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季

　　　　　　　　　　　　　　　　·汪晶晶·

　　父亲去世的这些年，母亲常提起，要我写点什么，纪念纪念父亲。我的父母，我的兄姊，全都是学医的，连现在的第三代也都一样。只有我一人，违了祖训，学了文。写点什么，纪念纪念父亲，对我来说，本是一件责无旁贷的事。

　　只是每每提起笔，我才发现，我对父亲，其实一无所知。脑海中唯一时时浮现，能供我写的，竟然全都是父亲当年不幸“犯”下的那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这真是一件令我万分悲伤且又无可奈何的事。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父亲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那时候，“资产阶级”和“反动”那几个字眼挺触目惊心的。特别是像我这样“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据说整个是在“蜜罐子”里泡大的人，睁开眼时，帝国主义已经“夹着尾巴逃跑了”，根本就没怎么见过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对“反动”二字更有一种本能的恐怖。突然间发现“反动”的“资产阶级”竟“睡在自己身旁”，当然大吃一惊。

　　等到几年之后“清理阶级队伍”开始，父亲被关进“牛棚”时，我才注意到，“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已经完全不是什么罪名，简直变成了一个褒义词了。要是那时候，我站在毛主席像前，代父亲请罪时，说一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工宣队指挥部的人准会勃然大怒，以为我是想轻描淡写，蒙混过关！

　　父亲住的那个“牛棚”就在他工作的那家医院的太平间的旁边，是一溜整齐的平房。“牛棚”中虽然关满了大大小小，几十名“牛鬼蛇神”，父亲却是其中级别最高，罪行最多，罪名最大的。按工宣队的规定，牛鬼蛇神们的家属一般不得探视，如果要探视，必须先站在工宣队指挥部中毛主席像前“请罪”。我那时是全院牛鬼蛇神的家属中去探视去得最勤的一个。我几乎每隔一天，就去看父亲一次，给他送饭菜，送换洗的衣物，还帮他做门诊部和室外花坛的清洁。我的这些“自觉自愿改造世界观，改造思想”的举动，工宣队指挥部的领导们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便在全院大会上表扬我，让全院牛鬼蛇神的狗崽子们都向我学习，争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因为去探视父亲去得多，在毛主席像前请罪请得频繁，父亲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罪行”和那些冗长，咬口的罪名，以及那些罪名的排列顺序，便被我背得烂熟。只要有人在我面前树起一张天安门城楼上挂的那种毛主席无比慈祥，亲切的画像，让我在两米开外处虔诚地低下头，我便会清晰，响亮，抑扬顿挫，一字不漏地背道：“……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老牌历史反革命，罪大恶极的青红帮头目，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老奸巨滑的漏网大右派ＸＸＸ的狗崽子ＸＸＸ向毛主席请罪并请求探视……。”

　　父亲本是一名医生，本职工作应该是治病救人才是。而且父亲还是个熟读古书，深谙韬略的人，在朋友的圈子里一向被誉为识时务的俊杰。他怎么会犯下这些“滔天”的“罪行”呢？每每想到父亲的那一条条“骇人听闻”的“罪名”和那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我便惶恐不安，也纳闷万分。帮父亲做门诊部清洁时并无人在一旁监视我们。我便轻声地和父亲“交心谈心”，用我们伟大的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贯政策”启发父亲。

　　现在回想起来，多亏有“牛棚”中那一段和父亲“交心谈心”的难忘时光，那使得我至少还比母亲，兄姊们多知道一点父亲曾不幸“犯下”的那一条条“罪行”后面隐藏的故事。

　　父亲的第一项“罪名”，“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汉语词汇，要定性，定案颇不容易，逐字剖析就更困难。父亲出生于辛亥革命的硝烟刚刚散尽的民国二年，在“万恶的旧社会”生活了三十六年，当然是那个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而在“万恶的旧社会”，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多党制。几十年如一日，竟一直是“独夫民贼”蒋介石的一党独裁，一人专政。父亲无法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当然也就只能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了！好在据父亲的记忆，“残渣余孽”还不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父亲童年的时候，那些恐惧共和制，留恋文言文，心疼长辫子，整日以泪洗面，惶惶不可终日的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也曾被人这样骂过。

　　既是古已有之便不必太激动。这第一项“罪名”是“令人信服”的！父亲对此“供认不讳”！

　　父亲的第二项“罪名”，“老牌历史反革命”，则完全可以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中推论。既是在“万恶的旧社会”生活过三十六年，又没有“干革命”，那所干的事情当然只能是“反革命”，因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不革命就只能是反革命！而“反革命”的行为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已属过去完成时，那自然只能是“老牌历史反革命”了！

　　父亲的第三项“罪名”，“罪大恶极的青红帮头目”，却不幸完完全全是张冠李戴！

　　一九四九年前，父亲曾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在战争年代，在伤员层出不穷的时候，外科医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职业。一名在战场上工作过一年的外科医生能得到和平时期一名外科医生五年乃至十年都得不到的手术机会。除此之外，父亲之所以能在而立之年便踌躇满志，少不了还得感谢老师的提携。

　　父亲的老师是一个身材不高但却结实，精干的小老头，别看人长得其貌不扬，那一双手却灵巧得令父亲赞叹不已！那人是蒋介石的保健医生。和大多数靠玩弄权术而得志的极权政治家一样，蒋介石不是一个对凡人，对下属和蔼可亲型的领袖。在他身边待过的人，对他的恐惧远大于敬和爱。父亲的老师算是个例外，蒋介石对他从不称名道姓，只是亲亲热热地管他叫“狗熊”。别看蒋介石表面上的崇洋媚外，娶的夫人英文比中文还好；他自己身体上有什么要动真格的毛病，是从不准外国人碰一下的，那是“狗熊”的“专利”！

　　父亲每次从前线到后方休息，“狗熊”总要设一丰盛的宴席为父亲接风洗尘。宴席上当然还有别的陪吃者。久而久之，父亲知道，宴席的处所和在座的其他陪吃者都是一个被称作“青帮”的组织中的人。除吃饭外，父亲和“狗熊”本人与那“青帮”并无任何别的瓜葛。

　　到了五十年代，开始批判“反动的道会门”。父亲通过反复学习，终于可喜地提高了认识。他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如实地交待，自己曾在“万恶的旧社会”多次在“青帮”们所开的饭店中吃过饭……。其实父亲不说，党本来是不知道，也不大可能知道的。因为吃饭的人中，除父亲一人外，全部在一九四九年离开了大陆，当然更包括“狗熊”本人。父亲一说，党倒把这一“罪行”记住了。那一时期，我们伟大的党又空前绝后地繁忙，数亿人民都要分成左中右，要记的事，实在是太多太多。慢慢地，就开始张冠李戴了……。

　　父亲的第四项“罪名”就更让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了——父亲的职业被人们赞美成“白衣天使”，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父亲怎么会一下变成“双手沾满新四军鲜血的刽子手”呢？

　　却原来那项“罪名”的后面确确实实有一段令父亲回忆起来唏嘘不已的辛酸往事。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父亲受国民党某空军医院委托，到苏北陈毅某部去接收伤病员。父亲去的地方估计就在《沙家浜》的附近。只可惜父亲接的那些伤病员远不如《沙家浜》中的伤病员们幸福。《沙家浜》中的伤病员居然遇上了那样善良，慷慨，且家中还颇为富有的沙奶奶，能让他们“一日三餐九碗饭，一觉睡到日西下”。更有那足智多谋的阿庆嫂，能在小小的茶馆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为伤病员寻医找药。那些幸运的伤病员们不仅全部伤愈归队，无一死亡，最后还能变成顶天立地的“十八棵青松”！而父亲接收的那些伤病员，境遇却悲惨多了。几十年后回忆起来，那惨景仍历历在目。以至于后来，父亲每每听到革命文艺战士们满怀深情在台上高唱，“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时，总忍不住感慨万千地闭上眼，摇着头，叹几口气。父亲接收的那些伤病员都是伤势极重的外伤，没有及时地做手术，以后又缺医少药，甚至连生存的基本食品都无法保障。而国民党的上层原本就无意和共产党真心合作。他们盼望的正是那些伤病员能在路途中“自然死亡”，因此有意不让接收人员带足必需的药品。在那种情况下，父亲纵有再精湛，再过人的医术，也不可能有回天之力。

　　就父亲自己而言，到新四军的驻地去“工作”，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中国本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古老文明的礼仪之邦，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本是国人一贯的优良传统。不幸这一传统二十世纪以降便丧失殆尽，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手中更是荡然无存。国共双方合作时，来使被斩是常事。父亲自己能活着去，活着回，还带回了活着的伤病员，那只能说是奇哉幸事！那类事在一九四九年前对父亲来说，不过是每天的日常工作而已。解放以后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一向党和人民交待。不料父亲当年的一位同行者，自然也是医界的同行，和父亲一样，在一九四九年前没能离开大陆，其后自然也躬逢文化革命。在清理阶级队伍前后父亲的这位昔日同事奉命观看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突然触景生情，说他和父亲当年接收的那些伤病员，三分之一在途中死亡，另三分之二也前景不堪，绝无可能变成“青松”！那人被关进“牛棚”不久便详细地“自首”了，翘首盼望良久，却始终未盼来“坦白从宽”，最后还是“自绝于人民”了。父亲不幸受其牵连，无端地多了一项“令人发指”的“罪行”！

　　父亲的第五项“罪名”，也是最后一项“罪名”，“漏网大右派”，其“作案”的时间离着清理阶级队伍最近。那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时的事。父亲记得的当然也就最清楚。

　　且说一九五七年的夏天，本是“太平盛世”，家乡Ｗ市的市委统战部突然在著名的璇宫饭店举行了一次极为隆重的“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鼓励与会者大胆地，坦率地，毫无顾忌，毫无保留地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

　　会议的组织者态度诚恳，可亲，耐心，热情，还为与会者准备了美味佳肴。Ｗ市的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市委统战部长，均莅临会场。Ｗ市的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专门辟出八版号外，用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发言的上方是发言者的现场照片，发言的下方是发言者的亲笔签名。那场面真可谓是洋洋壮观，举世瞩目！

　　与会的那五十余名“各界知名人士”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在“万恶的旧社会”，他们也同样是“各界知名人士”，却从未见到过如此感人肺腑的阵势。那专横跋扈的国民党哪有共产党这般虚怀若谷的海量！于是，那些被邀的“各界知名人士”们你一言，我一语，真心实意地帮共产党提起意见来，还真以为“我们的党”会接受这些意见，通过改进而变得更加伟大，光荣，正确起来！

　　父亲天性是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一向讨厌聊天，谈话这类他认为是浪费时间的事。整个与会者中，只有父亲一人缄口不语。其时坐在父亲身边的市委第一书记耐心地启发，开导了父亲半天，让父亲千万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父亲老老实实地对那位市委书记说，“……我是一个脾气急躁的人。做事快，说话也快。……要是真的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过不了夜就对党提了。……共产党的组织比国民党完善得多。省里有省委，市里有市委，卫生局和医院还有党委，党委下面还有支部……。这些层层的领导人还是什么别的事都不干，整天全心全意地为党操劳的人。我要想对党提意见，方便得很，用不着等到开这样隆重的会再提……。”

　　就这样，父亲在那个惊天地，泣鬼神的会议上白白吃了党请的一顿美味佳肴，却始终没有发言。《长江日报》那八版号外，也只能在父亲的照片下留下一块尴尬的空白。

　　父亲生平讨厌开会，所有和医学无关的会，过目即忘。却唯独那一次的会，想忘也忘不了！几个月之后，一个崭新的汉语词汇走进了“各界知名人士”们的生活。和父亲同时与会的一共十三名医药卫生界的知名人士，十二人被划为“右派”，罪名是在那次会议上“猖狂地向党进攻”！他们的职务全部被撤销，两年前刚刚制订的工资级别被下降两至四级不等。其中境遇最差的“极右”，被勒令即日离开Ｗ市，迁往边远山区……。在那十三名与会者中，父亲还算是年轻的，那一年，父亲还只有四十五岁。

　　父亲“漏网”之后，当然比那些与会的“同犯”们生活得幸福，美满得多，算得上“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了！到文化革命开始时，父亲一直是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父亲在那次会议上居然没有发言的事，在“反右”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在Ｗ市的医药卫生界变成了一个“神话”。有人说，父亲没有发言是因为一大批当时在Ｗ市工作的“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父亲的病人，是他们嘱咐父亲不要发言的。也有人说，父亲没有发言是因为母亲是“高级”知识分子中难得的“老”共产党员，事先听到了什么风声……。

　　这些解释是否属实，我不得而知。在“牛棚”中陪着父亲做清洁的时候，我也向父亲提出过同样的问题。父亲只是苦笑了一下。他说，“……和那些朋友比起来，我今天当不了医生，做做清洁，也是该的……。爸爸那时要是……真的当了右派，你可就惨了！你……最小，那时好像刚刚才进幼儿园……。”

　　说句实话，父亲的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我那时虽然每天都是独自一人上“牛棚”去探视父亲，心中却并不怎么觉得孤独——我们家住的那栋楼，几乎家家户户的男主人都住在“牛棚”里。

　　和那些邻居们比起来，父亲住的简直是五星级的“牛棚”！

　　第一，父亲虽然被关进“牛棚”，工资却能照发，一分也未扣。这在我们那栋楼的邻居中是一个奇迹。父亲的工资从一九五五年工资改革之后就是每月二百四十多元。有一阵，父亲在“牛棚”中除做清洁之外还兼打上下班铃。有一次，我正在毛主席像前代父亲“请罪”，父亲拉的铃声清脆地响起。工宣队指挥部的领导义愤填膺地对我说，“你的父亲不好好改造怎么得了！他拉这一下……，就是两块多啊！”我默默地在心中算了算，每天拉四次，可不是一次就是两块多！想到党和人民的钱就这样在父亲拉铃的过程中被白白地浪费了，我只能更沉痛，更虔诚地低下头。

　　第二，父亲虽落难于“牛棚”，想吃什么，我就能给他送什么。放在饭盒里的东西，医院的工宣队员从不打开检查，哪怕是山珍海味。在牛鬼蛇神们个个面如菜色之时，父亲却一直白白胖胖，红光满面的。

　　第三，父亲住的“牛棚”，我敢说是咱们全中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要文斗，不要武斗”，贯彻得最好，执行得最不走样的“模范牛棚”。父亲住进“牛棚”后，参加过无数次批斗会，却从来没有挨过打。

　　有一次批斗会，其他的牛鬼蛇神们全都老老实实地低着头，父亲却抬起头，环顾四周，把整个批斗会场看了一遍。那是不是他年轻时在无影灯下养成的习惯，我不得而知，总之工宣队的人不大高兴，便示意站在父亲身后的那位红卫兵——恰好是父亲的一位学生——按住父亲的头。父亲大约是不太习惯有人按他的头——事实上除了“中国人民”的那位头不受控制，不停摇晃的老朋友，宾努亲王之外，正常人类中谁也不会习惯有人竟按住自己的头——，便本能地回头看了那学生一眼。不想那学生竟当时便低下头，仿佛他自己是牛鬼蛇神一般，给父亲道了一声歉。为了那声道歉的话语，那学生自己险些沦为阶级敌人！

　　第四，父亲在“牛棚”待的时间最短，他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进的“牛棚”，到一九七零年一月，和当时被关进去一样，又莫名其妙地被“解放”了。而且一“解放”还被荣幸地调往“三线”工作。

　　而父亲的那些老邻居们的境遇……就悲惨多了！

　　住在我们家楼下，二楼的孙伯伯，孙家齐，是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解放以后被党和人民任命为卫生局的副局长。那老头是个温文尔雅，德高望重的大好人。照父亲的话说，孙伯伯比共产党自己还热爱共产党，还一向颇有“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风度。

　　不料清理阶级队伍一开始，一夜之间天外飞来横祸。

　　一向奉公守法的孙伯伯变成了研制美帝国主义细菌弹，双手沾满中国人民志愿军鲜血的刽子手。据调查，美帝国主义用于朝鲜战场的细菌弹竟是他老人家亲手研制的！孙家本是“光荣人家”，孙伯伯的二儿子，剑飞哥，就是在抗美援朝的前夕参军的。他老人家居然帮美帝研制细菌弹，还专门用于朝鲜战场，那不是存心想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么！

　　老头绝望了，欲辩无语，只能找个月白风清的黑夜，用剃须刀切断颈动脉。对一位医学专家来说，确定自己颈动脉的位置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孙伯伯找得准确极了。动脉的血涌动着，喷薄而出，直射蚊帐的帐顶……。

　　孙伯伯自杀的第二天，工宣队押着父亲出外，为“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某重要“勤务员”会诊。开车的司机恰好头一天有幸运送过孙伯伯。同行的工宣队员询问司机，车中何故有这等美不胜收的血腥味。司机便津津有味地谈起了头天晚上的奇遇。父亲在一旁惊骇得手足冰凉……。

　　孙伯伯大难不死堪称是我们那栋楼的另一个奇迹！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第二次回国探亲之前，孙伯伯才去世。只是在生命最后的那段岁月里，他老人家不得不在赤日炎炎的三伏也套上高脖子的衣衫——只有那样才能勉强地掩盖伤痕，更好地“目光向前看”……。

　　住在我们家楼下，三楼的张伯伯，张世恩，是京剧院的名司鼓。

　　文艺界的红卫兵小将比卫生界的同行要凶神恶煞多了，而且动手的本领高强。那老头生性又倔强，究竟挨过多少打，恐怕他自己的亲人都无法知道。那老头平素好抽一口好烟，好吃一口好菜。夫人和女儿便买回廉价的“大公鸡”拆开，换上高价的“大中华”；再把烟盒封好。然后在榨菜下面密密麻麻地埋进广式香肠，送进“牛棚”。不料，京剧院的那些红卫兵小将和工宣队员的革命警惕性比医院的那些战友们高多了。他们居然把烟盒拆开，把榨菜倒在桌上检查。自然，这样一来，大中华香烟和广式香肠便不可避免地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张伯伯只能颤微微地举着香肠和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像”前良久伫立，请罪，直到工宣队没什么兴趣看他为止。

　　在“牛棚”中和张伯伯同室而卧的是京剧院的前院长高百岁。想那高百岁，倒退个二三十年，在中国的京剧舞台上也算得一名叱咤风云的名须生。某一日，张伯伯黎明即起，却发现那高百岁浑身冰凉，已不知在何时，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

　　不过境遇虽然悲惨，张伯伯那人却是条宁折不弯的好汉。传说有一年，Ｗ市奉命接待非洲某国元首。该元首曾在中国学过多年汉语，点名要看南派武生的传统剧目《三岔口》。不料整个Ｗ市京剧界的“革命文艺战士”们竟无人能背出《三岔口》的锣鼓经。工宣队带着戏校的革命师生，把张伯伯从“牛棚”中拖出来，让他将功折过，立即背出《三岔口》的锣鼓经。那老头横眉冷对地看了那些革命群众一眼，用字正腔圆的京白，高声地背诵起毛主席那光辉的《老三篇》来……。

　　清理阶级队伍中，张伯伯被定为“戏霸”。直到一九七三年，党的“十大”召开之后，张伯伯才算“解放”。刚一“解放”，张伯伯又不安分守己，居然千里迢迢跑到Ｓ市去看望他昔日舞台上的老搭档，著名的须生周信芳。那周信芳比他当年的司鼓更惨，整个家都抄没了，只能住在自己家昔日的车库里……。

　　要论说起来，张伯伯确实比那周信芳还略幸运。张伯伯晚年虽患老年性痴呆，谁也不认识，却顽强地活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那周信芳却在一九七五年就含冤辞世了，连自己的“解放”都没能看到！

　　父亲比孙伯伯，张伯伯都年轻。父亲是一九九一年的十二月间病逝的。假如不是患癌症，他一定还能多活几年。

　　父亲去世之后，按“党和人民”的有关规定，他的骨灰有资格存放在一个被称为“九峰山革命公墓”的地方。那地方是Ｗ市的八宝山，通常只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有资格把骨灰存放在那里。像父亲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是点缀性的凤毛麟角而已。

　　哥哥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四下看着。九峰山革命公墓存放骨灰的地方比Ｗ市寻常百姓们的归宿——昔日的扁担山、莲溪寺，今日的石门峰——要宽敞、豁亮得多。阳光明媚，空气清新，而且还有高屋建瓴之势。骨灰室的管理人员帮着哥哥，很快就为父亲找到了一个“风水”极好的所在。哥哥打开玻璃门，做完清洁，便小心翼翼地把父亲放了进去。

　　不料母亲刚想带着我们兄妹四人给父亲鞠个躬，哥哥突然发现，父亲的邻居竟然是Ｗ市当年级别最高的，共产党的市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七年夏天，璇宫饭店的那个“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就是在这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这一发现非同小可。为了父亲在天堂中的宁静和安息，哥哥毅然决然地把父亲重新抱出。寻找了半天，哥哥才算为父亲找到了另一方水土。父亲现在的邻居是过晋源教授——同济医院原内科主任——一个只会读书，不善钻营，和父亲一样毕生和政治，政权都没什么关系的老头。父亲和他为邻，能磋商医学，还能各保平安。

　　天堂中拥挤着那多中国人，按他们世世代代遗传了数千年的没记性的坏毛病，谁敢保证，他们在那里就真的不再搞“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呢！

　　父亲被关进“牛棚”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事。那之前的几天，我刚刚在浑然不觉之中度过了自己十五周岁的生日。十五周岁，照如今那些幸福得常常不知所措的孩子们的那些甜蜜，可爱的话语形容。那本该是我的花季……。

　　何其壮哉，我的花季！

　　一九九九年九月

　　为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写于德国不来梅