冒著小雨請我到附近一家上海館子去吃飯。說是附近，走過去也花了十多分鐘，看著他若無其事地在泥濘、凹凸不平的便道上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後來吃飯時看他胃口很好，我私心倒感到有點寬慰，也許那位主治醫師過分悲觀了吧。
月底離京返美前，我打電話和他告別，說明年打算再回來看他，他聽了很高興。返美後，十一月中去電話，聽他說患了感冒，有燒不退。十二月初，又去電話，聽他說話很吃力，嗓音嘶啞，他說周身疼痛，有腹水現象，我才感到事態嚴重。聖誕節和新年，我往常總打電話給他拜節。這一次我躊躇再三，幾次拿起話筒又放下了。
一月十六日，星期六，鼎山兄從電話中傳來了惡耗﹕樂山已於當晚北京時間八時十分去世。一代翻譯大師終於從肉體病痛的煎熬解脫了，但是縱觀他一生的追求、挫折和幻滅，樂山是雖死也難以瞑目的。
董樂山，一九二四年生，在上海上中學時就向往「社會主義革命」，參加「民先」，後入聖約翰大學英文系，一九四六年畢業。在此期間，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的影響，對「社會主義革命」更充滿了憧憬。我不知道他是何年何月入黨的，只知道「解放」後他進入新華社國際部從事翻譯工作，頗受重用，不料五七年上了「陽謀」的圈套，被戴上「右派」的棘冠，從此打入了「賤民」的深淵。
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夾著尾巴做人」，又趕上「十年浩劫」，理所當然當上了「牛鬼蛇神」，批臭斗臭之餘，再次押送農村勞改。後來在勞動中摔斷了胳膊，奉命回京給一些幹部補習英語。塞翁失馬，他竟然能在家裏的劫灰中找到一本六十年代和別人合譯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的英文原著。
在久經劫難之後，重睹這部納粹極權主義滅絕人性的罪惡史，震聾發聵，更加深了他對現實痛定思痛的反思。於是，他發揮當年參加地下工作的本領。秘密地夜以繼日重新修訂這部名符其實的近代史巨著。「文革」過後，他的譯稿終於付印，但僅限內部發行，供高幹參考。八十年代初，這部翻譯巨著終於公開發行，立即在全國不脛而走，給浩劫餘生的人們上了似曾相識的一課。
接著，他出了《西行漫記》的一個新譯本，銷了一百六十萬冊。這本當年名噪一時的書曾使他對社會主義心向往之，現在卻為人們三、四十年來的親身經歷提供了觸目驚心的強烈對照，也為他的譯事提供了新的動力。他接二連三譯了匈牙利作家阿瑟‧庫斯特勒揭露斯大林恐怖統治的《正午的黑暗》和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政治恐怖預言小說《一九八四》，近年又出版了《奧威爾文集》。
從斯諾到奧威爾，從《西行漫記》到《一九八四》，這不是一個翻譯家無所謂的選擇，也不是甚麼思想的飛躍或突變，而是勾畫了一個始終關注中華民族和人類終極命運的智者曲折的心路歷程。
「一九九一年酷暑」，樂山抱病寫了《奧威爾和他的〈一九八四〉》一文，對奧威爾的一生和這部二十世紀政治預言經典作了精闢的論述﹕
奧威爾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謂反共作家，《一九四八》也不是簡單的所謂反蘇作品。……奧威爾首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他的反極權主義斗爭是他的社會主義信念的必然結果。他相信，只有擊敗極權主義，社會主義才有可能勝利。《一九四八》與其說是一部影
射蘇聯的反共小說，毋寧更透徹地說，是反極權主義的預言。但是無論信奉社會主義或者反對極權主義，奧威爾都是在他生涯較晚的時候才走到這一步的。
譯者本人何嘗不是如此！奧威爾的覺醒是從一九三六年參加保衛西班牙共和國的斗爭開始的。在血肉橫飛的戰場上，大敵當前，打著社會主義幌子的極權主義霸主卻忙於千方百計地消滅有獨立思想的、不跟著指揮棒轉的異己。他傷透了心，但卻「堅定了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而且明確了是哪一種社會主義，那就是主張政治民主和社會公正的社會主義，反對一切變種形式的社會主義。」
董樂山的覺醒較諸奧威爾是更加艱辛和來之不易的。歷經「反右」、「文革」、「六四」等等無止無休的血腥洗禮，他終於參透了極權主義的恐怖政治，在靈魂受難的「酷暑」寫下了他的政治遺囑﹕
二十世紀是個政治恐怖的世紀。二十世紀快要結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陰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價值。是否可以說，對我們來說，只有徹底否定了諸如「文化大革命」這類恐怖的極權主義，才給我們這些多年為社會主義奮斗的人，帶來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會主義。
董樂山沒能看到畢生為之奮斗的理想成為現實，齏志而歿，抱恨終天，難怪他臨終囑咐要將他的骨灰安葬在異國他鄉一處乾淨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