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九死一生」話反右

作者:Brigade  于 2018-11-24 11:08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转文|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一
    今年六月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反右運動」四十三週年。中共一貫用「反右擴大化」之類的謊言掩蓋事實真相,企圖讓人們忘記這段血腥的歷史。但是,已經覺醒的人們是決不會忘記的。近年來,記述這段歷史的著作開始出現,有宏觀的,有微觀的,頗值得關心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狀的人們注意。在這些近著中,最動人心魄的一部要數戴煌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一九九八)。
    戴煌,一九二八年出生於江蘇阜寧縣溝墩鎮,父親是中醫。少小時擔任過學校抗日兒童團團長。十六歲參加新四軍,同年加入中共,隨軍轉戰蘇北,參加過白刃戰。一九四七年,開始任新華社隨軍記者。進城以後,他不過二十來歲,先後作為戰地記者被派往朝鮮和越南采訪,工作一再受到表彰。年青有為,「又紅又專」,戴煌在紅色中國前程似錦。
    可是,滿懷革命豪情壯志,戴煌念念不忘的並不是個人前途,而是黨和國家的命運。一九五六年三月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傳達不僅粉碎了他心目中斯大林這尊偶像,而且使他痛感到中國也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這種現象「已對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生活帶來了有害的影響」。同年六月下旬,在上海的外事活動中,他親眼目睹了中共的「首長」們如何飛揚跋扈,享盡種種特權,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們又如何心安理得地乘機「海吃海喝」。而在蘇北故土,他卻看到這個飽經苦難的小鎮比當年更加荒涼破落,鎮內外鄉親們還有不少人貧苦不堪,受一群披著共產黨員外衣的新惡霸欺凌壓榨,有冤無處伸。
    面對現實,戴煌憂心忡忡。回到北京不久,他大聲疾呼,無人理睬。一次,在家吃晚飯時,多喝了兩口酒,談起家鄉土皇帝、新惡霸,越說越憤慨,他就向妻子說﹕「如果我們黨內有個類似革命委員會這樣的組織就好了,專門來革黨內弊端的『命』就好了。」妻子隨即把他呲了一頓,說他想入非非。
    同年十月,蘇軍鎮壓波蘭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亂」。他認為,發生這樣的流血悲劇,最重要的因素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對蘇聯和本國的許多問題感到的不安和憤慨。他擔心,如果再不積極變革,中國也難免發生類似的悲劇。他「決心履行一名共產黨員的義務,向黨的最高領導層敞露胸懷」,重點提出「神化與特權」的問題。於是,他著手給「毛主席並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寫一封長信。這時聽到了全黨即將整風的報告,他覺得「這封信沒有寫下去的必要,而把振興黨風的希望寄托在即將到來的整風運動上。」但是,這希望很快就完全破滅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整風運動」大張旗鼓開場後,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熱烈響應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號召,「大鳴大放」,幫助共產黨整風。誰料到,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執筆的社論,公然背信棄義,吹響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號角。正當戴煌感到惶惑時,中共領導人彭真給北京市黨員幹部做報告,說甚麼「『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常提,這叫做『內外有別』」。他並代表黨中央保證,黨絕對不會把提意見的黨員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混為一談。
    戴煌深受鼓舞,於是在一次又一次鳴放會上「把一年來鬱積於胸的種種思考和盤盡托。結論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話與特權』。」當時他不可能知道,彭真代表黨中央所作的動員報告和保證,不過是忠實地執行了毛澤東「引蛇出洞」的「陽謀」。他自投羅網,當上了新華社僅次於李慎之的「大右派」。「一夜之間,新華社大院裏就糊滿了五顏六色的檢舉、揭發和責罵我的大字報。我的妻子也貼了一張大字報,說我要組織成立《中國共產黨革命委員會』。接著就是沒完沒了的大會小會批判。」戴煌不服,主動拿出了那封還沒寫完的給毛澤東的長信,「以昭心跡」。他再次自投羅網,這份「萬言書恰恰成了他「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鐵證。他受到「二類處分」,撤銷原有職務,實行監督勞動;開除黨籍、開除軍籍,剝奪軍銜。自五八年四月起,每月一五五‧七五元的工資改為二十八元生活費。
    這時,戴煌已是兩個小女兒的爸爸,大的才三歲半,小的剛滿十個月。妻子是十四歲就參軍入黨的戰友,現在提出離婚,小女兒歸她,大的歸爸爸。突然面臨妻離子散,戴煌也不得不同意,只待上級批准。小女兒隨外婆到大連去投親靠友,大的暫時跟媽媽。
    四月中旬,戴煌和新華社另五位編輯難友到達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在農墾部王震將軍屬下的八五零農場云山畜牧場第三生產隊,和先頭到達的一些中央部門的「右派」會合。這些「新相知」中,不乏知識界的精英和出生入死的革命軍人。其中有原東北魯迅藝術學院院長、畫家楊角夫婦,《人民畫報》副總編輯、漫畫家丁聰,美術評論家和書法家黃苗子,外交部禮賓司司長王卓如,老《大公報》駐美特派員朱啟平,電影演員李景波、張瑩等。
    戴煌用全書近一半的篇幅記敘了北大荒流放的全過程,字字血淚。「監督勞動」從一開始就是十分艱苦的。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風,樹枝編就的草炕擁擠不堪。吃的是窩頭、玉米渣子、黑麵饃,沒甚麼菜,甚至連鹽都缺少。最初的勞動,是在完達山腳下的田野上,十人一組,像牛馬一般拉拽二十四行播種小麥。隨後就修築名叫「五一水庫」的土壩。刨土、抬土、打夯,勞動強度很大,每天十幾個小時。負責監督的指導員朱大麻子蔑視和厶と说淖饑溃_口閉口漫罵大家是「土匪」、「俘虜」,任意強迫大家餓著肚子延長勞動時間。耿直不改的戴煌建議停止強迫勞動和強制「放衛星」,朱麻子根本不理會,反而打擊報復。一天,由於凍土層太厚,五六個人一排猛打「排字鎬」,凍土也紋絲不動。眼看當天的土方任務無法完成,朱麻子決定爆破,匆匆派一人去給炸藥包安雷管,結果這個「右派」炸得粉身碎骨。
    正當其時,北大荒的太上皇王震發出號召﹕「進軍完達山,拿下二十萬方優等木材,保證首都十大建築的需要,向新中國建國十週年獻厚禮!」各大農場立即組織起三千多名復員專業官兵,挺進完達山林區。云山畜牧場也派出一支由一百多名「右派」組成的伐木隊,深入完達山南麓的原始森林進行伐木大戰。「這些人中絕大多數都沒見過原始森林啥模樣,更甭說對又高又粗的大樹拉大鋸劈大斧了。」「黨的領導」根本不顧「右派」的死活,倉促上馬,一味蠻幹,幾天之內就砸死了四個人,其中包括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經理劉琛,他是一九三六年東征中參加革命的。死者一律草草掩埋了事。
    在朱麻子之類「黨的領導」下,戴煌和「右派」難友們成了地地道道的奴隸。口糧越來越少,勞動時間越來越長。耳邊聽到的是﹕「完不成定額,就不準吃飯,不準收工!」「就是天上下錐子,你們死也得死在這裏!」奴隸們被迫豁出命地從事力不勝任的勞動。戴煌常常仗義執言,頂撞「領導」,又對「三面紅旗」等一系列禍國殃民的方針政策有所非議。他「強烈憎恨那些殘酷無情地強迫我們這些人以垂危之身『挾泰山以超北海』的農場奴隸主式的人們,也同樣憎恨我們這支魚龍混雜的隊伍中出賣人性助紂為虐的鷹犬們!」他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多次受工傷,照樣強迫勞動。他們還一再組織批判會對他進行圍剿,威脅要送他去勞改,永遠不給摘「右派」帽子,等等。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云山畜牧場集中全場三四百名「右派」,開第一次摘帽大會。被摘帽的約佔總人數的十分之一。戴煌得到的卻是對他最徹底的否定﹕「黨把他培養了這麼多年,可是他從戰爭到和平,從國內到國外,沒給黨幹過一件好事,反而練出了一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本領!」
    這時每月的口糧已降到三十斤,人人不是苦乾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腫。夜盲、形呆、暈倒雪地、薰倒於炭窯,層出不窮。「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國家幹部、共產黨員、知識分子,現在通通變成了掙扎在社會底層的奴隸!」他本人也得了浮腫病。有一次大便後,他就暈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蓋滿了鮮血的糞便旁,幸虧被人及時發現,才沒有被凍成「冰乃伊」。但他還得照樣參加燒炭「搶窯」的危險勞動,一次次被薰倒在窯內還在冒煙的木炭旁。若不是同窯的難友急救,他「也許在昏厥中就離開這個『悲慘世界』了。」
    一九六零年五月,他們這幫一陣大風就能吹倒的人,又挑著沉重的行李和勞動工具轉移,途中由於不堪忍受的殘酷虐待又死了兩個人。一個是四十來歲的佟藹成,原一機部子弟學校校長。妻子和他離了婚,給他丟下幾個孩子在北京,他根本養活不了他們。他極為愧咎與哀傷,曾在一座空炭窯裏自殺未遂。這次,他是用自己的褲腰帶,在一棵小樹上吊死的。第二位叫趙琪,也是四十來歲,原交通部幹部、共產黨員,也是被妻子所拋棄的人。他倒在半路上的水窪地中,「領導」拒絕救援,他就死在風雨地裏了。
    其後一個多月,陰雨連綿。奴隸們淋著雨,在稀巴爛的地裏搶挖排水溝,每天定額二十立方米。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帶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為「泡將」,剝奪吃飯權,甚至捆罰打罵。戴煌不顧一切在會議上公開反對,爭取改善全體奴隸的命運。這時他本人沒有拐杖就不能挪步,每走一步,全身的骨節縫都痛如錐挖針刺。他悲觀絕望,疼得實在沒法忍受了,突然高舉起雙臂,瘋狂般地呼喊﹕「請黨來槍斃我吧!……黨如能早日結束我的生命,我將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大笑三聲……」
    一九六零年六月上旬,他應妻子的要求,辦了離婚手續,反倒感到平靜一些。七月又患起了痢疾,還拉血,「魁偉壯實的大漢成了一根細長桿兒,體重由一百九十六斤銳減到九十二斤」。醫生著急要他立即住院治病,奴隸主們就是不批,他也不能歇。這時,每天的口糧定量只有七兩帶皮的原糧了,到了見吃如命的地步。晚上一下了工,四處找野菜,挖蘆根,掏鼠窩。
    國慶過後,云山畜牧場場部決定在大雪封地之前,發起一場突擊收割大豆的「大會戰」,這種玩命的任務照例落在一百多名「老右」身上。飢餓浮腫的奴隸們挑著行李,踉踉蹌蹌地趕向小雲山,深夜才到達。十月三號這天是大會戰中的「大突擊日」,一天下來,「突擊隊」根本無力完成每人必須割完五畝大豆的「決死」令。直到天黑才收工,在風雪中東倒西歪地往回挪,一路上倒斃了七個人。其中有當年負責保衛天安門的高射炮營代理營長兼營參謀長孔祥忠上尉,還有在朝鮮戰場上立過戰功的馬競亮。七個「老右」的遺體捆在一輛平板馬車上,就拉到小平山的後坡去了,連張裹一裹尸體的草席都不給。
    美麗的北大荒,一夜之間,成了慘無人道的死亡場。奴隸主們非但沒有從這大批死亡中吸取教訓,反而搬出老祖宗的家訓告誡奴隸們﹕「要斗爭,就得有犧牲!這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會經常發生的!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壞人煽動!」他們繼續人性滅絕地作踐奴隸。與戴煌同屬一個班的共青團員羅相成已「三度浮腫」,醫生給開了病假條,排長卻逼迫他出工。小羅手裏拄根棍,在鵝毛大雪中慢慢向前挪。等他到達工地,已是開午飯的時間,排長破口大罵,不許他打飯。戴煌把自己少得可憐的口糧分給他一半,小羅還是奄奄一息,兩天以後「就長離人世,留下了他那在北京的懷著他時就守了寡的孤苦伶仃的老母親」。
    小羅死後不久,雲山畜牧場許多「老右」相繼成為餓殍。有的倒斃在路上,有的活活地餓死在集體宿舍的大通炕上。其中有解放軍軍官,有歸國華僑。除了餓死的和因餓而病死的,還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死亡場上究竟死了多少人?農場始終沒有公布過。僅據一個隊的統計員、「摘帽右派」楊崇道中尉說,光是在他那個隊百十來名「右派」中,經他的手寫死亡報告的就有三十餘人,佔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底,中蘇關係破裂後,中共決定中央各部門的「右派」,不論摘帽與否,一律離開距烏蘇里江太近的農場。其中回北京原機關的人,表現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現特別不好的,將由原機關加重處罰。戴煌屬於後者,但是他畢竟死裏逃生,離開了這死亡之海。他的一些難友,本來已全身「三度浮腫」,有的在回北京途中就死在火車上,有的「摘帽」以後也一個接一個死去了。
    二
    戴煌回到北京之後,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間,被派到新華社國際部搞資料工作。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破天荒做檢討,承認這些年「幹了一些蠢事」,還說甚麼「讓人家講話,天塌不下來」。於是,黨中央重新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同時對黨內部份「右派」進行甄別平反。新華社黨組織動員戴煌寫材料,爭取甄別平反,作為對新華社總社近百名「右派」進行甄別平反的第一個「試點」。
    戴煌深受鼓舞,懷著「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的決心,寫出了《回顧我這幾年所走過的道路》的材料,洋洋十萬言,重申了反對「神化與特權」的觀點,匯報了北大荒的遭遇與思考,並大膽闡述了對當前國內外主要問題的觀點。他相信毛主席和黨中央會「從善如流」,從此「改弦易轍」。黨組織對他慰勉有加,不久就通知他黨已決定對他進行甄別。國慶在天安門廣場上,他高舉紅旗,走在新華社隊伍的最前列,使他感到「無比興奮,無比溫暖」。誰料到,事隔僅僅一個月,毛澤東就再次背信棄義,徹底推翻了半年多前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檢討,聲嘶力竭地號召「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打退翻案風」!戴煌再次自投羅網,他的「十萬言書」成了「翻案風」的典型罪證。經過六個月的準備之後,新華社從一九六三年「五一」到「七一」,舉行了一系列的大會小會,對戴煌進行了「再批判」。
    在甄別平反有望的時刻,戴煌選中了一個出身貧寒、比他小十二歲的女工潘雪媛,準備重建小家庭。這個小有文化的姑娘當年曾從大字報上讀到過他關於「神化與特權」的論述,認為他並沒有錯,因此對他目前的境況並不計較,「只要人好,就是一切」。「再批判」之後,他倆都感到大難即將臨頭,在前妻拒絕復婚後,她決定與他立即成家,以備在必要時能夠正式以繼母的身份撫養這時已讀小學二年級的他的大女兒。一個街道工廠的卑微小女工,竟敢冒黨天下之大不韙,以自己的青春與前途去和一個政治「賤民」同命運,共患難,不計得失,不顧後果,這是怎樣的道德勇氣,怎樣的愛心!新華社的某些人卻認為小潘「思想反動,硬要嫁給一個『老右派』」,便唆使二龍路噴漆廠解除了她的出納兼會計職務,強迫她到那個素來不讓孕婦沾邊的噴漆車間去「勞改」。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這是戴煌參加新四軍二十周年的紀念日。再過一個來月,潘雪媛就要生孩子了。就在這一天上午十時半,戴煌接到「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兩年」的處分,並立即被押送德勝門外土城子監獄。妻子得到通知後,沖破新華社官方的阻撓刁難,帶著他的大女兒去探監,給他送行李,叮囑他「不要想不開。我和孩子等著你!」
    兩年勞教期間,勞教所一再遷移。六五年五月,戴煌患急性胰腺炎,經搶救再次死裏逃生。六六年五月,在團河勞改農場解除教養,聽候處理。一個月後,「文革」爆發,新華社領導癱瘓,他的問題無人過問,於是他便成了一個「二勞改」的「留場就業人員」。六六年冬,又調到北京市管轄的清河農場,先在五八一分場勞動兩年。每天面對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匯報,三呼「萬壽無疆」和「永遠健康」。戴煌感到痛心疾首﹕「我們這個號稱以『解放全人類』為己任的政黨,迷信墮落到如此地步!」
    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的「一號命令」下達。北京的大批幹部被驅趕到「五七幹校」,戴煌隨同其它「政治犯」,則被上面架著機關槍的一列列火車,送進了漫長而更加黑暗的隧道。
    這隧道在山西。不是在監獄裏推土燒磚,就是在勞改工程隊當小工。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事件發生後,又被調到太原城內同一個工程隊的二隊,仍然做木工,又兩次負傷,在進入漫長的隧道之後,第一次正式得到工傷假條。「實際上,我們遠未能獲得人世間最起碼的自由權利,而只能在黑越越的似無盡頭的隧道中磕磕踫踫地向前摸。」他通過勞改系統上轉的申訴材料均石沉大海。一九七八年在快速推土燒磚時,他的左肋又一次被打斷。
    這十幾年中,在共和國的首都,在另一條暗無天日的隧道中,新婚的妻子潘雪媛帶著孩子經受了人間罕見的磨難。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戴煌被關進監獄的第五天,她為了省住院費,一直拖到最後一刻才去產科醫院。「她一個人孤孤單單地躺在病床上,既不喊,也不叫,以極大的毅力忍受著劇烈的疼痛。」她失去了知覺,醒來時候孩子已經出世了,是一個早產一個半月、極度瘦弱的女嬰。
   子宮頸的血管在擠壓衣胞時斷裂,產床對面兩米多遠的白牆上已被噴射了一片鮮紅的血。她剛出院,新華社房管組就強迫她搬家,她和新生兒「為偉」就搬到一間九平方米的西曬的小屋,用磚頭支撐起幾塊長木板當床。
    有一個月,孩子生病,雪媛陸續請了十幾天假,所以只領到十天的工資。她還去向同事們的借款,再繳新華社的一元零八分錢的房租和水電費,只剩下一塊六角二分錢了。靠這點錢,母女倆苦度了半個月。為了讓為偉每天還能喝飽棒子麵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廠食堂光喝那不要錢的米湯或麵湯,餓得臥床不起。這個小女工很要強,「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個人樣,決不讓貧窮壓垮,決不給戴煌丟臉。」幸虧戴煌從勞教所休假回家,帶回了三個月積攢的工資,才度過危機。盡管這筆錢為數不多,這位富有愛心的妻子還從中拿出十元,匯給戴煌在家鄉的老母,幫老人家度過中秋節和自己的生日。
    「文革」浩劫來臨,「大右派」家屬潘雪媛在工廠受到圍攻,「監督勞動」,她的日子就更難過了。她已二次懷孕,「照樣還得每天在露天下,清除醫用大洗衣機腿上的銹,肚子大得蹲不下去而只得雙膝跪著。」一位老師傅實在看不下去,讓組長把她調進車間搖臂鑽上幹活,偏偏又給一個小伙子冒失鬼拿著調動火車的大手閘耍弄時打在肚子上,第二個女孩子就早產了,又一次危險地大出血。這時,戴煌還在太原勞改,便給孩子取名「晉京」。
    小晉京一天天地大了,在這恐怖又貧病交迫的歲月,雪媛的身體卻越來越不行了。她在搖臂鑽上打眼時,經常暈倒。一九七八年春節臨近,戴煌得知妻子病重,便請準了假趕回北京。回到家中,他發現妻子已有些神志不清,而兩個孩子在學校學習都名列前茅,卻因為父親是「大右派」受到歧視。同時,又得知家鄉的親人也受株連,慘遭涂毒。母親不勝悲憤而死,二哥也被人活活整死。戴煌不得不「一邊照料病重的妻子和兩個上小學的孩子,一邊到處上訪,力求盡快結束我在漫長隧道的歲月以回到妻兒的身邊」,卻到處踫壁。
    一九七八年九月,感謝胡耀邦討回歷史的公正,中共中央發布了「右派」改正的文件,十二月新華社才做了戴煌「被錯劃為右派的改正決定」,他從二十九歲到五十歲的長達二十一年的黃金歲月煙飛灰滅。
    戴煌不是甚麼「階級敵人」,而是「雖九死而不悔的」忠貞不二的共產黨員。「九死一生」也決不是文學語言的誇張,而是這一苦難歷程的真實寫照。出版者不是甚麼「離經叛道」的小出版社,而是堂堂的中央編譯出版社。這部紀實文學的可信性是官方的宣傳部門也不可能質疑的。
    《九死一生》不僅是戴煌個人和難友們錐心泣血的苦難史,而且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人間地獄的全景。戴煌所熟悉的但丁的地獄固然觸目驚心。但畢竟是詩人想象的幻景。戴煌在其中長年受難的死亡場和漫長的、暗無天日的隧道,卻是現世不折不扣的赤色人間地獄。這也不是唯一的一座地獄,而是遍布中華大地的連鎖地獄的一環。回顧北大荒兩年零八個月的殘酷流放,他感到「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動的小說家,恐怕也很難想象出在我們這個又進行了整整十個年頭『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國家裏,會發生如此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黑暗與恐怖。」
    當年左拉的《我控訴》勇敢地仗義執言,譴責一個製造德萊弗斯冤案的法國軍事當局,從而贏得了整個文明世界的崇敬。《九死一生》控訴的是一個刻意製造了千百萬件冤假錯案、置千千萬萬人於死地的專橫暴虐的極權體制。作者為當代中國歷史所作的血與淚的見證,其意義遠勝於《我控訴》,而足與司馬遷的巨著《史記》媲美,永為世世代代鑒戒!戴煌和潘雪媛,這對患難夫妻,是一個專制主義和奴隸主義扼殺人性的年代稀有的頂天立地的異物,不愧為「威武不能屈   ,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光輝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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